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临终枕边 她们仍在等那声道歉
人进大门呵呵笑，我进大门眼泪流
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片尾曲《九重山》。
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硝烟散去80多载，老病相催的幸存者们，仍未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
在8月14日第七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之际，让我们驻足听一听她们的故事，让世人见证并记忆。
资料图：2018年8月14日，民众走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参观，感受“无声的控诉”。 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噩梦开始于此。”
“她有很乐观的一种心境，爱美会唱山歌，她是瑶族人。”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眼里，广西省荔浦县的韦绍兰是“慰安妇”制度中国受害者群体中，让他印象深刻的老人之一，“尽管经历坎坷，但是非常达观”。
在1944年冬天，24岁的韦绍兰被日军抓走，并被关在马岭镇的“慰安所”。她在“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中说，噩梦开始于此。之后，慰安妇成为了她另一个身份，一生最耻辱的身份。3个月后，饱受摧残的她偷偷逃回家，却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之后就生下了儿子罗善学。
自此，苦难就成了两个人的代名词。因外人的偏见，儿子罗善学至今未婚。
资料图：2019年5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韦绍兰于5月5日辞世，享年99岁。图为韦绍兰老人和他儿子。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但是，老人总是用她灿烂的笑容感染着周围的人。在苏智良看来，韦绍兰那句“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命来看”，感动了无数人，是最朴素、却最有力量的语言。
2010年12月，韦绍兰与儿子罗善学一起赴日控诉，母子二人相继在东京、京都等参加了多场“受害者证言集合”活动。但自1995年中国原“慰安妇”对日索赔拉开序幕迄今，所有案件都以败诉告终。
“我们经常挨打，受到威胁，被刀子割伤。”
被抓走的时候，家住朝鲜半岛的李浩善才14岁。“就在大街上，一些男人抓起女孩子的胳膊，就拖进汽车里”，李浩善回忆称，然后她们就被送往“慰安所”，成了所谓的“慰安妇”。
“慰安妇”是日语中的特有名词，在日语辞典中的解释为“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但显然，这一带有欺骗性的解释，无法概括日军对被占区女性的丑恶罪行。
“我们经常挨打，受到威胁，被刀子割伤。”“很多女孩子都试图自杀，她们在水中自溺或者上吊身亡。”李浩善称，自己也曾想寻死，但最终退缩了。
被炸死、病死、难产死、过劳死、打死、自杀死……在“慰安所”随战事不断转移过程中，死亡的女性不计其数。有超三分之二的人，没等到战争的结束就已殒命。
资料图：2019年5月9日，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汤根珍在湖南岳阳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9岁。图为4月，病榻上的汤根珍老人声泪俱下控诉当年日本人暴行。中新社发 李根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1945年日本投降，“慰安所”在一夜之间“消失”，所有人都懵了。“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李浩善说，自己不认识回朝鲜的路，也不想回去，因为会给家人带来太大的耻辱。“我的脸上写着我是慰安妇。我无颜面对我的母亲。”
后来，李浩善和一名朝鲜族男子结了婚，在中国延吉市沉默地生活了几十年。直到2000年，她在丈夫逝世后才回到了韩国，并生活在一个专门安置原“慰安妇”的“集体之家”中。在多方打听下，她还找到了自己仍然在世的弟弟，并恢复了自己的身份。
故事至此，原本应该走向圆满。但有一天，李浩善的弟弟突然音讯全无。就像她所担心的那样，弟弟不愿再和她有任何联系，他为有一个当过“慰安妇”的姐姐感到莫大的耻辱。
“我不会死，我要永远活着。”
2016年接受采访时，简(Jan Ruff-O'Herne)已是一位幸福的曾祖母。但几十年前，当她鼓足勇气在东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日本人都很震惊——这位荷兰裔澳大利亚人竟也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90多年前，简在荷兰东印度群岛(现为印度尼西亚)出生。1942年，日军入侵岛上后，她与其他9名女性被日军强行带走，日复一日的摧残由此展开。“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下，”简在回忆录中称，摧残和折磨几乎每天都在继续。
在战争结束后，简与一名英国人结婚，并一起迁往澳大利亚。但午夜梦回，那段黑漆漆的日子带来的恐惧，仍在“追赶”她。而她则揣着自己的秘密，小心翼翼地活了50多年。
资料图：2018年8月14日，旅德的韩国和日本民间团体在柏林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制度暴行受害者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二战期间，受“慰安妇”制度毒害的女性数量，达20万以上。但在战争结束后，这项议题却始终无法像其他战争罪行那样公开理性地讨论。直到1991年，简才看到了希望：时年67岁的韩国籍原“慰安妇”金学顺首次揭发日军残暴的“慰安妇”制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
不久后，简也鼓起勇气四处游说，她称“女性不应该在战争中被强奸，战争不应该让强奸变得理所当然。”2015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慰安妇”致歉，并提供数百万美元作为补偿基金，但这些都仅限于韩国受害者。而简和其他国家的人，依然没有讨回公道。
“他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亡，但我不会死，我要永远活着。”说这句话的时候，已过鲐背之年的简表示，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们也会继续“战斗”，决不让这段黑暗的历史，与最后一名受害者一起被埋葬。
资料图：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举行。中新社记者 尹海明 摄
历史亲历者们正在凋零……
“现在，包括教科书在内，写“慰安妇”这个历史真相的越来越少。”苏智良对中新网记者指出，但在1990年到2000年前后，“日本社会和新闻界都积极地调查、反思，推动赔偿，推动日本政府认罪。书店里关于“慰安妇”真实情况的书非常多……”
苏智良表示，中国的“慰安妇”受害者们现在平均年龄为94岁，差不多都接近人生的终点。“个别的老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一切都放下，她认为可以宽恕；但是大部分的老人认为，侵略者不承认，我不能宽恕……”
2019年8月14日是第七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如何纪念那些遭受苦难和耻辱的女性？(制图：雷宇竺)
这些，都只是千千万万个“她们的故事”中冰山一角。如今，历史亲历者们正在凋零，中国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仅剩约18人，韩国仅剩约20人。
“她们的历史”不该被掩埋。只要人们能记住一个故事，受害者也许就不会耻于言说；只要人们能记住一个人，这些行将逝去的事实，或许就能被镌刻成永久记忆的“墓志铭”。(完)
（原题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临终枕边，她们仍在等那声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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