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帝王将相”
父亲兄弟四个，他排行老四，是爷爷的“老疙瘩”。而且从小生得细皮嫩肉，模样端正，又聪明伶俐，深得爷爷喜爱。那时候还没解放，爷爷家世代耕种，并不富裕，前面三兄弟都没上学，但爷爷还是把“老疙瘩”送到了城里的小学堂。在进学堂之前，爷爷还特意让县城里有名的算命先生为我父亲算了一卦。希望这个小儿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那个算命先生姓司徒，他拉过我父亲，上下打量一番，有用一根麻线量量父亲的额头、鼻梁和耳朵。大惊失色，连对爷爷说：“贵不可言，贵不可言”。不但没收爷爷的卦金，反而赠送爷爷五个大洋。说父亲将来必是“帝王将相”。日后还仰仗父亲关照呢。
爷爷喜不自胜。而父亲自入学后，对各种课本几乎过目不忘。一年级上过，直接跳到了三年级。而三年级上过又直接跳到了五年级。但在上五年级下学期时，看到了淮河两岸著名的花鼓灯艺人“一条线”们的演出。只见这些艺人装扮得花枝招展，一唱一跳，回眸一笑迷倒了成千上万的人，顿时大脑不知道被哪一根神经搭错了，饭也不吃了，学也不上了，铁了心要跟着艺人唱花鼓灯了。父亲深知爷爷绝不可能答应，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一声招呼不打，就跟着一个花鼓灯班子“下南乡”了。
等到爷爷再看到我父亲的时候，已经是解放以后，父亲已经是县剧团的专业演员了。解放初老家爷爷分了地，老家乡里知道父亲识文断字，又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让爷爷到县城动员父亲回乡，不仅分地，还要让父亲到乡里当干部。但爷爷跑了多次，软硬兼施，父亲还是毫不动摇地要唱戏。爷爷气不过，只得回家后再也不踏进县城半步了。
时值抗美援朝，台湾又闹哄哄地“反攻大陆”。经动员已经跟我母亲结婚了的父亲又穿上军装入伍了。父亲当的是空军地勤兵，虽然没去朝鲜，却在福建与台湾对垒了几年。五年后退伍回来，当时县公安局等多部门希望父亲能到那些单位工作，更提出了许多优惠条件，但父亲还是铁了心要回剧团。气得我母亲将父亲的行李扔到大街上，要与父亲离婚，但种种压力都没能让父亲让步，最后还是到县剧团上班了。只是已不能再唱戏，当了导演和舞台监督了。母亲一提起这事就气得发抖，爷爷更是气得多年不让父亲进门，但父亲却似乎很心满意足。
但此后父亲的“仕途”却几乎是一直在走下坡。从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几乎每一次运动，父亲都是首当其冲，直到文革期间县剧团全员下放，父亲终于带着我母亲和四个孩子回到爷爷所在的老家了。这时候，看到了父亲已经一大家子，爷爷的气也消了。用下放分到的木料和下放费，在爷爷的老宅基上盖起了房子。记得让父亲最有面子的，是用下放的松木料为爷爷奶奶打了两口寿材。奶奶死得早。而后凡有客人到家，爷爷总要让人看看自己屋里的寿材：这是俺四儿子给我打的，是公家批得松木，俺们此地没有……
看到我父亲又回到了乡下，爷爷一直对县城里算命的司徒老先生耿耿于怀，老家的三大爷曾经告诉我，爷爷在司徒老先生去世前曾专门去了一趟县城，一见老司徒就抱怨，说他骗了自己。你不是说俺家老四“贵不可言”吗？将来还“帝王将相”呢！怎么又回到农村连个生产队长也没当上？想不到老司徒一听比我爷爷还痛心疾首，懊恼地说：“你家老四本来是可以帝王将相、光宗耀祖的，可是，学什么不好，却偏偏要去唱戏，所有的帝王将相他都当了，官都让他当绝了，只不过地点不同罢了。”
一句话把爷爷堵住了。但又一想，司徒说的一点没错，我父亲本来可以当帝王将相的，只是当的地方不一样，把舞台当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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