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的野心： 日本间谍的老照片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如今我们常常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拍摄的老照片，认为这些老照片为我们城市留下了难得的影像资料。然而，另一个事实也不容遗忘，那就是当年这些照片的拍摄动机，事实上暗藏着侵略者的野心。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院长杨红林编著的《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间谍的摄影情报档案》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详细讲述了一名日本间谍借民间摄影师之名，从1924年到1938年在中国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情和民族问题的情报刺探与搜集的间谍活动，呈现了日本间谍“影像的占领”背后的故事。
“影像的占领”
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了3000余幅日本间谍在中国各省拍摄的原版照片。每张照片的旁边都贴着一张印有日文说明的标签，注明拍摄地点及情况简介。这些照片当年是作为出版物向社会公开发行的，相册的名称有《亚细亚大观》《满蒙大观》《满蒙印画辑》等。当面对着这40余本相册，杨红林立即被里面照片所呈现的那个时代和世界震惊了，“透过那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我们仿佛又看到那些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如幽灵般常年潜行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他们如观光客般将照相机对准山川、河流，对准铁路、港口，对准森林、矿山……一切都似乎在不经意间完成。或许，当年这些‘观光客’的身边也曾有好奇的围观者，只是神情麻木的国人哪里会知道，自己正如标本一样进入别人的实验室！”
通过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杨红林发现，这些照片的真正用意，显然是日本“业余”间谍为侵略中国所做的“影像的占领”。以岛崎役治主持的《亚细亚大观》为例，“表面上看，《亚细亚大观》只不过是一份刊登照片为主的消遣类刊物，但却与日本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1932年之前，这份刊物每期的封面上居然印有‘赐览’或‘天皇陛下皇后陛下睿览、闲院宫御用’等。”杨红林认为，透过其摄影活动和拍摄内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为一个名摄影师和刊物经营者，岛崎役治其实还扮演着日本间谍的角色，长期打着旅行考察的幌子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直接为日本政府的渗透与侵略服务。仅在1925—1931年期间，岛崎役治就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日本间谍无孔不入，他们刺探和搜集的情报非常细致、精确，以致将那个时期中国各个方面的状况一览无遗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和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作了详细的信息铺垫。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近代以来日本侵华过程中的摄影行为，可谓“影像的占领”。
“业余间谍”
杨红林说，提起日本近代侵华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间谍，人们通常首先会联想到宗方小太郎、荒尾精、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川岛芳子、南云造子等名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长达100多年的侵华过程中，除了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专业间谍外，日本还拥有一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这些人员打着民间机构的旗号，以商人、学者、旅行者乃至妓女等身份为掩护，充当为本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志愿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支持。
《暗夜中的眼睛》中的主角岛崎役治，正是这支庞大的“业余”间谍队伍中的一员。在该书的序言中，杨红林如此分析：如果仅仅作为摄影师而言，他们拍摄的照片实在谈不上有多少艺术性，有些甚至明显是仓促之下的抢拍，而就照片的内容而言，除了一些名胜古迹还算符合旅游者的身份之外，那些森林、矿山、铁路、港口、街道、城墙……实在无法掩盖他们的真实任务。而每张照片的文字说明，更是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侵略野心。
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就以各种身份为掩护，深入清朝宫廷、穷乡僻壤，探析了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的内幕。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官方又专门派出114名随军记者及4名摄影师前往战场实地拍摄。到日俄战争前后，为深入了解中国东北的情形，日本又设立了专门的拍摄机构，而这些机构都直接从政府或有政府、军界背景的商业机构那里获得财力支持。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速，大批日本间谍打着旅行考察的幌子潜入中国各地进行调查，收集地理、军事经济、人文等方面的资料，而一些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则为其主子提供了更形象真实的情报。
在《暗夜中的眼睛》中，杨红林分门别类梳理了大量照片，包括“城镇扫描”“地理交通”“军政情报”“资源物产”“民情大观”“消失的风景”“罪行的供状”等等，包罗万象。通过这些照片以及其他众多情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日本人所绘制的一些中国地图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情形：每座山、每条河、每条铁路、每座桥、每个路口、每个村庄，甚至村庄里每一口水井都一目了然”。在有些偏僻的山村，甚至只有猎人才知道的小路，都会被标注出来！
“济南展望”
杨红林认为，在拍摄过程中，岛崎役治等人还特意搜集具有军事价值的各种情报。例如在介绍山海关的城墙时注明：“高三十尺，厚二十尺，周长三里，坚城铁壁。”在介绍济南的津浦铁路黄河铁桥时也着意指明该桥长度为4800尺。
在拍摄过程中，岛崎役治等人身为异国摄影师，却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和社会动向格外关心。例如在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结束后，岛崎役治就第一时间来到事件发生地进行窥探。后来的事实表明“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侵略，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始”。1928年4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山东，自5月3日起对济南军民进行疯狂屠杀，打死打伤中国军民7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直到1929年3月28日，在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屈辱性的《济南惨案协定》后，日军才撤出济南。此次事件表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掲。就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岛崎役治于1929年2月来到济南实地“考察”，为《亚细亚大观》拍摄了一组照片，详细介绍当时山东的政局、人文历史、交通、贸易、物产等情况，并为这组照片撰写了题为《济南展望》的前言。
1928年1月，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名为《日本论》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的作者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季陶认为，我们虽然有很多留日学生，但对于日本这个题目，研究很少，而“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感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在引述完戴季陶的话后，杨红林忍不住感慨，“令人唏嘘的是，距离戴季陶著述《日本论》整整90年后，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间互相打量时的态度，居然惊人地没有丝毫变化。日本不遗余力地刺探有关中国的情报，而中国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格言，可惜的是后人却漠然置之，反倒被虎视眈眈的外人奉为圭臬。或许，这也正是近代以来我们在同对方的较量中屡屡失败的原因之一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所讲述的主角以及他们所拍摄的数以千计的照片或许会再度刺痛我们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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