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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亿:一个作家的思想史

济南时报 2019-08-10 13:49 大字

王安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存在,如今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还是复旦大学教授,且创作力持续旺盛,新作迭出。很多人也许都想知道:这样一位作家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她的思想历程又是怎样的?在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成长初始革命年》中,王安忆以十七篇散文、对谈、演讲、游记和发言,呈现了童年、青年和中年的思想变化。

从革命、继续革命,到走入市场经济后的现今,这部一个作家的思想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巨变的见证,也是作家自我思想定力和敏锐内心的文字留存。□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种族与血液好像是一个不灭的火把”

王安忆认为,对一个小说家而言,体会历史“是从体验出发”,“理性的概念化往往成为负累,压抑了感官的自由”,所以对她来说,《成长初始革命年》的意义在于,“让写作者隐形的思想浮出水面,呈现足迹,纳入历史的进步”。

既是呈现历史,就要追溯源头。王安忆因此将其散文《茹家溇》作为这本书的开篇。“那是一九八六年的行旅,去到浙江绍兴,拜文友协助,查访母系祖居”,那时候,正值寻根文学发起,大家纷纷投奔“文学的根”,有的入径地缘,向山川河流进发;有的倒溯时间,访问古城古镇古村。《茹家溇》也有话说从头的意思,“从一九八六年往回算,写作约有七八个年头,还在情绪的主导下,世事与青春都在平息骚动,渐趋安稳。其实是个迷茫阶段,经验被过度地挥霍,来不及继续能量,开发新世界。同时呢,也意味着形势要转”。

王安忆的妈妈,著名作家茹志鹃,记得奶奶的一句话:“我要带你们去柯桥四十里的茹家溇,给你们爷爷磕头。”这句话,成了王安忆寻访母系血脉的唯一线索。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那少年又一次启程了,他掮了一串草鞋,怀揣两吊大钱,走过那座拱桥,乘上一条乌篷船。那是一个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河岸是金黄灿烂的一望无际,粉蝶儿飞舞着,船从显赫的赵家祠堂下走过。这少年出身于一个小户人家,世代箍桶,然而,他要去闯世界了”。这个少年,就是王安忆妈妈茹志鹃的爷爷。对王安忆而言,这样的寻访意义非凡,“我好像身处一个梦境,几千年的岁月从我沉睡不醒的身躯内穿行过去。种族与血液好像是一个不灭的火把,在没有尽头的生命长河里相传,火光熊熊地照亮了今天,过去和将来则冥在黑暗之中,祖先们努力留给我们一点消息,暗示我们短促的生命,其实已走过了漫长的路途”。

“每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

写作的生发、思想的形成,无法脱离一个人身处的时代。王安忆同样如此,1954年出生的她,从小的生活,其实处于一个非常混杂的环境,“我们的父母都是所谓的革命干部,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全都是没有本土色彩的,家里面是说普通话的,所以我到很大才会说上海话,因为你在上海,不会说上海话会受到歧视,为了学上海话我都有点口吃了”。

作为“六九届”初中生,王安忆经历了很多场运动,种种遭际,无论自己的还是同学、朋友、邻居的,王安忆都娓娓道来。“猝然间,满街都是被剪了裤脚和赤足提着皮鞋的男女……人群朝不同方向涌动,是逃离什么,又是迎向什么。小孩子夹在其中,赤红或者苍白着小脸,心别别地跳,耳边有一个声音:出事了!”在王安忆的个人史中,有些事情就是从这一日开始的,“它一下子撕掳了这城市的体面”,“就是体面,高尚的政体尊严是属于北京这一类首善之地,现代崛起的上海市民社会,充其量是一点体面,以物质心和虚荣心堆垒起来”。

混乱的年代,岁月的沉积,凸显在王安忆记忆中的感性细节,却是生活依然在韧性前行。比如把王安忆带大的家中那位老保姆,十四岁来到上海帮佣,亲历各历史阶段,上中下各阶层变迁,于是深知其变中的不变,由此树立原则,立志遵守,“比如,她坚决不跟风新派,称雇主为‘同志’,坚称‘先生’和‘师母’,数度纠正,终究拗不过她,只得由她去了”。王安忆的小学同学董小苹,虽然历经磨难,依然凭着努力考上大学,坚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和董小苹的交往,让王安忆深切体会到时代喧嚣下生活的强韧潜流,在董小苹家到小屋,她深切感受到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盘中取出针线,给儿子钉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了五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在这里,每度过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一同回忆我们小时候活着与死去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各自的遭际与命运,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我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

“你的目光将接壤处推远,远到无限”

回望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常常会感觉到一种美感,“长久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人们,羞怯地好奇地探出头,张望着外面的世界,然后小心翼翼而又勇敢地迈出脚步,每一点点观念的改变都需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一点一滴地开拓精神的禁锢,一点一滴地积累思想的果实”。

然而时代迅速发展,映照出尴尬处境,“一种富足与匮乏,发展与缺失的矛盾处境”,“什么都是多,多了还要多,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在推动着这种奇怪的繁殖力,而生活却变成不真实的了”。王安忆因此认为,身处这样的时代,我们不要尽想着有用,而应该更多地想些无用的价值;也不要过于追求效率,急于加入竞争,“在效率至上的社会里,过程被轻视成为一种累赘,它核计成本,然后被压缩甚至消除,为演算的方便考虑,它概括为符号,在这人工模拟的系统里,我们如何认识存在的实质性呢?假定说我们可以放弃认识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又如何去确定我们的目的?”

王安忆认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文学需要“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写作因而成为一种艰苦的跋涉,但这种艰苦跋涉同时充满思想的阔大和精神的愉悦,“年龄和阅历教训了我,时时处处提醒我是谁,越知道‘我’是谁,就越知道‘无我’的不可能,但这样的自知并不使人气馁,而是相反,更加向往,在‘我’的边界,仰望无边无际的‘无我’,真是深邃,你的目光将接壤处推远,推远,远到无限”。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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