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性侵后却遭万人指责 自救4年 凭一己之力挑战国家司法
2015年4月3日，25岁的伊藤诗织与48岁的山口敬之就工作签证问题相约进餐会谈，却遭到对方性侵。
山口时任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为首相安倍晋三写过两本自传。之后的一年，伊藤诗织不断诉诸法律，但换来的结果却是“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2017年5月，她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打破了日本对性侵话题的沉默。110年不曾改变的日本《强奸法案》，因为她做出了修改，法定最低量刑从3年增至5年。
2019年7月8日，伊藤诗织再一次站在民事法庭上，直面对方律师充满恶意的提问，以及山口一方高达1亿3千万日元的索赔。
除此之外，山口还说她有精神病，并试图用这个信息去操纵公众对此事的看法。
上个月，伊藤诗织带着围绕性侵案所写的新书《黑箱》来到上海，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自述 伊藤诗织 撰文 倪楚娇
伊藤诗织在北京活动现场
那一天
我叫伊藤诗织，今年29岁，是一个记者和纪录片导演，也是《黑箱》这本书的作者。
“黑箱”这个词，我在调查和起诉的过程中多次听到。警察告诉我，因为性犯罪、强奸、性暴力都发生在门背后，很少能找到目击者，所以外人很难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我这4年多，也在日本的司法体系和调查机构中，多次感知到了这种“黑箱”的存在。
山口敬之 照片来自AmebaTV
2013年，我遇到山口敬之的时候，正在美国念新闻学的二年级。他当时是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他告诉我，他们公司一直在找实习生。
2015年，我回到日本后开始找工作。我给很多公司发去了邮件，包括CNN等等，山口敬之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公司有制作人的空缺。于是我们就决定下班后见面聊一聊，看看怎么样能申请到去美国的工作签证。
我们就是在吃饭喝酒，他和饭店里好多人在说话，因为这个饭店他经常来。但是突然，我感到了一阵头晕，便起身去厕所，这是我那天晚上能想起来的最后一件事。
我是在一阵剧痛中醒过来的，我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我明白遭遇了什么。
我想，所有的事情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伊藤诗织在上海分享新书
“我看着他的脸，我很高兴我做到了。”
事发后2天，我才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大的挣扎是，我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去的酒店，我从来没有喝醉过。我也无法相信他会是强奸犯，我曾是那么尊重他。我当时还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他竟然给首相安倍晋三写过两本自传。
报警是在5天后。警察竟然说：“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我原以为，报了警，总算站在了起跑线上，这句话对我来说实在太残酷了。
我怀疑山口给我下了药，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一周，检验不出来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些证据，比如我内衣上他的DNA，旅店里的录像，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但很不幸的是，2016年7月22日，日本警方宣布，此案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一年后，检察审查会维持了原判。
山口敬之目前在法律上一直没有受到惩罚。但是他声称，因为我通过书籍和纪录片等方式的曝光，导致他无法再工作。他起诉了我，要求我赔偿1亿3000万日元（约人民币860万），并公开道歉。
他要求的那个数额，我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我也损失了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用金钱来换算的。
伊藤诗织在北京活动现场
就在上个月，我和山口的民事诉讼案开庭了。这是那天晚上以来，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此前，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在那一刻我没有崩溃。我看着他的脸，我很高兴我做到了。我们都回答了双方律师提出的问题。
我不确定结果会如何，我不敢说是乐观的。毕竟在刑事法庭上是这样的结果，说明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之前的刑事法庭做了什么样的讨论，为什么他们不起诉，我都是无法知道的。但民事法庭是更加公开的，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证人和证据。
我希望通过起诉，让大家看到，在我们寻求正义、公正的过程中，到底哪一个环节出了错或者有缺失。
2017年5月29日 伊藤诗织在新闻发布会上
为什么非要是我
从小，我在我们家都是一个异类。我小时候就会质疑教育系统，16岁就离家去美国求学，因为喜欢《狮子王》，一直想去非洲拍东西。
事发后，我也很担心我的未来、我的家庭。很多人告诉我，如果我曝光了此事，我将无法在日本的媒体界立足。
但想要有所改变，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
