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新起点：《客家珍稀文书丛刊》出版
2019年8月10日上午，《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暨“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此次会议由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18家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余人参加。
在发布会环节，广东省出版集团总经理杜传贵表示，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一直非常注重优秀文化遗产的抢救。从2016年开始，集团就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关心下，大力支持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团队、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团队共同组成的数十人的客家文书项目组。近三年来，项目组在赣闽粤三省客家地区奔走，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才得以将散落在民间的数万件契约文书收集起来。今天，这批经过修复装裱、归户整理、编纂成册的契约文书，终于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顺利出版。
一、《丛刊》出版的价值与意义
《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首次系统收集整理了赣、闽、粤三省34个县（市）、约2.3万件契约、237册账簿，共3万余页。文书类型主要包括田地、房屋、山林的买卖、典当、租赁等契约，以及各种存票、清单、税票、执照、官府布告、房屋产权、管业证书、银行及粮食局凭票、选民证、诰命文书、中考捷报、捐官文书、休书、遗嘱、过继书、分家书、改嫁书、推单、礼单、账簿等。其中，广东（梅州）40户，约5300件，账簿31册；江西省（赣南及广昌）146户，约1.17万件，账簿138册；福建省（闽西、闽南、闽东）40户，6000余件，账簿48册。《丛刊》的出版标志着客家地区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重大突破。
《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
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丛刊》出版的价值与意义：首先，他认为《丛刊》最大的特色是将这批文书放入客家的视野中来考察。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确存在一个特殊的区域。在明代，它是南赣巡抚的辖地。在近代，它是中央苏区所在地。现在，它又被称为众多学者称为闽粤赣边区。可以说，《丛刊》的出版对开展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其次，《丛刊》开创性地提出了文书归户与归群的新方法，为那些散乱文书的整理提供了新的规范和方向。最后，他提到，虽然现在各类民间文书的整理与出版出现了井喷式发展，但真正有深度的文献研读却相对不足。《丛刊》的出版，不仅为我们培养下一代学术人才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为我们构建具有本土特色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实际上，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需从中国国情出发。具体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包括《丛刊》在内的一系列民间文献是重要的切入点、突破点。他最后总结道，在民间文献大量发现、出版的今天，深入的研读工作亟待跟进。
陈春声教授
厦门大学国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陈支平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撰写《客家研究导论》以来，客家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在《丛刊》出版之前，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客家研究者，都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丛刊》的出版，是客家研究从分散走向统一的重要标志。
陈支平教授
在专家发言环节，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指出，民间文献的整理涉及到相当多的地方性知识，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具体到《丛刊》，它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存史料，让下一代有机会再看到这些文书。二是拓展研究空间，民间文献与日常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从这套文书来看，它所揭示的客家生活环境，是非常独特的，是典型山区型的经济模式。这对推动客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创院院长罗勇教授指出，《丛刊》的出版对客家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客属人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几十年来，客家研究总体水平仍处于低层次、非主流的边缘状态。虽然我们也曾经和劳格文进行合作，出版了《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已出版18种）。但这套丛书以口述访谈为主，少有民间文献资料的发掘，难以体现出客家的地域性、民间性。可以说，缺少大批量、成体系的史料支撑，是客家学研究难以持续推进、进而达到高水平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背景下，《丛刊》出版的意义不言自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李庆新研究员指出，《丛刊》的出版是客家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近几年，我们在做海洋史时，也发现很多客家文书。因此，客家研究的继续推展，应关注到广阔的客家地区，尤其是客家人在海外的问题。
二、客家文书编纂的过程与创新
本书主编之一曹树基教授围绕《丛刊》的编纂过程及学术上的重大突破做了主题演讲。他一开始就指出，虽然客家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看起来是一个新领域，但对他自己而言，实际上是建立在以往搜集与整理石仓、徽州、鄱阳湖区等民间文书基础上的。在多年的工作积累中，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已经形成了一套专门整理民间文献的工作手册。
曹树基教授
