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归，演讲，在北京

□汪少飞

我的第一次演讲，是在北京。

6月上旬，也就是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前夕，我所在的部队单位接到上级通知，务必派一名选手参加总参管理局（军级）政治部举办的“庆七一迎回归”青年演讲大赛。政治部指名要我参赛。其实我写个通讯报道或小散文之类的还凑合，要在威严的部队讲坛上演讲，可是赶鸭子上架了，况且我代表的不是我们一个团级单位，而是全处（师）。我的头皮麻麻的，匆匆赴京，拟在京城亮一回“洋相”。

到京后我仍住在老地方——市北新外大街29号总参管理局招待所。

6月下旬预赛。全局100多个单位精选出的40多名选手，早已由其单位首长领着端坐场中，其中英姿飒爽的女军人、女职员占了大半。她们中有老成干练的，俊秀中挂有几分从容，但也有不少稚气未脱，时有恐慌的神情在眼中闪现，这使我这个“老大哥”的心平静了不少。预赛开始前，用抓阄的办法决定上场顺序。抓阄时，我想，越往后面抓，心里会越慌乱的，竟真抓到了一号阄，第一个上场了。

走上前台的一刹那，近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紧盯着我，我心里紧缩了一会后，又顿生几分第一个上场的荣耀感，并在那一瞬间突然激发起为单位争个好名次的念头。原本，我只是想，我参与了就行。人的念头，有时就是这样奇怪。我根据一直领着我的处政治部主任授我的经验，大胆地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地扫视了一眼评委席和赛场后，心里迅速镇静下来，稍息便演讲起《走过罗湖桥》。这个稿子讲的内容是，七年前我在深圳罗湖桥畔联检大厦前突然止步，面对眼前的香港，却可望不可及、“咫尺隔天涯”的沉重失落，以及香港回归后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过罗湖桥的喜悦与自豪。开始时我感觉声音有一点儿生涩，但随即便挥洒自如了。可演讲过半却在一处突然卡了壳，因一段临时加上的内容不太熟悉，忘了。我呆立着，望着赛场，有些急了，可束手无策，分明看见台下不少女兵低着头或抿着嘴在偷偷地笑。我这个向来很要面子的人，这个时候的脸皮突然变得有点儿厚，她们一笑，我竟然也笑了，这一笑，我则从呆立中放松了。我定下神来，知道演讲的成败在此一举。在评委允许我看一下讲稿后，我中断的演讲又接上了。很顺畅，也颇富感情。演讲结束时，台下响起了长久的掌声。

之后的两天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自我演练时心不在焉。虽说“贵在参与”，但倘若真进不了决赛，还是觉得愧对了全处（师）20多个单位的官兵和职工。欣喜的是，第三天政治部主任告诉我，尽管你中途卡壳了，但评委认为你的心理素质和演讲形象好，你进入仅10人角逐的决赛了。那一刻，在亲切但仍很陌生的首都，形单影只的我，嘴上没说什么，但一股清泉即刻从我的心里流过，柔柔的，暖暖的，热热的，像我的双眼里没有溢出的东西……

香港回归的前一天，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离开港督府那一天，北京即将进入炎热的盛夏，一辆小车穿大街、过高架，天南地北地穿行近一个小时，终在一高大、恢宏而古朴的东欧建筑前停了下来。我随政治部主任走下车来，使劲地抬头一看——京西宾馆。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蕴的宾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无数个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就是在这座东欧建筑里酝酿、决定的。

在京西宾馆的一个大会堂里，主席台上，将星闪烁，八位将军威严地坐着。主席台的右侧便是演讲台，台下是总参管理局机关的数百位官兵和职员。这样的场合我是第一次遇见，尽管已有预赛和之后演训的实践，但心里仍很忐忑。我们十位选手，被安排坐在台下的第二排。我坐着，紧闭双眼，恐慌与镇静进行了反复的离合、冲突与较量。对于自身的形象、演讲的内容、语言的表达、感情等，我基本上是有信心的，但缺少的还是自信、胆量，还有节奏感的把握，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信！这是我要突破的。

和预赛不同，这次我是排在后几位上场的。走上讲台的时候，身后的目光像一块块冰冷的刀片，射在我的背上，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当登上讲台，面向赛场，然后大胆地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地扫视了一眼整个赛场后，我的心里又镇静、踏实了，一种名叫自信的东西悄然在心底升起。记不起我是怎样讲完的，但我知道，我虽说不上是行云流水般地《走过罗湖桥》，但走得还是平稳的，淡定的，从容的。我夺得了全局“庆七一迎回归”青年演讲大赛的第三名。

第二天，1997年7月1日，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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