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场雨□李贵平
我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大巴山老家，地区管事的对我说：咱这儿装不下人了你回县里吧，县上管事的说：咱这儿装不下人了你去区里吧；区上管事的说：咱这儿装不下人了你去乡里吧；乡中学校长说：咱这儿装不下语文老师了你去教政治吧。
我当时想抓个石头朝那些人扔过去：咱中文系高材生呢，又不是劳教对象，更不是陈世美的老婆？但念着老母亲没人照顾，忍。我把石头装在心里。
我去了。那是一所深藏在高岭山峦里的乡村中学，我的新“家”，安放在校内一幢地主庄园的二楼。一人走路，整个老楼的木地板都咚咚配合直响。上楼梯时，得先用手顶开一块横盖的木板。那天晚上，月光透过雕花木窗流泻进来，我独自就着花生米喝闷酒，忽然哭起来，啜泣声破窗而出，惊飞楼下的蝙蝠，蝙蝠幸灾乐祸地呱叫，又串起池塘里的青蛙一起哄闹。隔壁的女教师敲着木板墙嚷道：黑灯瞎火的你整啥呢？人家白居易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你却弄个大鬼小鬼闹学堂，告你。
上课头一天，我刚迈进教室，就被门上埋伏的一把烂扫帚掉下来砸在头上，成语“灰头土脸”说的就是这事儿啊。才讲几分钟，我就从孩子们茫然的眸子里看到一句老话：读望天书。被我揪着耳朵站起来的班长启升，望着窗外飞过的麻雀说：听不懂呀老师。
听得懂才怪？我也听不懂自己讲的啥。我打小政治课都不及格，那时的初中政治课没有教学大纲，主要讲精神文明。我拿着课本煞有其事地耗着，孩子们也煞有其事地耗着，一如庄园里老樟树和狗尾巴草各自野蛮生长，互不张望。
硬扛了半个月，我发现几个娃娃又在鬼头鬼脑嘀咕什么，瞅见我后哼着歌儿散开了，带头大哥就是城里来的插班生斌斌。斌斌是因为经常偷他爸的钱被发配到这所乡村中学的。估计斌斌们下回伺候我的，就不是扫帚而是别的玩意了，或者干脆把我丢进池塘里去和猪儿一起游泳。
救救自己，救救孩子。我说。得改变教学方式。
我的“教改”是这样的：每节课的末尾都拨出十五分钟开小灶——讲故事。我读大学时最好的自修课是二战史。我想用自己的拿手戏，拿下这帮企图飞起来吃人的孩子。
第一天，我讲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犹如倒霉蛋虚竹在山洞遇到无崖子，凭空吸来七十年功夫，活了。虽然只有短短十五分钟，这群长期跟父母蜗居在山凼凼的乡下娃，仿佛换了一个人，他们头一回听说大山之外、时光之远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苏军T34主战坦克、德军梅塞斯密特BF-109战机等新词儿。于是，一场场弥漫着惨烈血腥味的搏杀巷战，一次次从瓦砾间射出的狙击点杀，一个个咬着敌人喉咙同归于尽的红军战士，以及战后曼斯坦因元帅对战争道义和战役得失的反思……都在群山环抱的这间土疙瘩教室里无声展开，连班上最喜欢给男生递纸条儿的秀芝都听得张大嘴，似乎我讲的东西可以帮她写好情书。
我从孩子们兴奋的眼光和我自己的讲述里，悟出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战争还可怕，一切都可以挣扎，一切都可以重来。
老校长叼着叶子烟杆儿乌云般飘来，他瞅瞅教室里满脸期待的孩子们，想找出隐形的翅膀，又上下打量我：小子，上啥手段啦？
我当然再不会挨扫帚的袭击了，还成了学校的土豪：隔三差五，孩子们有的送来一块煮熟的腊肉，有的揣来几袋裹着泥土的花生，有的提来一瓶苕酒要求上“晚自习”。那年隆冬，大雪纷飞，村庄一片银白，冷得连狗儿都不敢露面。银装素裹的群山中，我女朋友踏着积雪、披着雪花从另一所中学步行三十里来看我，一见面她就将冻得通红的手儿伸进我颈子：“快快，弄吃的！”这时，斌斌幽灵般出现了，他拍打着棉袄上的雪花，将一条烧好的狗腿子放在桌上：“给咱师母炖口汤喝吧。”“啥，哪来的？嘿嘿……”
这当然是多年前的事了。我记得离开那所学校的头天晚上，启升带人早早用扫帚将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十支蜡光透出窗外将麦苗都映得通红。含着泪水，我给孩子们讲了最后一课：攻克柏林。
这些年，我和孩子们都在不同的地方“攻克”生活中的难关，联系少了，但我每每从省城回老家重聚，他们都要让我再讲几个故事，欢闹通宵。他们中，当然没有谁飞起来吃人，且今非昔比——斌斌在重庆读完军校后当了军官，启升成了年轻的文史专家，秀芝在乡下教书经常当模范……
寂静的夏夜，苍穹上日升月落，阴晴更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一场雨，哪怕是一场无法扯破天幕的小雨，它浸湿的不只是我们的身体，更浸湿我们的心田，于是，心田里便会生长出竹子拔节般的青绿植物。
新闻推荐
8月6日，一则消息在社交网络里流传开来：由中国设计师提出的方案在一个巴黎圣母院教堂重建设计的竞赛中拔得头筹。这让不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