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来的人：中国初代模特队传奇
原创：故事硬核
当年的前卫设计 供图｜受访者
一群受到美与自由召唤的年轻人，凭借着勇气去冲破特殊年代施加在人身上的枷锁，他们有的为此与家庭决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采访丨高哲 刘婧
撰文丨高哲
编辑丨林珊珊
出品丨 X 故事硬核
一
39年前对任何人来说都太过遥远，但如果那时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并且将一颗压抑的心从长久的沉默里解救出来，那么他仍然记得当天的遭遇、甚至是当时的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24岁时的贡海斌时常出没在北京最繁华的西单路口，那天西单商场前聚着一大群人，一圈圈地围着两男一女三个外国人，贡海斌走近了，还想挤进去看个究竟，慌乱中扯断了拎在手里的塑料袋，六个馒头掉出来，“骨碌碌滚了一地。”
他后来知道，德国的一家电视台当时正在录外景，女主持介绍中国的时局，讲着谁也听不懂的德语，六个散落的馒头立刻作为突发情况被摄影师拍进了镜头，“现在的北京，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地上的大白馒头，很能说明问题。”女主持人说。
镜头拍过馒头，抬起来对准了一脸窘迫的贡海斌。
“你是干吗的？”翻译问他。
西单附近的居民一直以来也为此感到迷惑，他们时常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从路口走过，消失在西面的手帕胡同。他总是穿着鲜亮整齐的衣服，身材颀长、头发乌黑，皮肤却异常白皙，显然不属于劳动阶层，最奇怪的是，他沉默寡言，几乎从不跟人交谈。时间久了，人们猜测他应该是归国的华侨。
两三个春心萌动的姑娘时常等在贡海斌家附近，足够大胆的会凑过来，“哎哥们，你干吗去？”“我回家。”“家在哪儿啊，咱们能聊聊吗？”“聊什么啊？”“聊聊呗，你这不会说话嘛。”“当然会说话了，没有什么聊的。”
左四为贡海斌 供图｜受访者
多年后回忆起从青春期开始的这段经历，贡海斌语气中仍有些辛酸，“一说话很麻烦，从国外回来？哪个国家、有护照吗？”年少时的贡海斌过着贵族般的生活，常常跟随母亲参加领导人的舞会，从不知何为世事艰难。家道中落后，自尊与虚荣成了他不得不维护的枷锁，对于真实的身份——染坊工人，他讳莫如深，从不与人提起。
那时的洗染店只有小小的门脸，院里支着棚子，地上四口大锅，夏天时温度高达50多度。从17岁开始贡海斌当起了学徒工，每天穿梭在蒸蕴的水气里，浑身上下只穿着靴子、裤衩和一件胶皮围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停下来，脱了靴子倒出半靴水。
挨到下工时，浑身溅满五颜六色的的染料，跟斑点狗似的，皮肤却出奇地细嫩，用他的话说，简直跟仙女一样。借着洗染店的便利，他烫衣服、压裤线，再擦过皮鞋、抹上头油，悄悄从店后的小黑门溜出去，在路人惊讶的目光中走路回家。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后，贡海斌花3个月工资买来墨镜，这样连眼神的交流也省了，于是传言也更新了版本，“西单有一个男的，海底来的人，特酷，不说话，线条倍儿棒。”
但面对德国记者的提问，贡海斌涨红了脸，只能如实回答，“我是一个工人。”
“为什么带那么多馒头？”记者又问。
“中午上班吃饭的。”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还要给同事带两个，自己吃四个。”其实那只是贡海斌一个人的午餐。
“四个也是很多的，你觉得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馒头吗？”
“会有更多馒头。”
