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市通志稿》：一部“有态度”的地方志
《民国上海市通志稿》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编撰的上海市志，原名《上海市通志》，由上海通志馆首任馆长柳亚子主持编撰。这套于1932年7月上海市通志馆开馆后开始编纂的地方志详细记载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市的方方面面，包括地理、气象、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等。
可惜的是，由于战乱，当时《上海市通志》的编纂出版无奈夭折。所有志稿和资料几经波折，辗转数地。1980年代，存留的《上海市通志》稿划归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至今。
2012年7月，时值上海市通志馆成立80周年之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协商，决定将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上海市通志》整理出版。日前，《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由上海市古籍出版社全部出齐，并将亮相2019上海书展。
四册《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已由上海市古籍出版社全部出齐，并将亮相2019上海书展。
沉睡了80余年的劫后余稿
起初，《上海市通志》计划编纂25编。志稿的前3编“上海历史”已由当年负责出版的中华书局排出二校样，另有11编已完全成稿、10编未完成但存志稿二百余万字，还有第二十五编“历史地图”无存稿，存有部分资料。据统计，从1932年到1937年上海沦陷，这期间上海市通志馆的第一代修志人共留下志稿550万字，各种资料500万字以上，两项合计已逾1000万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市通志馆被迫闭馆，人员解散，《上海市通志》的编纂出版也因此夭折。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时，通志馆被日军接收，柳亚子将志稿连同及其他重要资料转移至家中。1940年12月，敌伪欲加害柳亚子，中共地下党安排其出走香港。通志馆馆员胡道静受其委托，将所有志稿和资料转入震旦大学图书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通志馆改组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上海市通志》稿及其他资料亦被转交至此。解放后，志稿及原通志馆馆藏文献资料移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1980年代，存留的《上海市通志》稿划归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至今。
据2013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清点统计，《上海市通志》现有存稿14编（第一、二、三编：上海历史；第五编：上海地文；第七编：政治；第八编：党务；第九编：外交；第十一编：教育；第十四编：金融；第十六编：工业；第十八编：宗教；第十九编：学艺；第二十编：社会事业；第二十一编：风土；第二十三编：90年大事表），共计355.3万字。尚未完成的其余11编，仅存目录和21箱资料。
为了重现这批珍贵的志稿与资料，2013年4月，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参与的《上海市通志》整理出版工作正式启动。因考虑到实际遗存内容为原稿件的大部，故冠以“民国”二字，说明为民国时期著作。后加一“稿”字，说明此为当年劫后余稿。因为原稿件的前三编在民国时期已经完成排版审校，由这三编内容整理汇编成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于2013年率先出版。
而后，工作小组将民国时期尚未来得及整理出版的稿件内容按照原稿假定篇目顺序继续整理，最终汇编为今年出版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二、三、四册，计约730万字。
用X光研究上海方言
8月9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开厚重的四册《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先睹为快。书里大段的繁体文字其实穿插了不少图片或表格。比如在第二十一编风土编之方言记部分，就附上了用X光照相机 “直接摄取上海音系基本音位的发音部位图”。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毛承慈介绍，方言记区分了狭义与广义的上海话，重点关注的是当时多数上海市民日常说的普通上海话。方言记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上海方言，使用了国际音标，重点描写了上海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及拼合情况，保存有大量的记录当时语音的字表，附有发音示意图，并联系古代音韵来观察上海话的古今变化，对研究上海方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方言记的撰写者吸收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非常先进的实验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用X光照相机 “直接摄取上海音系基本音位的发音部位图，在图上测定上海音系基本音位的绝对音值”。
根据书中的记载，这个实验作于1935年，主持拍摄者为“上海红十字会医院X光部主任钱医师”，发音者为“王缉君，世居旧上海县城中心淘沙场，时年四三岁，曾任城内九亩地万竹小学校教员，现任淘沙场元下牛肉汁公司总理”。实验拍摄有 ɑ、o、i、e、u和口腔静止时的发音部位图。
毛承慈说：“过去传统旧志中的方言志部分一般沿袭前代志书，以记词为主，新志也多是如此。而这份志稿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描写研究方言，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价值。这不仅得益于当时上海开放的文化观念、充沛的人才储备，还有上海作为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文化高地的重要地位。”
