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在民国
《民国古琴随笔集》（增订本），严晓星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8月即出
本书能够刊行增订版，得益于近年来民国文献的大幅度电子化。初版收入十一篇文章约三万五千字，本次增订了七篇文章约一万五千字，篇幅扩充了不少。这里照例说说新增七篇的内容与价值。
稍稍梳理史、集两部文献，大致可以发现，在中层以上的缙绅之家，女眷对琴艺的研习应该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亦不乏富有天分与创造力之人。但历代闺阁之中的文艺活动，以文学创作最易保存、最易传播，进入欣赏、流通乃至研究领域也最早。这从难以计数的女性文学作品的各种别集、选集、总集以及相关文学史、传记、论著中，亦可见一斑。紧随其后的，大约是闺秀书画作品。书画与文学的传播，高度依赖笔纸这样的物质媒介，古琴则不然。以闺阁之私密，她们琴艺往往不为人知，即使偶尔被记录下来，也必然挂一漏万；她们的社会参与度几乎为零，其琴学渊源、研习心得缺乏交流，更无从对琴苑产生直接影响。像清代师妙灵能传下《梅花仙馆琴谱》稿、抄残本各一部，已是凤毛麟角，尽管查阜西先生对琴谱的评价并不高。
大约正是因为这些缘由，闺秀与古琴的关联，迄今未曾进入研究者全面考察的视野。瘦巅《古琴与妇女》较早关注这一现象，且经过了深思熟虑。他认为，女性接触古琴，有可能受到弹琴的父兄影响，而父兄也把琴当作“施行礼教的工具”，尤其是识字的女性，更容易因为文字的形容而对古琴印象深刻；弹琴之于女性，可用作消遣，可抒发感情、表明心志，并一再强调“妇女们也是大多数人承认为富于情感的，而且他们享受特有的自然美，与柔和的品性，是以妇女对于美术，比较的特别有兴趣”、“古代的妇女，从她们的环境上，很容易与古琴相近”。约此前三年，顾颉刚发表的《庄暗香》，虽不过是一条阅读史料的五百字札记，却表现出了对人才自毁的强烈遗憾：“社会上主张女子只应事人，不应有才艺，一个音乐天才就会懊悔弹琴不是女儿的事，从此丢了！许多平常人中，有几个天才，何等的可以宝贵，乃必纳之于常人之途，甚而至于空气浓重，使不待禁而自绝，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尊重女性的心性，珍惜女性的才华，不再固守旧道德的女性观，也不将女性弹琴视为仅可供男性赞叹或炫耀的资本，这些具有女权意识的评说未必完美，却已非常难得。本书按照发表时间排序，顾颉刚《庄暗香》因而成为增订版首篇，其鲜明的“现代性”，并不弱于初版第一篇的陈西滢《听琴》。
与精神底色变化相应的，是古琴的物质传播新途径：唱片与广播；而与唱片相比，广播具有更广大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抗战爆发之前，从《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档案出版社，1985年12月）一书来看，时常出入电台的演奏古琴的琴人，是吴浸阳、郑觐文；而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夏一峰、徐元白、程独清则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常客，尤其是夏一峰，电台开播第一天（1928年8月1日）就播奏《普庵咒》，从此古琴节目就经常出现在播奏单中（《绝响：国鹏辑近世琴人音像遗珍》，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琴人在广播过程中的状态，张子谦《操缦琐记》偶有记录（参与广播自1939年始），但更早更详尽的记述，却是程独清的《播音》。播音的技术、环境、程序，自己的心理，由演奏者一一写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古琴本身及其衍生品，历来被视为雅玩。清内府藏有宋代广窑琴，乾隆帝尝为之作《宋瓷琴》诗，梁诗正诸臣工亦有《奉敕题古瓷琴》诗，足见重视。1929年5月，马衡、郭葆昌、郑颖孙、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等在故宫考察此琴，由郭氏撰成《故宫辨琴记》（刊于《故宫周刊》第十期，同年出线装单行本，次年《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九期亦载）；不久，黄秋岳《说宋广窑修身理性琴》又加申说（刊于《春明画报》第十一期，署名“聆”），其后略予增订，易题为《宋广窑沙胎琴》，收入他的名著《花随人圣庵摭忆》。郭、黄二文均为文言，天麓《广窑琴》则用白话文。如今，广窑琴完好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天麓在文末的悬念，也总算有了一个答案。
以上四篇，无论现代还是传统，均为初版十一篇所未及的范畴；新增的另外三篇，则呼应与丰富了初版的内容。同样是听琴，陈西滢重在表达意见，周作人看大于听，高长虹的《艺术演奏会听琴速写》更接近多数人听琴的体验，甚至提及自己半途而废的学琴经历。这位个性鲜明的新文学家，接触古琴的因缘、教他弹琴的人物，都不免令人好奇。蒋组若《访问张一留老居士的补记》、林绿《操琴者》写的都是琴人，与初版海戈笔下的曾胖子、李恩绩笔下的郑琴师各有异同。郑琴师即近代国乐史上重要人物郑觐文，李氏写出了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张一留亦非无名之士，蒋组若真实地记述了他笃修净业的晚年片段。曾胖子是诨号，林绿笔下的“朱先生”不仅隐去其名，恐怕连姓也是假的。曾胖子于政治可谓懵然无知，亦满不在乎，其个性粗放可喜；朱先生却曾经是一位革命者，其个性深沉谨慎。民国风云激荡，颇不乏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琴人，或响应革命，或投身军旅，或创建社团，或另有隐秘身份，了解了这一背景，朱先生的人生选择也就不那么突兀了。非常时代，当然就会有非常琴人。
增订版一仍旧例，只收随笔，不选学术文章与报刊连载的“古琴常识”之类；只收散篇，不采专著；只收白话，不录文言。之所以强调最后一点，一来是因为多年前已将晚清光、宣两朝至民国间关于古琴的文言散篇辑出百馀条，对所涉人事详加注解，足可另成一书，二来也借此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古琴到了二十世纪，面对的“变局”极为复杂，其中之一便是“如何被叙述”，而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叙述载体，又在其间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更替。对语文敏感的人不难发现，文言与白话，在写作方式、精准程度、惯用模式、语境营造、视听质感等方面存着很大差异，这必然会对古琴叙述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文言与白话的数量对比来看，文言文对古琴叙述的附着力尤其“顽固”，那么目前辑得的这十八篇白话文字，也就尤其难得，值得集中行世，其中的微妙意味，读者诸君不妨细细体会。
新增七篇中的两篇由黄恽先生提供，沈慧瑛、林宁两位女士于校勘文本多有助力。多谢这些可敬的友人为这本小书增色。
初版问世时，辛丰年先生是入集文章中唯一存世的作者，然而十一个月后（2013年3月），他也与人世告别，享年九十周岁。他少年习琴，毕生未曾放弃古琴爱好，至今我仍然怀念与他聊历史和时事、书籍和音乐（包括古琴）的点点滴滴。逝去的时代若令人留恋，正是因为这些有光彩的人。
（本文为《民国古琴随笔集》[增订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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