短短的对话，回忆起来却像漫长的煎熬。贡海斌正要跟随人群散去，突然又被一位带着鸭舌帽的中年人叫住，对方自称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名叫向霖，说着还拿出了工作证。
那时向霖正在为新电影《琴思》挑选演员，“你的形象真的很好。”向霖捡起馒头，“你这样像个华侨似的，怎么还带饭？”
贡海斌领着向霖和摄影师从小黑门进了染坊，雾蒙蒙的伸手不见五指。“你每天就在这云雾里工作吗？”向霖对贡海斌说，“年轻人，我对你的命运感觉很可怜。你是一个演员的苗子，拍完这个电影，留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我培养你。”
贡海斌听了，眼泪汪汪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旁的摄影师开起了玩笑，“戏很好嘛。”
二
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中国人与外国人公开接触，还只能选择几处特定的场所。1980年9月收到那份莫名其妙的邀约时，贡海斌正在电影制片厂做兼职演员，进了北京饭店的会议室，他看到一位儒雅的外国人端坐其中，身旁的女士虽然有着中国人的脸庞，但衣着鲜艳奇特，身份令人费解。
女士自称宋怀桂，她告诉贡海斌和另外两位青年演员——日后成名的张铁林和方舒，身边的皮尔·卡丹先生是法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正在筹备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时装模特队。
贡海斌不明白什么是时装模特。在整个国家都只能穿着黑蓝绿的年代，不仅时装模特一词不存在，连展示形体的行为在一些人看来也与妓女无异，而在新闻报道中，“模特”更是语言的禁忌。
新华社记者李安定记得，他曾在1979年春天参加过一场只允许服装界官员入场的内部观摩会，第一次见到了皮尔·卡丹和伸向观众席的天桥。据他描述，8名法国和4名日本模特穿着奇装异服，穿梭往返，彼此“眉目传情，勾肩搭背”，一名金发碧眼的女模特，扭着胯从台前返回，突然停下来转向台边，撩起长裙的两襟，露出只穿着窄窄三角裤的身体，“顿时，台下的观众几乎都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那里面实际什么都没穿嘛，上面什么都没有，乳罩都不戴。”李安定坐在沙发里，扬起双手模仿当时观众的惊诧，““噢”，人就像浪打来一样，整一排都要倒掉了。”
虽然1980年前后国门已经打开，中国急需扩大服装出口以赚取外汇，但跟世界隔阂太久，中国服装界对西方的流行趋势一无所知，很需要皮尔·卡丹带来的最新知识。可是要从中国人当中招募模特，政治气候和流行的观念一时还难以容许。李安定原本打算报道卡丹的第一次时装表演，但第二天《参考消息》转发了香港左派报纸的评论，题为《外国人的屁香》，不仅报道无法发出，卡丹接下来在上海的表演也遭遇了阻力。
第一次来华，卡丹先生实际上无功而返。在巴黎的一次艺术展上，他结识了旅居欧洲的宋怀桂，于是接受后者的提议，委托她再次回到中国开拓市场。归国的宋怀桂除了要筹备模特队，还要在北京开办一家名为“马克西姆”的餐厅。这家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餐厅，曾经是毕加索等欧洲艺术家聚会的顶级文化沙龙，因此当欧洲报纸得知皮尔·卡丹的计划，纷纷评论说“卡丹一定是疯了。”法国驻中国大使则一脸严肃地劝他“不要做傻事”。但卡丹先生不仅不打算退缩，还要在北京完全复制巴黎马克西姆的装修和服务，要知道，当时北京甚至找不到施工的材料和建筑师。宋怀桂所领受的使命仿佛天方夜谭。
皮尔·卡丹走在北京街头
后来证明，宋怀桂正是皮尔·卡丹那时最需要的人。然而，如果只是对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有所了解、并且察觉了蠢蠢欲动又谨小慎微的民心，宋怀桂与她的事业之间仍隔着万水千山。但宋怀桂——用皮尔·卡丹的评价来形容——即使被扔在沙漠上，她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