图上黑色线条两条是白金链条的留影。上一条白金链从鼻腔放入，发音时随软颚的活动而活动，正确表示软颚升降的部位。下一条白金链从口腔放入，发音时随舌体的活动而活动，正确表示舌体升降的部位。实验者可根据发音部位图，计算出准确的音值。图片来源：《民国上海市通志稿》。
旧时上海人如何订婚、结婚、祝寿、生子
有人说“通志稿只有专业学者看”，其实不然。《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看似是一部“令人生畏”的地方志大部头，其中却有许多内容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如同掀起了一层历史面纱，令读者一览旧时上海的礼俗景观，包括上海人如何订婚、结婚、祝寿、生子、抓周等。
据《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礼俗篇记载，民国时期上海男女婚嫁的年龄多在十七岁至二十岁。只有贫穷人家，才迟至二十岁以上。行聘分三次：小礼，盘礼，大盘礼。聘礼分为三种，礼帖、礼物、礼金。礼帖在三种聘礼之中，最为重要。
礼帖名目很多，就主要的几种说：行小礼时，男家必备“敬求台允”和“纳采”的礼帖，女家必备“恭允台吉”和“旋吉”的礼帖；行盘礼时，男家必备“纳币”的礼帖，女家必备“旋筐”的礼帖，互相交换。 双方所有的礼物，也就都写明在这种礼帖之内。 到迎娶的一日，男家又必备一“迎鸾”的礼帖，俗称“到门帖”。
再比如，上海妇人第一次生产前，外家需要先做许多小孩的衣服、抱裙、尿布等，送与产妇。孩子出生三日后，按照俗例祀神，一以谢神佑，一以祝长生；又煮长面，分给亲戚，俗称三朝面。满月后，为小儿薙发，俗称剃满月头。满周岁后，为小儿洗浴妆饰，穿新衣，着新鞋，戴新帽，拜南极老人。抱小儿到竹笾前，观小儿所取的物，以验孩儿之所好，测其前程，俗称抓周。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张靖伟谈到《民国上海市通志稿》关于礼俗记载的优越性与重要性，他说：“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以前的志书很少涉及这方面内容，这算是一大创新；二是上海有很多传统的习俗，有与江南其他地方相似的，也有独具的一些特点；三是民国成立后，社会革新，出现了一些新的风俗，如文明婚礼等，这些在书中都有呈现。体现出当时上海新旧交替、结合转型的特点。”
这是一部“有态度”的地方志
澎湃新闻记者还了解到，传统地方志编纂常以中立叙事、事实书写、单一描述为主，而《民国上海市通志稿》通篇洋溢着明显的爱国和反封建倾向。换言之，这是一部“有态度”的地方志书。
1935年，上海市通志馆公布的《上海市通志》“编纂方针”中曾规定：“编纂方法”中“属于编纂方面者”应持“客观的态度”，应该坚持“通志是史，是记事，故主观的态度须极力避免。”但是同时明确强调，“属于取材方面者”的“材料之选择”，应该充分认识到“材料有新旧真伪、中外人立场之别，宜先加选择。”
于是，当年的编撰者一面坚持中国史学传统的客观性原则，一面对西方殖民者的“有偏史观”保持高度警惕，显示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立场。
“一般来讲，编撰史书秉持的原则是述而不作，而他们是“述而作”，这个很难得，他们是用史家的笔法来修“志”。”《上海滩》杂志编辑部主任吕鲜林谈到，这种“有态度”还体现在坚持用白话文写作上。
吕鲜林说：“柳亚子是一个进步文人，他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柳亚子先生不仅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非常进步，他所参考的史料也都由进步知识分子创作。他对曾在租界工作的人士编撰的部分不满意，认为那是用侵略者的立场写作，干脆弃之不用。”
张靖伟也举例，在“《中日文化协定》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章节，虽然编撰者主要还是记录事件，没有作过多的评论，但编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把“《中日文化协定》从最初起由到最后国民政府最终中止与日方合作”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录。
“它也完整、清晰地展现了日方欲借庚子赔款掌控中国文化科学研究事业，以为其自身利益服务，以及中国代表及各界人士据理力争、维护权利的情况。这让读者看到日本假退款之名实现其文化侵略的野心。”张靖伟说。
柳亚子本人修改题签。图片来源：《民国上海市通志稿》。
为了让当年这部凝聚了上海通志馆诸多心血的志稿“重见天日”，工作小组的成员们付出了巨大努力。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陈丽娟介绍，后续整理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大的方面是依照第一册清样中规定的大致体例继续推进，碰到目录中缺损的部分暂时跳过，其他部分灵活应变。小的方面落在具体审稿上，由于通稿原件不仅包括英、法、德、意、日等外文文献，还有不少字迹潦草的手写稿、毛笔批注以及期刊文章，再加上574万字的大体量，为录入、校对、考证、修订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谈及多项材料比较选用的问题时，陈丽娟表示，一般采取“从繁不从简”的原则，首要选用信息量更多的材料；其次主张“先排印后手写”，由于排印材料经过信息筛选，与手写相比更为准确，阅读整理方面也更便捷。只是排印部分在总量上占比不足一成，而且没有标点或与如今常用标点不一致，编校整理工作亦是十分繁琐。
如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不仅收集保存了大量经过整理的资料，尤其难得的是，还保存了民国上海市通志馆当年由各方面学者、专家征集、收藏的大量珍贵资料。此外，其编修方针和体例格式的探索，也令其成为传统方志体裁向现代方志体裁发展转变的重要环节。
整理出版《民国上海市通志稿》，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见证，是新时期上海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标志，也是上海和全国方志界、史学界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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