不过，他也指出，虽然已有多年的积累，但在整理的过程中仍存在相当多的挑战。最大挑战就是大部分的文书几经流转，归户性被破坏了，来源不清晰。与其他地区不同，赣、闽、粤三省客家地区的契约常常缺载地名，如县、都、乡、堡、村名；对于人名的记载，也常常省略姓氏。对研究者而言，不归户的契约文书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这样一来，确认这些文书所在的省、县、镇、村以及归户，就成为编辑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为此，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采用地名与人名勾连，从手工勾连过渡到数据库勾连”的方法。
具言之，《丛刊》将契约中的所有人名、地名、亲属关系、交易关系以及特殊用词制成数据库，通过编制程序，进行勾连，将其中有关的契约联系在一起。然后，以归户或归群为目标，依据以下五个具体原则——不同契中出现同一人或同一个先祖者；同字辈，至少要有两个字辈相同，且时间相近；县名、都名、村名及其他小地名相同或有关；契约书写格式及特殊用语相同；纸色与摺痕相近或相同——进行细分。
据此，《丛刊》在广东文书、江西文书、福建文书基础上，将每户文书依次分为契约、抄契簿、执照、账簿、其他五个类别。每个类别按时间先后排列，时间缺失的排在同类别最后。每个类别按时间先后排列，时间缺失的排在同类别最后。同样地，在商业文书板块，《丛刊》分别收录了赣、闽、粤三省各类商品交易票据、信贷票据及商业账本。就全书而言，《丛刊》文书可分为土地买卖文书、赋役类文书、借贷类文书、租赁类文书、合同类文书、商业票据、分家单、借条与收据九个大类。其中，土地买卖文书可分为五种形态，即完整产权土地之断买、完整产权之出典、不完整产权之转让、加找与回赎。合同类文书可分为六种形态，即和好与纷争、婚姻与承嗣、财务安排、物业调换、请求与承允与其他。
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在发言中对《丛刊》的特色进行了如下概括：其一，数万件文书全部来自民间私藏，属首次披露，均归户到镇、村，这对于推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客家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二，编纂团队为学界贡献了人名、地名勾连和数据库勾连的双重整理归户手段；其三，主编曹树基教授挑选出180种契约类型进行解读，尚属首创；其四，专门设置商业文书板块，为传统乡村金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拓展了商业史研究的领域；其五，这是一项抢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大出版工程，它的出版标志着客家地区的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三、民间文书研究的新方向
中山大学（珠海）历史学系主任吴滔教授围绕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丛刊》所提出的归户、归群的方法也许还待进一步讨论，但这样一套整理方式是有益的尝试，是值得提倡的路径。甚至可以说，这一整理方法，可作为之后民间文献整理的范例。这套客家文书的出版，不仅对客家学研究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区域史研究有巨大的意义。此外,他还提到，“归户（群）”的民间文书处理方式或许可以解决学界一直争论的“皇权不下县”问题。
复旦大学历史系刘永华教授首先表示，虽然他本人并不专门做客家族群研究，但一直在客家地区（闽西四堡）做田野，与客家有着密切联系。其次，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近年来民间文献的海量发现、整理与出版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文献的解读与研究却远远滞后。因此，如何加快民间文献的利用，即如何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研究转型、实现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对话，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他表示，很期待下一代年轻学人们能在海量民间文献的基础上，推出像《蒙塔尤》这样的传世之作。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彭凯翔教授首先表示，欧洲经济史料的优势在于时间的连续性，而中国经济史料的优势在于广泛的区域性、差异性。这种本土优势或许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巨大冲击，进而更新社会科学理论。其次，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大量文书的涌向，如徽州、清水江、客家等，而在契约比较少的河南，也发现了相当多文书。同时，这也是一个挑战，即怎样跟进历史学家的脚步，推进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
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黄志繁教授认为，《丛刊》开创了文书整理的新范式。虽然之前的徽州文书很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各类文书都很零散，难成体系。因此，《丛书》所提供的整理与研究范式，尤其是书中每一户的摘要，可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经典教材。其次，《石仓契约》出版之后有大量研究的跟进，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方向。这套归户或归群的客家文书，加上族谱和田野调查，或许可以开辟客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最后，这套丛书有助于深化经济史研究理论，可以帮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社会经济史，即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资本主义发展史。他期待以这套资料为基础，涌现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浙江大学历史系杜正贞教授指出，由于之前有过编纂大型文书的经历，她深刻了解《丛刊》成书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此次《丛刊》能够顺利整理出版，离不开广东人民出版社肖风华社长和钟永宁总编辑带领的项目组，和以曹树基教授团队、陈支平教授团队所开创的高效编纂机制。可以说，《丛刊》本身即可称为出版社与高校合作的典范。其次，她表示，这套以客家族群为特征的《丛刊》的出版，可以促使学者在原有地权、交易习惯等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议题。具言之，可通过各区域文书的比较研究，拓展区域史的议题；可通过数据化，打通各个文献之间的关节。
总之，作为首次从民间系统搜集、整理编纂的清至民国时期赣闽粤客家珍稀契约文书，《丛刊》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且将有力地推动客家学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本土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丛刊》整理本身所建立的“归户或归群”范式，也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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