早年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时候，宋怀桂遇见了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两人的恋情被学校发觉，被迫写下再不来往的保证书。他们很快学会了一套地下工作的联络方式，将约会的字条藏在树洞里，当恋人迎面走来，彼此不能言语，宋怀桂便用辫子的样式传达信息：两条辫意思是能够赴约，一条辫意味着去不了。后来，宋怀桂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陈情的书信，周恩来亲自批准，促成了新中国第一起涉外婚姻。
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对宋怀桂的事业存有诸多猜测，比如她在中国高层人脉广泛。邓小平的女儿邓琳是宋怀桂当年在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师妹，中国的政府高官后来也的确常常出现在马克西姆，但宋怀桂的女儿宋小虹说，最初回到中国的时候，母亲也只能打电话、写信，骑着自行车到轻工部、纺织部挨个拜访，向办事人员寻求许可，“别人不明白她要做什么事，觉得她是不是有点毛病。”
宋怀桂（蓝黑衣服）和模特们 供图｜受访者
性情中人宋怀桂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不仅敢想敢为，还能在三言两语间拉近与陌生人的关系，即使遇到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她也会亲切的唤一句“哎呦吴大姐”，她与人聊起家常，总把“咱们是老乡”像口头禅一样挂在嘴边。
但寻找模特这件事，还只能悄悄地进行。不管是走在马路上，还是去银行办事，宋怀桂都会随时留意那些身高和外形条件符合的年轻人。伍荣威见到一袭红衣的宋怀桂时正是中国银行的柜员，女工孙幼婷在北京电影学院大门口第一次听说了时装表演，漆雕工人杨伟在鼓楼的大厅外撞见红上衣、绿腰带、花布鞋的宋怀桂，心想“哪里来的妖婆子。”
后来蜚声海外的名模石凯，15岁的时候坐在北京饭店咖啡厅一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从卫生间返回时，被宋怀桂和卡丹发现，贡海斌走过来告诉她，“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看上你，说你很适合做他的服装模特。”石凯不明白他的意思，“懵了”。宋怀桂和卡丹又走来详细地解释，“我真的没有听懂，后来觉得可能像一个舞台戏剧服装的哑剧。我当时觉得很可爱。”石凯说。
八九十年代的北京饭店
在北京饭店的会议室里，卡丹先生通过翻译略作解释，请出了从法国带来的模特教练塔尔多。贡海斌回忆当时的场景，情不自禁地模仿起塔尔多的步态，“一米九零，浅蓝色的皮鞋，穿了一条白裤子，上面是浅蓝色的毛衣，肩上搭着白色外套，飘飘地过来，太漂亮了！”
“你们三个走走吧。”卡丹先生说。
走路大概是世上最轻而易举的事情，贡海斌不以为然，可是真的迈开步子，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吓坏了。塔尔多走起来轻松、潇洒，动态中充满美感，可他却身体僵直，像“傻帽走路”。
贡海斌不敢再走下去，觉得简直是对他们的羞辱，他问卡丹先生，“这是有专业技术的吗？”
“有，有很高的技术。”卡丹告诉他，“模特是人的参照物。”
但在询问意愿时，张铁林和方舒都以拍电影为由拒绝了。
“你怎么选择呢？”卡丹问贡海斌。
