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花评选，国人缘何钟爱牡丹？
近几天，在一场热闹的国花评选投票中，牡丹以近八成的得票一枝独秀。事实上，在国花的评选上，牡丹、梅花之争由来已久，而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牡丹和国花的渊源更深厚一些。自古以来，不管是文人还是百姓都有钟爱牡丹的情结，和平年代牡丹更因其富贵平安、祥和美好的精神内涵尤为人们所推崇。
国花投票牡丹独占鳌头
中国的国花是什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牡丹。事实上，官方从未“官宣”过我国的国花，所以近期中国花卉协会发布了《投票：我心中的国花》，面向公众开放网络投票渠道，选出民众心目中的国花。
据花卉协会发布的通知介绍，哪种花成为国花需要符合几个基本条件：一是起源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适应性强，分布广泛，品种资源丰富；二是花姿、花色美丽大气，能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性格特征；三是文化底蕴深厚，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四是用途广泛，具有较高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投票结果显示，同意牡丹为国花的居首位，共288747票，占79.71%；第二名，同意梅花为国花的占12.30%；第三名，同意兰花为国花的占2.48%；第四名，同意荷花为国花的占1.89%。而同意菊花、月季、茶花、桂花、杜鹃、水仙等为国花的选项，投票赞成的比例均不到1%。花卉协会表示，此次投票“只是收集民情民意”，把意见收集起来供上级参考，国花最终由国家相关部门决定。
牡丹在国花投票中独占鳌头，花卉协会继而发布了《征求牡丹为我国国花意见的通知》。国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目前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有自己的国花。不同国家的国花各有各的民族特色，但相同的一点是，被选中的花卉都和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性格、气质有着类似之处，都寄寓着民众对国家美好的期待和祝愿。中国国花最终“花落谁家”，还需要等待“官宣”。
国花之争由来已久
虽然牡丹成为国花的呼声最高，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从投票结果来看，国花评选中牡丹的有力竞争者是梅花。梅花之所以有资格和牡丹抗衡，是因为自古以来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不畏严冬、品格高洁的梅花，因凌寒开放而衍生出勇敢、坚贞、反抗等精神特质，特别受古代隐士和近现代革命志士的推崇。牡丹与梅花之争，其实是两种精神气魄之间的较量，牡丹象征着对繁荣富强的追求，梅花象征着在历史考验中的坚守。
在“国花”桂冠的折取上，牡丹和梅花曾经各有胜负。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有些牡丹景点以“国花”命名，民国初年人们多视牡丹为国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对牡丹的国花之称出于帝制时代、意在富贵荣华等多感不满，而主张选用富含精神品格象征意义的菊、梅等。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教育等部门拟议梅花为国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客观上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社会各界更是热情响应，造成梅花为国花的既定事实。
近30年来，牡丹、梅花的国花之争也从未停止过。一方面，自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梅花已成为国魂的化身，更受到文人志士的特别喜爱；另一方面，作为千载以来人们心中富贵平安的不二象征，牡丹的民间地位无人可撼，俨然也是国花的最佳候补。上世纪80、90年代，官方都曾组织过声势浩大的国花评选，在不同的场合和维度中，牡丹和梅花各有胜负。后来虽也有“一国两花”“一国四花”等调和性方案，但最终尚未统一，国花之位空缺至今。
清代曾经官宣牡丹为国花
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角度看，“国花”不是古汉语中既有的词汇，现有史料中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明朝诗人李梦阳，所指的对象恰恰就是牡丹。
李梦阳有首七言律诗《牡丹盛开群友来看》，其中“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两句，虽然是在感慨开封故园牡丹的荒凉冷落，但确已将“国花”二字代指牡丹，这也是迄今可考的“国花”一词与牡丹的最早关联。不过，那时“国花”一称并非牡丹专属，稍晚于李梦阳的嘉靖朝权臣高拱，就用“玉苑移仙萼，群英让国花”来形容家中的芍药。后来，“国花”这一称谓继续往牡丹倾斜，万历年间北京西直门外极乐寺修建了一处“国花堂”，堂中种植的正是牡丹花。到了晚明，著名诗人王次回在赠友诗中直言“国花第一数姚黄，更共明珠字夜光”，姚黄正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
清代诗文中出现“国花”一词时，基本上专指牡丹。极乐寺国花堂成为京中游览胜地，姹紫嫣红开遍，往来题咏不绝。乾隆时的郑亲王乌尔恭阿有诗“城西国花旧有堂，牡丹盛开红千萼”，书法家成亲王永瑆更亲自为国花堂题匾。清人对于“国花牡丹”的吟咏侧重，由原本的国色天香、花中之王渐演为花开盛世、国泰民安。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以懿旨形式册封牡丹为大清国花，这是中华历史上首次正式钦点国花。慈禧太后钟爱牡丹，她画过的一幅《牡丹图》，画面有三朵牡丹，钤有“慈禧皇太后之宝”大印。册封牡丹为大清国花后，慈禧还命人在颐和园佛香阁前修“国花台”，广植牡丹珍品，以彰泱泱气象。
国人为何钟爱牡丹
自古以来，不止文人雅士，平民百姓也十分喜爱牡丹。唐朝时，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人们对牡丹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如此描写人们争相购买牡丹花的情景。皮日休在《牡丹》一诗中给予牡丹“花王”的称号：“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的这首《赏牡丹》更是赞颂牡丹为人赏爱的倾国之色，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
至宋代，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和邵雍的著名诗句“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反映出宋代喜爱牡丹之风已深入人心。宋代还出现了一批记载牡丹栽培情况的书籍，包括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和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等，都记录了牡丹发展历史。“花王”指代牡丹被列入当时的市井行话，说明在宋代，牡丹的“花王”称号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近代和当代，牡丹亦是深得国人喜爱。牡丹印迹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牡丹的名称或图案广泛应用在人名、地名、物名及布帛、器皿之上。邮票和人民币等具有收藏价值的物品，也多次使用牡丹花图案。与牡丹相关的音乐、戏剧、绘画、雕刻和雕塑也数不胜数，如传说《吕洞宾三戏白牡丹》、戏剧《牡丹亭》、歌曲《牡丹之歌》都广为流传。
如果说梅花代表了中国人民在特殊年代不屈不挠、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的话，那么牡丹则寄托了人们对和平盛世、安定生活的美好向往。正是因为牡丹的这种精神内涵，才能千百年来始终得到国人的钟爱。 （新时报记者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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