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幕后的故事（上）
1962年第九期《电影文学》刊登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长春电影制片厂借此良机，开始拍摄这个动人的故事，1963年，黑白故事影片《自有后来人》公映了，一时间全国争相观看。同年，哈尔滨市京剧团根据该剧本编排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当地演出以后深受欢迎，以致连续上演了一百多场。其后，上海爱华沪剧团以这两戏为基础，改编成了现代沪剧《红灯记》，在上海演出获得成功。
从1963年红灯第一次点亮，到今天跨越40余年，《红灯记》的背后也承载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灯记》所讲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地点是黑龙江小镇“龙潭”，这是个虚构的地名，是东北许许多多有地下交通员的小镇的缩影。
为了搞到准确的情报，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抗联培养了许多地下交通员，他们活动在城镇乡村，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形式为抗联秘密递送情报。在 《红灯记》里，李玉和家就是我党秘密交通站，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老少三代，还有跳车人、磨刀人都是交通员。电影 《自有后来人》和后来多个版本的 《红灯记》中，李玉和与交通员接头时举起红灯，与磨刀人接头时看见对方左手戴手套的典型的接头暗号和李玉和在粥棚遭遇日本宪兵搜查，急中生智将一碗粥倒进装密电码的饭盒的这一保护密件的行为都十分真实，这是因为编剧沈默君非常了解抗联交通员的对敌斗争手段。
为了防止敌人截获，电台不能明码发报，只能把电码自制成密码。这写满密码的本子，也就是 《红灯记》中所谓的密电码，必须送到配备电台的抗联部队去，用于发码和接收后的破译。
密电码如此重要，它在敌后的传递就要非常隐秘，通常都把它写在一本书或字典中，用来迷惑敌人。对于密电码，交通员、报务员等都视其为自己的生命。1942年冬天，抗联二路军的女报务员陈玉华随小队行军，途中突然遭到日军围攻，小队被打散，身背发报机的陈玉华身负重伤。她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发报机砸碎，扔进深雪中，牺牲前，她又吞吃了密电码。刘未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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