清水洁记者的一段话在我的心中不断回响：“拥有权力与头衔的人发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会响彻人间。然而，那些孱弱细小的声音却不一样，它们无法抵达国民或世人的耳中。成为传递这种声音的桥梁，或许才是新闻报道的使命。”
2017年5月29日，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告诉公众我的故事。因为我相信新闻，我相信故事的力量。
我对那天的记忆不太多了。只记得那个房间不大，里面有好多人，非常热，到处都是闪光灯。坐在那么多记者前面，有一种很古怪的感觉，曾经我是处在他们那个位置的。
工作中的伊藤诗织
记者会结束后，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反复说服我一定要亲自写一本书，也就是现在的《黑箱》。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韩语、法语、9月份瑞典的版本也要出了，明年会有英语版本。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和我的编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很担心会被突然叫停。所以我是在英国写完了整本书。
写书的过程需要回忆所有的细节，这很难。有两个星期，我甚至都不能看一眼我的稿子。我告诉编辑：“这件事也许我要过几年后再做。”
但是她说：“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候。你已经撬开了一点点门缝，是时候把它踹开了！”
我也与BBC合作拍摄了这一案件的纪录片《日本之耻》。我选择BBC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传播回日本。我现在还在持续记录，包括我来中国做活动等等。未来，我打算再继续推出相关的纪录片。
我不是“完美”受害者
在我第一次公开露面的那场发布会之前，一个我信任的记者对我说：“你应该穿一件白色衬衫加外套，这样看上去会更体面。”
但我说，不可能，我不想这样做，也不想给大家一种印象：“哦，受害者就该穿成这样。”受害者也该有正常的生活。
不过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猜，之所以我会受到那么多反对的声音，也和我的衣着有关。我被起了很多名字，比如婊子、妓女。说我只是想沽名钓誉，说我是一个靠和别人睡觉来找工作的人。
很多人在网上评论，说他们不相信一个强奸案的受害者会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有人画了漫画，呼吁大家小心“靠睡觉上位的女子”。
也有人说：“每个人都会在工作中遇到不喜欢的人，如何妥当地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技能。”也有人说：“她在男人面前喝酒，还喝醉了，这本身就有问题。”最让我害怕的是，有人曝光了我家人的照片，对他们评头论足。
我受到了各种威胁，威胁我不能出门，不能坐公共交通……他们说我是在给日本抹黑。
我甚至觉得是我、是我们所有人一贯的沉默，助长了性侵的频繁发生，也导致了受害者的缄默。
在日本只有4%的受害者报警。我们都知道强奸案在发生，却很少听到过这类案子的存在。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日常，是被性侵围绕着的。
我10岁的时候，穿着比基尼在游泳池里玩。有一个人过来抓住了我，我当时就僵住了。等他结束后，我马上告诉了我的父母和朋友。
一个朋友的妈妈对我说，那是因为我穿着比基尼，可爱的比基尼。我知道她是想安抚我，但是这一点让我很震惊，原来这是我的错误，原来是因为我穿了比基尼。
我上学后，性骚扰几乎是日常。尤其是我穿着校服的时候，尤其是在地铁上的时候。我的很多女同学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只能默默忍受。
当之前这些性骚扰发生时，我都没有站出来，所以才遇到了这个伤我最深的性暴力事件。这一次，我一定要说出来。
2018年伊藤诗织在国际论坛上发表关于保护妇女权利的讲话
不要，就是不要
在日本，关于强奸的法律是在110年前制定的，一直到2017年我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它才有了改变。旧法规定：只有受害者可以去报警，其他人不行。最过分的是在过去，偷东西需要坐5年牢，但是强奸只需要坐3年牢。
现在的法定最低刑从3年增至5年，男性也可作为强奸案的控告方。
大家对“强奸”有太多误解了。以为强奸只会发生在黑暗的街道里，一个陌生人突然冲向你，你拼命反抗并且受了伤，这才算强奸。但实际上，约90%的强奸案都发生在熟人间。
如果你不曾哭喊求助，不曾反抗到受伤，日本法官会认为你是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但是瑞典的一份研究表明，当人们遭受性暴力的时候，70%的受害者会由于过度害怕，出现“假死”的状态，身体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
伊藤诗织在北京活动现场
有警察在听完我的叙述后说：“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我父亲听到我被性侵后，也有类似的反应：“你干嘛不更愤怒一些啊！你应当生气啊！”
之后，我也向精神科的医生咨询过这个问题。据说，遭到虐待的孩子在提起自己经受的伤害时，会采取一种跟朋友聊天似的、轻描淡写的态度。这叫作“解离”。
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用最寻常的语气跟你叙述他的痛楚，他可能已经拼尽全力了。
山口敬之从来没有否认过他和我发生过关系。但他坚持当时我是清醒的，并且同意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在日本，女人说“不要”代表着“要！我喜欢！”那天晚上，我最初是用日语表示拒绝的，这反而让山口敬之更加兴奋。我不得不用英语，喝住了他。
我们太缺少性教育了，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充斥着和性有关的内容。