拍完电影《琴思》后，贡海斌曾向父母说起剧情梗概，没等讲完，父母都睡了过去。而在观看内部电影《魂断蓝桥》时，父亲竟然像贡海斌一样抹起了眼泪。这件事让他感到很失望，他羡慕《魂断蓝桥》里罗伯特·泰勒的英俊风流，而当时的中国电影，仍在重复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距离人性与美的伟大主题过于遥远。
贡海斌说，“我愿意做这个职业。”
卡丹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为什么？你怎么就这么决定了呢？”
三
按照贡海斌的讲述，接下来发生了十足“80年代”风格的一幕：他默默走到窗边，望着空荡、贫瘠的北京街头，十几年来的经历全都堵在心里。
贡海斌的父亲曾是北京最大的面料商，母亲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裁缝，擅长剪裁传统旗袍。小时候的贡海斌像一位少爷一样，白净清秀，穿双排扣的小列宁装，小学与刘少奇的女儿同班，同在北京实验二小就读的也多是高官富商的子女。虽然“自然灾害”期间见识过胡同里的小孩啃食烧尽的煤球，但少年时仍然称得上无忧无虑。
60年代初期，母亲经常出入中南海，观看舞会上女士们的旗袍是否合身，贡海斌有时也去玩耍。周恩来总理会在舞池边摸摸头，“小孩挺漂亮。”休息时，小贡海斌拿起毛巾，送给毛主席，主席拉起他的手，“小朋友长得真秀气，长大了要跳舞，要学这个啊。”贡海斌就回答他，“我还小。”
在小孩的眼中，那时的世界一片升平气象，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家住西单，周末时贡海斌常到西单十字路口观看路过的男男女女，幻想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人，身边的女人又是何种模样。他发觉女士们旗袍的开叉越来越高，头发卷越来越大，男士的皮鞋也一天比一天更尖。
日子本该这样慢慢过去，等待贡海斌长大成人，去追寻自己的幻想。可就在他满怀憧憬的时候，家门口突然出现了他不能理解的东西——大字报，一张接一张贴满了家门对面的民主墙。
摩登的人们一夜之间消失了，贡海斌亲眼见到绿帽子的红卫兵当街撕烂旗袍、铰掉女士们的卷发。三天过后，放学时家门口一片慌乱，他爬上邻居家的院墙，看到父母都剃了阴阳头跪在地上，革命小将们正用皮带卖力地抽打，院里堆着查抄出的衣服、珠宝和敲碎了的古董。
贡海斌不清楚父母犯了什么罪，也顾不上害怕，想要回家去，被邻居一把拽住，“不要回去！”
红卫兵走后，父亲躺在床上，身上流着血，没法动弹，母亲正在做饭。贡海斌问妈妈，“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革命开始了。”
“这是什么样的革命。”
“可能针对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是资本家，所以要把家抄了，我们配合吧。如果有问题就要受到制裁。吃饭吧孩子，也许还过得去。”
当天晚上贡海斌无法入睡，到了夜里三四点，母亲叫醒了他和弟弟，“孩子啊，从今天开始，你跟弟弟每天都这时候起来，家里有些东西必须要扔掉。”
“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有武器吗？”
“不是，有一些金条，没有必要了，必须扔掉，如果再来抄家发现这些东西，可能要罪加一等。”
母亲从葡萄藤下挖开，地里埋着上下两层一箱箱的金条，“每天你跟弟弟扔一点，一人一箱，直到把它们扔光。”
那时候的西二环地铁线上还是一条护城河，贡海斌和弟弟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一人背着一个书包，把金条、金箔扔进护城河，直到书包背烂了三个，肩膀上勒出一条血痕。半年后，父母被红卫兵带到了河北石家庄附近劳改。
贡海斌遭遇抄家后，住在原石驸马大街的同学告诉他，他们家也横遭厄运。贡海斌跟他跑去，看到同学父亲跪在桌上，浑身鲜血、皮肉翻出，红卫兵命令同学大哥接着抽打，轮到二哥时，父亲已经濒临死亡，二哥操起一把铁锹，挥舞着砍断了父亲的脖子。
