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的源头
我曾经在青藏公路旁沿着沱沱河畔往上游走去，想尽量接近长江的源头；也曾站在青藏铁路的沱沱河大桥上遥望各拉丹冬，但见白云缭绕着的雪山若隐若现。这一带的海拔已超过4600米，看六千多米的各拉丹冬群峰并不显得很高，却依然遥远而神秘。由于气候寒冷，河水主要来源于冰川。要是没有青藏公路和铁路，这里和各拉丹冬一样，常年无人居住，以致在以往数千年间只是偶然进入历史的记录。
当我到达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青尼罗河源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流入塔纳湖之前，尼罗河只是汩汩流淌的一衣带水。这片高原海拔只有两千米，加上气候温暖，植被茂密，连尼罗河畔都长满野生的纸莎草；人口虽不稠密，也不时有舟楫往来，民居在望。人类最主要的发祥地离此不远，应该不是偶然的。
同样是世界级大江的源头，却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在人类生存和繁衍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尽管人类的生活和生存都离不开水，人类在早期无不逐水而居，却还会选择相对合适的地点，未必离水越近越好，或者必须处于江河的源头。
但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有一个过程，必然中也有偶然。就像在气候变寒时北半球的人群一般都会向南迁移，却也有的人群弄错了方向，误迁向北方。尽管多数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也有人被迫找到了御寒的办法，或者发现了比较适合生活的小环境，最终得以幸存。
由于先民对地理环境一般都没有多少直接经验，更缺乏整体性的了解，所以会作出今人无法理解的选择。在考察了古格王国的遗址后，我不禁感慨，当初这支因逃避覆灭的命运而从雅鲁藏布江流域迁来的部族，只要再往南走一段，就能翻过山口，进入温暖湿润、水量充沛、物产丰富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完全不必定居在这高寒贫瘠的险境。但如果设身处地，作出这样的选择也十分自然——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群人已经疲惫不堪，发现这一带虽然地势更高，却有深厚的黄土，可以掘穴而居，足以抵御严寒，也可维持生计。对于习惯于在海拔三四千米生存的人来说，再提高到四五千米也不难适应。当时他们只看到前面挡道的山岗，却根本不知道山口另一边还有一片乐土。而一旦定居，非不得已就不会再迁移了。
正因为如此，即使今天看来并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江河源头，历史上也不乏先民的踪迹，还可能成为一些人群在相当长的阶段内的家园。羌、吐谷浑、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族都曾有人在三江源地区生活。艰险的生存条件也造就了他们超常的生存能力，化解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与此同时，他们又寄希望于超自然的力量，祈求得到神灵的庇佑，神话和原始信仰便应运而生。由于外界对他们知之甚少，亲历其地的人几乎没有，这类传说更平添了神秘色彩，具有极大的魅力。
当这种想象上升到信仰时，江河源头就成了主宰河流命运的神的居所。于是在人们足迹所及的河源，无不先后建起了河神的庙宇，定期歆享人们的祭献，以便实现他们安澜永定的期待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景。历来多灾的黄河为国计民生所系，河神自然是国家和民众最应尊奉的神祇。随着黄河下游的决溢改道越发严重，人们对河神的祭祀规格也更加隆重，但却收不到相应的效益。到清朝乾隆年间，终于有人悟出其中“道理”——大概由于祭河神的地方离其居所太远，所以尽管祭仪尊崇，祭品丰厚，河神却无法享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黄河在江苏、河南决口。于是次年有了皇帝钦命，阿弥达奉旨率大队人马上溯黄河正源卡日曲，在真正的河源与河神“沟通”。
在人类的早期，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之间虽然也不无差异，但在生产力普遍落后的情况下，彼此间在生产、生活上的差距不会很大。就主要由手工创造的物质文明而言，个人的天赋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往往不受物质条件的影响，因而在相对穷困落后的社会或自然条件险恶的环境，同样能产生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成果。在青海柳湾，出土的彩陶色彩之艳、形制之全、品位之高、数量之多，大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而已经发掘的还只是遗址的一小部分。
在良渚博物馆，我看到过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工艺之精，比之于用现代工具加工的当代制品也毫不逊色。良渚人有数百年或两三千年的历史。在这样长的时间和如此多的人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一两位或若干位具有超常天赋的人物。如果他们毕生从事某项工作，如制作陶器、玉器，加上多少代人累积的经验，就有可能突破某一难题，创造出某种有效的工具，或制造出某种全新的产品。而当这些制作与一种信仰联系在一起，或者就成为信仰的实践，人的天赋会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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