直到现在，才有一些便利店决定把色情杂志撤下来。在过去，色情杂志很容易买到。有时候里面也会有强奸的主题：女性一开始不愿意，后来慢慢顺从到最后很享受。如果大家的性教育都从这种书里获得，当然不知道什么是“同意”。
有效支援系统的缺失
我很难给受害者一些建议。为了日后的调查，尽快报警、取证，是比较好的。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活下去。
去年我在一次讲话的开头介绍自己为“幸存者”。当我说出“幸存者”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对我来说，每一天都还是煎熬。
这种痛苦很难形容。我之前在南美、非洲进行拍摄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危险，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但我已经很难想起这些事了，而那晚的事一直在持续折磨着我。
直到今天我还是会哭，还是会恐慌。我也无法接受一段恋情，因为我不能想象我会成为他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会有很多人告诉你，你应该忘记这件事，把日子继续。但这件事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忘记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责怪自己。
性是人最基本的东西，它就像一所房子。当它倒塌的时候，它会影响到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伙伴、甚至整个社区。所以在战争时期，强奸会被当做武器，最便宜的武器，因为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根据BBC的纪录片，我的案件发生时，日本差不多有259500个警察，但只有8%是女性。在东京，只有唯一一家24小时开放的强奸救援中心，为1300万人口服务。
而当我打电话过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对方却问道：“您能前来面谈吗？”我解释说，自己只想请教一下该去哪家医院，做何种检查。对方却告诉我，必须和本人直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甚至不愿意告知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
如果公共机构能够制作一些普及相关常识的页面，把它置于搜索结果的前端，就会有人因此获救，不是吗？
2018年，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决定把她被财政副部长性侵的事情曝光出来。她说，她是受了我的鼓舞。
其实在日本，并没有很多人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故事。可能她们觉得站出来也没有用吧，依旧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应该一起建立一个有效的支援系统、一个能够互相理解的社会氛围、一套健全的法律，来帮助这些人……
我们都在经受“精神割礼”
在性别问题上，不同的地区、国家有不同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本质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非洲拍摄关于割礼的纪录片，跟拍了几个女孩。割礼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如果你想做一个好女人，你就需要把阴蒂割掉。
最让我震惊的是，割礼都是由年长女性操刀的，也就是说这个传统是受到女性支持的。
《黑箱》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我收到的第一封邮件就来自一个女性，她说她为我感到羞耻。她用词非常礼貌，但说了很多很糟糕的话。
我以为，每一个女性本该是互相理解的。每一份伤痛、每一份挣扎，我们都能感同身受。但观念的改变太难了。
我在一个日本大学说起非洲割礼的事情时，其中一个女同学对我说，她觉得她经受了精神上的割礼。在日本，虽然没有人要阉割我们的身体，但社会也有对女性的一套要求。
在新宿，我们发现这本书的读者大部分是男性。有些男性说，他们很难想象性暴力是什么样的，但是他们能明白被强权控制是什么感受。
我很确信每个人都感受过这种被权力控制的感觉，无论是学校、公司还是家庭中。
孙本雄，
法学博士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刑法学、刑事政策学
发表《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同意之刑法解读》等论文20余篇
如果这个案子发生在中国，会有什么不同吗？在法律上，到底什么表示性行为的“同意”，什么是“拒绝”？我们采访了法学博士孙本雄。
Q：如果伊藤诗织这个案子发生在中国，会是怎样的判罚？
A：我并没有掌握和实际了解所有的证据，所以比较难判断。但基于《黑箱》这本书的内容和网上的诸多报道，我的判断不是很乐观。
首先，受害人在案件发生后没有及时向警方求助，导致证据未能及时得到固定，这对案件的查处和证明十分不利；其次，案件发生后，受害人多次与行为人联系，但主要内容大多是关于工作及签证等问题，这对裁判者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存在不利影响；最后，案件行为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加上受传统男权主义观念的影响，在没有确实充分的客观证据的情况下，此类案件中舆论更倾向于认为“在男性面前大量饮酒”即为同意。
Q：如果发生了性侵事件，我们该怎么做？
A：第一，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而不是洗澡和洗衣服，以便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包括身上的伤痕、残留在衣物及身体上的生物证据等；