那一幕令贡海斌永远都难以忘记，“当时这一幕对我来说，一生中我觉得，完了，人性。”
往后的日子贡海斌带着八岁的弟弟，靠变卖家中残留的沙发、翡翠、鼻烟壶过活，一件只卖五块钱。还有民主墙上贴着的厚厚的大字报，他们用小铲子铲了，当废纸卖掉。两年后允许探亲，兄弟俩攒够了一捆油条，坐一宿火车到石家庄看望父母。年满17岁后，贡海斌分配到西单洗染店，开始了学徒工和“归国华侨”的生活。
访谈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贡海斌一头白发，嘴唇上贴着假胡须，显得沉稳儒雅，他十分在意自己的外形，每次见面都变换一种服饰，却又坦白地告诉我，裤子是淘宝买的，一百块。为了让我理解当年的选择，他坚持必须得从小时候说起。
他还记得刚进洗染店的时候，出门经常要在兜里藏一把改锥，或者一条钢丝索。那时即使在西单附近也不安全，贡海斌就曾遇到过拦路抢劫——小流氓恶狠狠地说“你丫犯照儿啊？”（你瞅啥？）接着就掏出了刀子，这时只有亮出武器，小流氓才会说一句“哥们拜拜了”然后溜走。1976年后，小流氓们脱掉了绿军装，换上了喇叭裤，手中的刀子变成了录音机，一边走一遍播放着邓丽君。
“我是一个很美的人，我拿刀还合适吗？”贡海斌说，“我觉得时尚很伟大。”
当年面试时皮尔·卡丹先生提出的疑问，贡海斌心中所想的，也正是这一层意思，“我愿意做这个职业。”
皮尔·卡丹（左）与中国模特
四
1980年底，宋怀桂已经疏通关系，租下了北京饭店的房间作为皮尔·卡丹公司在华的办事处，又租下鼓楼二层的大厅供模特们训练。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九点，28名模特聚在一起，接受教练塔尔多的培训。
训练开始，模特们围作一圈，先在音乐伴奏中走一个小时。塔尔多首先得纠正形体不正的问题，尤其是姑娘们，大都身高175cm左右，加上身形消瘦，“跟竹竿似的”，丝毫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往往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因为自卑而掩藏身高，养成耸肩、含胸的毛病。
其后才是步伐。跟一般人走路不同，模特行走时的飘逸感来自左右腿的重心转换，同时要避免肩部晃动，要做到这些，必须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塔尔多告诉模特们，掌握技术至少需要练习一百里以上。枯燥的训练让很多人退缩了，也有模特遭到家人的极力阻拦，或者认为没有报酬、如此辛苦训练并不值得。到后来28名模特只剩下15个。
洗染店得知贡海斌参加模特队后，认为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须接受改造”，将他发配到西山烧砖。他每天凌晨四点出发，穿着破棉袄在北风中和泥、制坯，用手推车送到窑口，九个小时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到鼓楼训练。
“其实每个人周围都是一片骂声，面临各种阻挠。”贡海斌回忆说，这个时候，宋怀桂女士便鼓励他们：时尚文化和模特职业对未来的社会很有益处，未来的人都会像她和塔尔多教练一样。
模特们明白宋怀桂的意思。交往频繁后，他们发现整个北京都找不到第二个宋阿姨这样的中国人：自信、优雅，散发的气质与不断变换的服饰相得益彰，有时连口红在一天之中也要更换三种——在年轻人面前淡一些，谈判时浓一些，晚宴的场合又是另一种。有的女模特想要借宋怀桂的口红一用，“阿姨，给我抹一点吧。”宋怀桂告诉她，口红有卫生问题，等演出结束了，可以每人送一支。
姑娘们羡慕宋怀桂，但整个北京都没有售卖口红的地方，唯一称得上化妆品的只是冬天防冻的雪花膏，大胆又爱美的姑娘用烧黑的筷子描眉，烧热了火剪子烫头发，想要抹口红了就抿一口红纸。至于美白护肤，只能切了黄瓜、西红柿贴在脸上，少数人会从鸽子粪里挑出白色的部分，混合在鸡蛋清中当作面膜使用，更有甚者，管男朋友要来小瓶精液替代鸽子粪。以穷为美的年代，女性不仅缺乏美的条件，还被迫向群众的粗鄙、单调、追求一律的观念看齐，美反倒成了畸形。
