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学者的重大选择
余秋雨
从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在濒临灭亡中经历了一次生死选择。在这过程中，两位学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中国文化在当时的最高代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熟程度和研究深度，甚至超过了唐、宋、元、明、清的绝大多数高层学者。因此，他们有一千个理由选择保守，坚持复古，呼唤国粹，崇拜遗产，抗拒变革，反对创新，抵制西学。他们这样做，即使做得再极端，也具有天经地义的资格。
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没有作这样的选择。甚至，作了相反的选择。正因为这样，在痛苦的历史转型期，传统文化没有成为一种强大的阻力。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仅仅因为两个人，一场文化恶战并没有发生。局部有一些冲突，也形不成气候，因为“主帅中的主帅”，没有站到敌对营垒。
这两人是谁？
一是章太炎，二是王国维，都是我们浙江人。
仅凭这一点，浙江的文化贡献非同小可。他们两人深褐色的衣带，没有成为捆绑遗产的锦索，把中国传统文化送上豪华的绝路。他们的衣带飘扬起来，飘到了新世纪的天宇。
我曾经说过，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组杰出的“文化三剑客”之后，清代曾出现过规模不小的“学术智能大荟萃”。一大串不亚于人类文明史上任何学术团体的渊博学者的名字相继出现，例如戴震、江永、惠栋、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阮元、朱彝尊、黄丕烈等。他们每个人的学问，几乎都带有历史归结性。这种大荟萃，在乾隆、嘉庆年间更是发达，因此有了“乾嘉学派”的说法。乾嘉学派分吴派和皖派，皖派传承人俞樾的最优秀弟子就是章太炎。随着学术群星的相继陨落，章太炎成了清代这次“学术智能大荟萃”的正宗传人，又自然成了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代表和最后代表。
但是，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古典得不能再古典、传统得不能再传统、国学得不能再国学的世纪大师，居然是一个最勇敢、最彻底的革命者！他连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案也不同意，反对改良，反对折中，反对妥协，并为此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举世亦无第二人”（鲁迅语）。
“举世亦无第二人”，既表明是第一，又表明是唯一。请注意，这个在革命之志上的“举世亦无第二人”，恰恰又是在学术深度上的“举世亦无第二人”。两个第一，两个唯一，就这样神奇地合在一起了。
凭着章太炎，我们可以回答现在社会上那些喧嚣不已的复古势力了。他们说，辛亥革命中断了中国文脉，因此对不起中国传统文化。章太炎的结论正好相反：辛亥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选择。在他看来，除了脱胎换骨的根本性变革，中国文化已经没有出路。
再说说王国维。他比章太炎小九岁，而在文化成就上，却超过了章太炎。如果说，章太炎掌控着一座伟大的文化庄园，那么王国维却在庄园周边开拓着一片片全新的领土，而且每一项开拓都前无古人。例如，他写出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剧史，对甲骨文、西北史地、古音、训诂、《红楼梦》的研究都达到了划时代的高度。而且，他在研究中运用的重要思想资源，居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康德。由于他，中国文化界领略了“直觉思维”，了解了“生命意志”。他始终处于一种国际等级的创造状态，发挥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后来的自杀，正反映出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现状与真正的大文化还很难融合。
两位文化大师，一位选择了革命，一位选择了开拓，一时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出现了勇猛而又凄厉的生命烈度。这种生命烈度，可以使他们耗尽自己，却从根子上点燃了文化基因。
回想世界历史上每一个古典文明走向陨灭的关键时刻，总有几位“集大成”的银髯长者在作最后的挣扎，而且，每次都是以他们生命的消逝代表一种文明的死亡。章太炎、王国维也是这样的集大成者，他们也有过挣扎，却在挣扎中创造了奇迹，那就是没有让中华文明陨灭。我由此认定，他们的名字应该在文明史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他们两位是参天高峰，却也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身边的一些丘壑。回忆平生遇到过的所有文化巨匠，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而那些成天高喊“国学”“国粹”的复古主义者，却几乎没有一个写得出几句文言，读得下半篇楚辞。
真正热爱某个行当的人，必定因除旧布新而伤痕累累。天天在保守的村寨口敲锣打鼓的人，却一定别有所图，需要多加提防。
（节选自《雨夜短文》，余秋雨著，天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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