第二，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如及时向律师寻求法律咨询，向医生寻求医疗救助，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等等；
第三，如果案件发生在熟人之间，还应通过与对方再次交流的方式，固定相关证据；
第四，做好再次被害的预防，以防止加害人再次加害。
伊藤诗织在北京活动现场
Q：在判断强奸案是否成立的过程中，什么是核心？
A：我们的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在判断强奸罪是否成立的过程中，核心和难点是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由于“意志”本身多受女性个人主观意志的影响，又因为这类案件经常发生在私密的空间，少有目击者，如果缺少精斑、毛发、身体上的淤青、指甲里的皮屑等证据，法官就只能借助被害人的证言和嫌疑人的供述。但因为证言和供述的易变性，法官在裁判时更主要是依据经验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比如，凌晨4点女性主动邀约男性回家，和中午2点女性主动邀约男性回家，这两件事就不太一样。又比如，同样是发生在夜里10点的案件，那在夜生活丰富的城市和冷清的城市，又会是不一样的考虑。另外，案件中是否牵扯到利益，比如经济利益、职位晋升等，也会作为重要的考量。
Q：强奸罪中判断被害人是否同意，有没有标准？
A：英美法系国家至少存在三种模式。
第一， 假定同意模式。先假定被害人同意性交，如果在过程中，被害人没有表示反抗，也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她反抗，则认为她同意。
第二，肯定性模式。先假定被害人不同意，除非在过程中，被害人表示同意(或身体或语言)，则认为她同意。沉默不是同意。
第三，协商模式，即要求性交以前，男女双方进行了协商。
Q：那我们国家的标准是？
A：至少存在以下观点:
(1)应该以被害人是否有反抗来认定同意与否。
(2)不能只看妇女是否反抗，还应该考虑妇女是否有反抗能力。
(3)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应以行为人采取的手段为主要依据，结合妇女当时的心理、表现、与行为人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判断。
Q：您认为哪一种更为合适？
A：第三种更合适。对于“是否反抗”来作为同意与否的判断标准，我认为不科学。
有学者通过对71个强奸案件的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被害人在被害时有20.4%进行了反抗; 有40.9%的被害人在受到加害人的性攻击时，没有进行反抗（即便有反抗能力）；有 11.3%的被害人在受到加害人的性攻击的初期进行了反抗，之后放弃了反抗；有24.7%无受害心理活动；有约1%表现为认同心理。故以是否反抗来确定被害人是否同意是不合适的。
Q：是否可以分享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说如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A：我之前论文里面写过一个案例。一对情侣是在外地打工，男方有事上夜班，女孩就约了一个同乡小A去外面喝酒。喝完各回各家之后，女孩刚到家就打电话给小A说：“要不你来我这儿再喝一点？”小A想着：“哎呀，半夜三更，孤身一人，能叫我去，那肯定是有点想法。”就去了。
凌晨5时，小A试探女孩，能不能在她床上睡一下，她同意。小A认为这是强烈的性暗示。所以趁她熟睡之际，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她惊醒过来想反抗，但手脚都被小A压住。女孩立即要求小A住手。他以为这是女孩的矜持，继续与她发生性关系。
在小A准备离去之时，女孩的男朋友回来了，她便告诉其男朋友自己被强奸。
本案中，要认定是否同意，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1. 两人是老乡。
2. 两人均喝了1瓶多烈性白酒。
3. 喝酒行为由女孩发起。
4. 发生性关系的地点在女孩的住所。
5. 小A进入女孩住所经过女孩同意。
6. 小A趁女孩熟睡之际与女孩发生了性关系。
7. 女孩惊醒之后，对小A与其性交的行为予以反抗。
8. 性关系结束后，小A准备离开之际女孩男朋友回家。
女孩对小A所实施的强制性行为持排斥态度，形式上不构成同意，应当成立强奸罪。但是从强奸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状态等角度来看，女孩之前的一系列行为让小A对是否同意的判断形成了强烈的干扰，具有形成错误认识的高度可能性。
故我们认为，该案件应当认定为强奸罪，但是刑罚上应当予以特别从宽处理。
去年6月，一条曾经发布过《性侵，你必须知道的10件事！》一文。当时采访了从事心理咨询的隋双戈博士和资深律师徐维华老师。今天再做简单摘录，希望能再次提醒大家。
1.性侵的报案率极低，中国大陆只有7.3%。而国际平均约10%。
2.性侵85%以上是熟人作案。
3.未成年人性侵56%是家庭成员作案，15%是邻居。
4.被性侵者大多数衣着保守。
5.大多数性侵都是有预谋的。
6.年纪大，一样有被性侵的危险。河南曾发生过一个案子，最大的受害者95岁。
7.目前男性被强奸还没有被列入强奸罪的规定范围内。男性被性侵后取证更难，但伤害往往比女性更大。
8.被性侵后，容易抑郁、自杀，有些甚至变为性侵犯的实施者。
9.醉酒不是免罪的理由。
10.如果被性侵，千万不能洗澡。要保留所有的证据，包括能取到的精液、内衣内裤、身上的伤痕等。如果有可能，手机收集录音，也能作为很有效的证据使用。之后，应该尽快寻求法律援助和必要的心理咨询。作为家人，不责备是底线，被害者在此时最需要的是家人的依靠和理解。
封面摄影：渞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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