石凯参加训练比贡海斌等人晚了两年，第一次走进鼓楼的训练大厅，看到一屋子的俊男美女，感到自己是最丑陋的一个，“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化妆，脸上抹一个红的，嘴跟吃了血似的，对我来讲就是化妆。”石凯看到穿着高跟鞋的女模特，像脚底踩着蜻蜓似的走着，她不知道世上竟有那么漂亮的人。
小时候的石凯在周围人眼里像怪物一样：身高太高，腿太长，该鼓的地方不鼓，该瘪的地方不瘪，“脖子又长，脑袋又小，人家说长脑袋的劲儿全使在嘴上了。”还因为混血、臀部太翘，得了外号叫“非洲腚”，学校的小男孩问石凯，“你怎么长成这样呢？”想跟别人一样而不能，石凯感到很痛苦，为此没少跟人打架。
在鼓楼里，石凯没有信心做模特，她告诉宋怀桂要回家。卡丹先生却说，“石凯是我最欣赏的一个。”后来他告诉石凯，自己当年在中国选了很多模特，都很漂亮，但没有真正感到触动的，直到见到她。卡丹想象的中国模特正是石凯那样，美丽而不自知。
小姑娘经人一夸奖，乐呵呵地开始了训练。但去过两次之后又感到太乏味——清华毕业的父亲希望石凯从事理工科，女儿也确实是众人眼中的“天才”，从小就对缺乏智力含量的事情缺乏耐心，模特一事在她眼里真是蠢不可及，木偶一般单调、重复的动作，“根本等于一个人在循环，雇一个人来回转悠不就得了吗？”
见石凯经常不来训练，宋怀桂想尽了各种办法。“小石猴子你能不能坐下、安静一会儿。”一天晚上，宋阿姨放上音乐，塞给她一本没看过的杂志，指着模特走秀时袖口飘扬的画面，讲解什么是时装。“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晚上，”石凯突然意识到，模特在走秀的40秒钟里扮演了一个角色，讲述每件衣服的故事，让它飘逸、带来浪漫感，只有在模特身上衣服才会变得生动，于动感当中表现出静态美。石凯明白了服装表演不仅值得做，而且千变万化。
左起：宋晓红 石凯 耿伯平 供图｜受访者
训练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模特们度过了难忘的美好时光。冬天的北京在晚上九点时除了偶尔经过的洒水车，已经没有什么人影，模特们训练结束，迈着猫步走在空荡荡的长安街上，发出整齐的咔咔声。那段时间，贡海斌觉得走是最快乐的事情，只要给他音乐让他走，便好过一切物质的享受。那种步伐和音乐融为一体所激发的愉悦感，即使现实的挫折也无法让它消退。
五
第一次由中国模特表演的时装秀定在了1981年3月19日，纺织部请来了众多的外国媒体，模特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外媒，随着时间临近，开始有些担忧，宋怀桂告诉他们，一定要实话实说，告诉记者“你是做什么的，家住在哪里。”
民族文化宫已经布置好了天桥，而且按照中方要求，后台中央挂上了一道布帘，分隔了男女区域。宋小虹看到后台一阵忙乱，按照欧洲模特身材裁剪的服装穿在中国模特身上，竟然过于宽大，卡丹先生和主设计师安德列·奥利维尔紧急调整，帽子和配饰只能即兴搭配，衣服有的用别针别紧，有的干脆缝起了后背。
机关来的观众陆续入场，贡海斌看到他们穿着熟悉的干部服，神情严肃，女士们都梳着短发，有的戴着帽子。临近开场，宋怀桂最后做了动员，其中有一句话贡海斌印象深刻——我们中国人不能永远地站在世界文明的外围。
音乐和灯光同时启动，模特被法方的舞台监督一把推了出去。
贡海斌第三个出场，第一套服装是紫红的天鹅绒西装，配白衬衫和领结，腰上系着绑带。台下一片黑暗，他迎着闪光灯激动地朝前走，“我觉得走在美妙的、幻想的太空里，前面的星星在闪，我童年的梦想今天实现了，一切都没有顾虑，我终于走进了童话的世界。”
走到尽头，出神的贡海斌忘了回去，流着眼泪站了将近一分钟。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拍下了这一幕，后来将照片送给了贡海斌，照片里的年轻人一脸灿烂，表情天真又忧伤。
