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人 在成都 “两航二代”回忆他们的父亲母亲
“两航二代”回忆他们的父亲母亲 
“北京号”飞机。
“两航”亲历者侯问清。
周世政陆爱敏结婚照。
林伟尧（左一）在香港
“两航”起义已整整70年了。进入耄耋和鲐背之年的老人们，回忆起当年，仍是激动不已，眼泛泪光。12架飞机成功北飞，数千吨器材、设施秘密抢运回内地，那是“两航”爱国员工们共同创造的辉煌，共同揭开了中国民航史上意义非凡的一页。在成都，成飞集团工作的“两航”人最多时有一百多人。我们想尽可能多地去采访这些亲历者们，然而不少人已被时光带走，在世者也因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允许受访，遂请了几位“两航二代”描绘他们父辈的青春年代。
林建华：“黄田坝的第一口水井是父亲设计的”
我父亲林伟尧，是广东中山人，母亲是顺德人。父母早年都随家人从广东来到上海，爷爷和外公当时在上海著名的四大公司任职，都是高级职员并有股份，两人私交很好。两家都家境殷实，外公家的房子是公司分配的，属于欧式建筑，房子顶上还有小阁楼，二楼有马桶、浴缸，一楼外还有天井，可养花草树木。父亲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当时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毕业后去了香港，考入中国航空公司任职员。姑妈姑父也是中航职员，都参与了‘两航’起义。1949年父亲回来后，主动放弃在上海舒适的生活环境，支援三线建设，先后在天津、太原、南昌、武汉等地工作过，后来到成都。我母亲为了父亲，放弃了上海工作的机会，1956年1月8日从上海坐游轮，经重庆到成都与父亲团聚。父亲是负责土木工程设计的。当时成都黄田坝杂草丛生没什么建筑物，一切都要从头再来。父亲常在现场指挥，解决技术难题。黄田坝第一口水井、泵房、水塔等是我父亲设计的，他为了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常常吃住在现场。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也就30元到50元，父亲工资当时近200元，后来几次厂里调工资他都拒绝了，还两次主动申请降工资。
侯蓓：“父母拒绝去国外发展 选择回来报效祖国”
我父母过世16年了。我父亲侯问清，1946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进入中国航空公司，1949年1月随公司到香港。母亲沈剑玉，与父亲同是上海人，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当时母亲的家人均在国外并已有一定的根基，热切地希望父亲和母亲去国外发展。然而父母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获取优厚生活条件，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回来报效祖国航空事业。父亲在太原期间工作业绩突出，1954年荣获建厂劳模光荣称号。1956年开始，成都新建132厂，我的父母和许多两航人员被陆续调到了这里。
周志亮：“父亲和叔叔都参加了起义”
我父亲周明广，1911年出生，1932年参加了欧亚航空公司的工作，也就是原央航的前身。我1948年在上海出生后随父母到香港，父亲当时是机械师领班，1949年11月9日父亲和叔叔周鸿广一起参加了“两航”起义后回到内地。父亲在广州抢修“武汉号”飞机时受伤，并荣获二等劳模称号，后回上海休养。1957年父亲到了成都加入筹建132厂的工作。我三个哥哥及姐姐，妹妹全在航空工业企业工作。我大哥周永亮从小热爱航空，1965年5月7日在成都打破航空模型留空时间世界纪录，荣获国家体育荣誉勋章。
钱向阳：“父亲把自己的生日定为10月1日”
我父亲钱忠华出生于1926年，祖籍浙江宁波人，后随家人到了上海。到上海后，父亲进入中航工作，也是机械员。起义以后父亲到了太原，然后到了吉林，又到了北京南苑机场那边，后来响应号召，支援三线建设来到成都。他说记不住自己的生日，就把自己的生日定为10月1日。
周永：“父亲曾是远征军炮兵营的翻译官”
我父亲周世政，母亲陆爱敏，都是上海人。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大学生，那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时，因为语言交流需要征召一批会英语的年轻人入伍，我父亲英文很好应召入伍，成了远征军炮兵营中的翻译官，直到1945年远征军回国，才又回到上海交大继续完成学业。父亲毕业以后成为中航公司的一员，主要负责测量工作，后跟随大部队到达香港，母亲也随即赶赴香港，两人在香港结婚。经历“两航”起义后回到内地，而后辗转广州、天津、太原等地，最终于1956年来到成都定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燃岸熊英英刘旭强邓景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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