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与“东南亚”的郑和
郑和下西洋是明初中国一次规模空前、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外交活动，也是一次震惊世界的航海活动。历经六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积淀，在中国和当年郑和下西洋远航船队主要经过的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两个“郑和”。一个是中国历史范畴的郑和，一个是存在于东南亚各族群历史记忆中的文化范畴郑和。
对中国人来说，郑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他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至1433年（明宣德八年）的近三十年中，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帆舟遍及亚洲、非洲等数十国，出色地完成了所负的使命，为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南海——印度洋国际贸易圈的繁荣，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学术界对郑和及其史迹做较系统的研究始于梁启超1904年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近百年来，中国几代史学家和日本及欧美的一些学者，以官修正史和中国典籍为文本资料，在明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和外交史的框架下，研究“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节”的郑和。
而东南亚视野中的郑和，虽然是以中国明代郑和为基础，但却是由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在内的东南亚各族群以当地文献、宗教仪式、神话传说和社会民俗等方式诠释出的郑和。在东南亚地区，有许多在中国典籍里未见记载的郑和资料。这些文献除了中文以外，大多以马来文、英文、印尼文、荷兰文等写成。例如成书于1615年《马来纪年》，记载了未见中国文献的郑和护送明朝汉宝丽公主和亲马六甲王的史实。一直到今天，这个美好的故事不仅出现在东南亚的历史专著中，也一再被马来人和华人艺术家当成艺术创作的素材，搬上戏剧和歌剧舞台，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又如中国史籍从未提到郑和远航曾到过印尼三宝垄地区，但印尼华人林天佑以马来文撰写的《三宝垄历史》却多次谈及郑和对三宝垄的访问以及当地的三宝洞、三宝公庙、王景弘墓等与郑和及随从有关的庙宇、历史遗迹和当地马来人和华人及土著祭祀郑和的宗教仪式和活动。
有关郑和在东南亚留下的历史遗迹，除了据说是郑和远航经过时留下的遗物，如郑和送给印尼亚齐王子的大型青铜钟、郑和在东南亚各地挖筑的“郑和井”、郑和船队远航时留下的大锚等，最为重要的是在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佛教化、道教化、回教化的郑和庙（又称三宝宫庙）和随行人员的庙宇等宗教遗迹。“郑和崇拜”并非形成于中国本土而是形成于东南亚，郑和是由信奉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华人、信奉回教的马来人、信奉佛教的泰国人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当地土著等族群在东南亚共同造就出来的神明。那些至今仍存在于东南亚各地的三宝庙（宫）以及祭祀郑和的宗教仪式和庆典，已经构成东南亚民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东南亚，流传着许多与郑和有关的传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已经注意到，并肯定这些来自民间的神话传说对郑和研究的学术价值。东南亚有关郑和的传说具有世代相传、富有神话色彩、涉及面广等特点。郑和在东南亚建清真寺、教导当地人斋戒、传播回教等，是有关郑和传说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东南亚和欧美学者即运用这类传说及其他资料，考察和研究马来半岛十五世纪以后接受伊斯兰教的历史过程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在有关的传说中，郑和还被赋予许多超自然的神力。他不仅可以造山造岛——现今东南亚的一些山与岛就是因郑和神力而出现，还具有镇妖魔斗鬼怪、治病救人等超自然的威力。郑和是一个宦官，但在东南亚却流传着许多郑和及其随从与当地土著女子通婚的传说。这些爱情故事大多有美丽浪漫的结局。在有关郑和神话传说中，与东南亚民间习俗、动物与物产有关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流传着不同版本的郑和诞辰日或抵达日的传说，并举行不同形式的宗教仪式和庆祝活动。这些仪式和庆典在历史的演化中，已经逐渐延续下来成为当地的习俗。其他还有郑和与杜固，郑和与印尼巴厘岛荔枝、花生、白葱的传说，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郑和鱼”、郑和留下的“拍手以呼风”习俗等等。
由此可见，在郑和下西洋主要经过的东南亚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当地各族群对郑和的热爱与崇敬，已经发展成为今天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特色。东南亚历史记忆中的郑和虽然不乏附会、荒诞和神化，却是一个历经六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由东南亚各族群用不同文字记录的文献、历史与宗教遗迹、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以及社会风情民俗等非文本形式诠释的郑和。东南亚视野中的郑和，其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已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郑和已经成为蕴涵着复杂和具有多方面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涉及十五世纪以来东南亚社会历史发展变迁许多重大的问题，这包括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关系、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华人移民在东南亚的拓荒、华人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以及与当地土著的关系、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当地土著等在内的多元种族的文化与宗教在东南亚的发展与互动等等。因此，对东南亚来说，郑和问题已从中国明朝的历史范畴演化成为具有本区域历史内涵的文化现象。
（本文初稿发表在2003年9月9日光明日报《理论版》，收入《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曾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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