那场一小时十分钟的表演，展示了皮尔·卡丹从法国带来了100多套服装，男模特每人三套，女模特的五套全都是丝绸质地。在走秀中间，主办方为了冲淡时装秀的西方色彩，还请来了京剧团的演员，穿插进行猴戏和武生表演。
宋怀桂整场都陪机关领导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她观察着官员们的反应，担心他们不满意或者认为太露骨，但宋小虹记得，官员们没有说什么，只是礼貌地鼓鼓掌，也许是卡丹的设计太前卫，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没有可能穿上街。
到了石凯第一次表演的1983年10月，卡丹的风格似乎已经被中国人接受，表演也越来越轻松。卡丹先生使劲捏着石凯的胳膊推她出去，灯光一下子亮了，石凯却站着不动，“坏了，现在干吗？”观众开始鼓掌，“看来不光是卡丹先生喜欢我，下面的人也喜欢我，那就开始走吧。”气氛越来越欢快，石凯穿着最后一件婚纱走到中间时，贡海斌正迎面返回，“石头，婚纱挽着点，你都快跳起来了！”
第一次表演结束后，外国记者果然如料想的那样，不相信模特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泰晤士报》记者怀疑贡海斌来自日本，“那好啊，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请到我家去，我家不远，就在马路对面，我家有户口本，我有父亲母亲。”回到西单手帕胡同，父母以为他惹了祸，“我们也没办法，一直阻挠，不让他干，但是孩子喜欢，还是干了这个。”
中国第一代时装模特在长城
当晚皮尔·卡丹公司在北京饭店举行晚宴，请来记者、大使和中国官员，庆祝演出成功，卡丹先生发给每个男模特一套西装，还有领结、皮带、袜子，末了叮嘱他们胸前最好佩戴胸针或者别一朵花。卡丹一定没有想到，偌大的北京没有一家花店。男模特们被难住了，所有的服饰都由卡丹先生提供，自己连一朵花都找不来，“合着就一堆肉？”
男模齐国立突然有了主意，“我回一下我们家那菜店。现在不是有韭菜嘛，都带花。”贡海斌觉得行，“韭菜花不难看。”两小时后，齐国立回来，带着一大包韭菜花，男模们挑几朵，用细线绑了插在兜里。
五六百人的晚宴热闹异常，中国模特仍是焦点，记者们采访完，问男模特胸前别的是什么，卡丹先生也好奇，一遍遍地重复过后，贡海斌又一次辛酸地想掉眼泪，“别人胸前别的是花，中国模特别的是菜。”
六
纯真年代的故事应该有一个热闹温暖的结局，模特队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也的确如此。
宋怀桂筹办的北京马克西姆开业后，模特们时常受到邀请，在席间表演简单的时装走秀，在那里他们见识了从未涉足过世界：自由，丰裕，繁冗多样而郁郁文哉。餐厅南面那方小小的舞台前，宾客们时或掀起地毯，随着乐队的伴奏起舞，著名演奏家吕思清来时，即兴拉起小提琴，看中央芭蕾舞团的李颜跳一段《天鹅之死》。
如今还能被记起的80年代文化名流几乎都到过马克西姆，崔健在那里第一次演唱了《一无所有》，黑豹乐队砸坏了吉他，土妞儿似的刘晓庆懂得了何为时髦，阿兰·德龙办了50岁的生日party，贝托鲁奇跟中国的文化部长握了手、开始筹拍他的《末代皇帝》。张国荣把它当作在北京的家，并留下生前最后一张影像。还有面庞稚嫩的姜文，捧着刚刚获得的金球奖，在吧台一脸喜悦地留影。而沙龙的女主人宋怀桂，总是穿着颜色艳丽的晚礼服，在入口处仪态万千地迎来送往。
第一次走进马克西姆，的确容易产生一丝恍惚感，它太过豪华又太过陈旧，似乎每一个角落都重叠着一万个人的影子、每一寸地毯都洒满了酒，只是如今不见踪影，日光从红黄蓝斑驳的窗玻璃透过来，却让室内显得愈加昏暗。
1983年马克西姆餐厅开业，引来众多民众围观
“它好像是一个别的时代。”宋小虹向我指点各处装修的来历：带有弧度的墙镜来自日本，墙里面的电线也是；鸢尾花造型的吊灯和古朴的壁画来自法国；订做的椅子和餐具已经换过，苏格兰地毯仍是1981年那一张。
