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漆器的发展历史

在西方世界，中国一般被称为“瓷”国，而日本往往称之为“漆”国，然而谁是漆器发源地的争论似乎从没有中断过，因此那不妨今天就来看一看两国漆器的发展历史。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中国，这个大家会比较熟悉，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漆器，应数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经日本考古专家对漆皮的理化分析，确认为天然漆。而这把“漆弓”，与跨湖桥文化遗址属于同一地层，经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法分析结果，确定为8000年前之物。

而日本学界却认为，日本拥有自己独立的漆器文化传统，并不受中国的影响。目前在日本本州福井县鸟滨贝冢发现的漆树枝，经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法分析，距今一万两千六百年，也被确认为世界上最古老漆树标本。DNA分析判定，日本的漆是日本固有物种。技术性更高的漆工艺品“红色漆木梳”也随后出土，漆制品经东京国立博物馆漆工室长荒川浩和先生鉴定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其实在日本北海道南茅部町的垣之岛出土的6件装饰品漆器年代更早，据美国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被确认为9000年前绳文时代前期的漆器，其中黑漆上涂饰了红漆的带壶嘴的土陶器是此次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器物。很可惜2002年12月28日的深夜的一场大火，让这件器物与数万藏品、照片、资料一起化为灰烬。

绳文前期（公元前7000年）日本北海道南茅部町的垣之岛出土的带壶嘴的土陶器

由此可以知道两国的漆工艺是各自得土地上分别出现，之后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间，在中国经历了战汉时期，绘画漆器以几近巅峰，雕刻漆器也日见雏形。而反观日本，漆器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基本还是以素涂为主，偶有绘制也分外粗犷，与其说是绘制，不如说是用其他色漆图刷出几何图案来。直到唐代，日本开始派遣唐使，中日文化交流才再一次被促进。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银钿庄唐大刀”之争。根据《东大寺献物帐》的描述此刀“鞘上末金镂作”。

东大寺献物帐

在1953年至1955年的正仓院事务所调查中，松田权六看到了实物的“金银钿庄唐大刀”，所以他在其1964年出版的《说漆》一书中指出“末金镂就是后来所谓的莳绘”。他认为“末金镂”是初期的莳绘技法的名称。更进一步认为：“末金镂”这个名称也正好证明了，“莳绘”这一名称在奈良时代并没有出现，而是使用了中国式的名字“末金镂”来称呼。所以，他认为“金银钿庄唐大刀”非输入品，而是在日本制造，因为末金镂或者莳绘技法在中国没有被发现。维持了莳绘的日本起源说。之后在1965年松田权六访问了中国，由此见到了中国更早之前的漆器，因此在1993年再版的《说漆》这本书的附记中补充到：我（松田权六）看到了中国战国时期的类似莳绘的东西。

而在2009年至2010年的日本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的调查研究中又认为：“末金镂作”就是研出莳绘，因为“金银钿庄唐大刀”的刀身与同时期中国制刀的特征极为吻合，所以被认为其起源在中国也不足为奇。

直到今天，围绕莳绘到底是起源于中国还是日本的争论依旧不绝于耳，但在如今的工艺领域里，说莳绘技法是日本漆艺中最具特点的技法，恐无人辩驳，而后来从平安到室町时代，莳绘工艺不断的向前发展，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12世纪随着源平合战的结束，镰仓幕府逐步建立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家贵族们的奢靡生活，从而使部分生产力得到释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及手工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13~14世纪，日本的描绘类漆器，取得了比较长足的进步。此时，丸粉、消粉、梨子地和平目地逐渐出现，使描金式样趋于多变。此外描割，切金等多种技法的综合应用，使莳绘日臻成熟。此时中日在漆艺上的前进路线上也出现了分野，中国自南宋开始逐渐转向了雕刻漆器，而日本则在描绘类漆器上日益精进。

中日在漆器上的再一次交流，已是明代早期。据记载，明永乐元年、四年、五年分多次赠送给当时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剔红漆器百余件，被日本之后的统治者继承下来，现在多作为公私收藏，藏放在美术馆、文库、以及藏家手中。由于剔红的制作周期较长，因此永乐时候赏赐的，很可能是元代或者是明初制作，出自当时的雕漆大家张成、杨茂之手。这也使此后出现了“堆朱杨成”的匠名，一直袭名至今，已历二十一代。

永乐帝敕书

此后在明初永宣时期，中日的文化交流似乎处于较为活跃的状态，明代曾经记载一则轶事，其最早的出处是文人张弼在其所著的《明文在》第八十四卷中，题为“义士杨景和埙传”。主要讲述了明朝天顺年间，杨埙作为一位义士，敢于上疏喊冤。同时，又用谋略揭穿了门达欲诬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的阴谋。

其中在写杨埙的背景时提到，“埙字景和，其先某处人。父为漆工。宣德间，尝遣人至倭国传泥金画漆之法以归，埙遂习之，”从这里可以看出，杨埙的家庭并非显赫所以祖父辈已经不可考，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一名漆工，宣德时期，曾经有人被派遣到日本学习莳绘技法。归来之后，杨埙又去向这些人学习这类泥金画漆的制作方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实漆工一般都是服务于涂刷、装饰建筑，以及匾额制作，在清代供职于紫禁城，与圆明园的漆作。根据王世襄先生的《清代匠作则例彙编》里的内容，也可知道即便有装修作，有相当一部分漆作工匠，从事的还是与建筑的营建、修缮有关的工作，宫廷亦是如此，更无外乎民间。由此可知精巧小件器物的使用并非广大劳动阶层所需，即使在明清手工业发达时期，其制作者也当数漆工中的小众。

后文中有说“而 [杨埙] 自出己见，以五色金钿并施，不止如旧法纯用金也，故物色各称，天真烂然，倭人见之，亦齚（zé）指称叹，以为不可及。”由此可以看出，杨埙本人不仅学会了从日本传回的手艺，同时还将自己的想法加入其中，除了之前就一直沿用的纯金之外，还会使用其他颜色的泥金画法，以及螺钿工艺。对这样的作品，张弼用了“故物色各称，天真烂然”来形容，可以想见，应该是非常漂亮。最终日本人在见到之后，都会称赞，认为自己做的不如杨埙的作品好。

不过使用五色金这种工艺的作品，从目前的存世品来看，在明代早期乃至中期，并没有类似器物。现在能看的最早的，已经是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晚期的彩绘描金山水人物纹漆盒。究其原因，也许是某一匠人作品在历史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未能留下太多痕迹，也不排除是文人为衬托人物形象而有所夸张。

但是到了清代，尤其是雍正时期以后，由于受皇帝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一类描金漆器大量增加。而雍正朝活计档中将描金漆一律称为“洋漆”或“仿洋漆”。这里的“洋”指中国的邻居日本，顾名思义“仿洋漆”是指仿日本的漆艺。从其制作工艺及最终效果来看，确实已不输于日本。使得这类描金彩绘漆器，在隔海相望的两地再次茁壮成长，并蒂花开。

 

作者：观复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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