当初在为餐厅挑选服务生的时候，皮尔·卡丹对宋怀桂说，“在智能和美貌之间，如果不能并存，一定要拣美貌。”在他头脑里，也从未想过盈利的事。餐厅不仅聘用法国大厨，还请来巴黎马克西姆的安波儿·德·里昂伯爵担任经理。那时在马克西姆用一餐的花费大约是500元人民币，而北京市居民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左右，像贡海斌那样的学徒工只有16块5毛。
如果不是宋女士邀请，第一代模特们绝不会自己走进马克西姆。男模耿伯平那时还是东郊葡萄酒厂的年轻电工，每天带着一身油渍下班回家，洗过澡、换上西装，在路人奇异的目光里挤上公交车，再进入马克西姆的另类世界。女模特们的服装太过显眼，或者因为冬天太冷，只能在餐厅的卫生间里换上晚礼服。身高和形体曾带给她们太多苦恼，甚至很难开启一段恋爱，但后来，当她们在马克西姆聚会的时候，男朋友或者丈夫只能推着自行车，等在崇文门的灯光下。其实在模特培训时，他们也曾在鼓楼等候，但极少露面，他们不愿与男模特们站在一起。
第一代模特们与过往的生活渐行渐远，心理上的落差变得难以忍受，或者用耿伯平的话说，“心野了”，于是纷纷辞去了原本的工作。贡海斌、耿伯平、杨伟办起了模特培训班，五毛钱的报名费，涌来至少3500人，你推我搡地挤坏了办公室的铁门。那时贡海斌代言的巨大广告牌已经挂上了王府井、机场，他成了刘晓庆一般的名人。
可他们走得太快，逐渐发现在这个尚未准备好的世界里无处可去，只能跟着毛阿敏、那英组成演出团队，到全国各地走穴，在观众抽烟、嗑瓜子的喧闹声里表演，期间穿插着相声、二胡等文艺节目，十足是贾樟柯电影里的场面。
贡海斌也曾将模特队带到改革前沿深圳，晚宴时女模特们纷纷陪座，当年的领队回忆说，香港来的富商出手阔绰，“搂搂腰、摸摸大腿”便是 5000块，而模特表演一场只有10元的报酬。即使这样的日子也没持续多久，突然兴起的歌厅舞厅以模特走秀为噱头，开始出现近乎色情的表演，模特一词又回到了污名里。
卡丹先生钟爱的女模石凯出身军人家庭，父母得知模特一事后，勒令她半小时之内收拾好行李离家，后来在宋怀桂帮助下，18岁的石凯孤身去了法国。1990年最后一次去过马克西姆后，耿伯平、杨伟远走欧洲，也曾跑过几年苏联，贩卖皮货和鹦鹉。贡海斌则在广东养起了鳄龟。
男模齐国立的死因有着两种说法，贡海斌说，齐国立在往后的日子里总惦记着收集韭菜花，有一回因此与顾客产生争执，被持刀从后背捅死。而在耿博平的记忆里，齐国立为了维护在歌厅卖唱的妻子，与人斗殴致死。
就这样，第一代模特顺着各自的人生轨迹陆续远离，等到90年代中国模特职业化起步，他们大都消失不见。
模特们被围观 供图｜受访者
与我聊起当年的经历时，耿伯平开着车行驶在秦皇岛海滨空荡荡的大街上，难免因为人事变迁生出一些感慨。他记得当年的模特队里有过三对恋人，其中包括他和一位女模特，最后都无疾而终。他从欧洲回国的时候，发现其他男模离了婚再娶，女模特也都离了婚出国或者嫁与富商，“丫都是陈世美。”他们彼此调侃。面对因为希望和欲望而涣散了的生活，似乎也只能如此。
2006年，模特们突然收到宋怀桂女士去世的消息，他们的Madame Song跟1989年去世的丈夫万曼一样，患上了肺癌，从确诊到去世只有六个月时间，宋女士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治愈，从未将消息告诉他人。沙龙女主人离开后，马克西姆的经营权转移给中方，属于它的时代也彻底终结了。
宋小虹平平淡淡地讲完母亲最后的故事，带着我从马克西姆的后门离开，餐厅大厨李师傅站在出口，礼貌地握手，只是说“我在这里三十三年了”。三十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但我想，宋怀桂和第一代模特队那样，仿佛从幽暗海底凭空出现的人和事，再不会有第二次出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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