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东方主义与地理建构中的亚洲与中亚
航海大发现使得欧洲对于世界体系的认知走在前列。地理作为描绘新世界的重要方式和技术手段，欧洲学者建立了一套基于“西方—东方”的二元结构体系，并以此划分欧洲与亚洲。欧洲列强为获得地缘政治的优势，特别是俄罗斯在亚洲腹地的巨大利益，通过科学考察，描绘出精确的地表、地貌等地理要素，将原来欧洲认为的“鞑靼利亚”构建为“亚洲俄罗斯”，又从中建构出“中亚”，切断了与中国的共时性联系。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需要重新反思“中亚”地理观念背后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建构，中国亟待建立超越东方主义的世界史。
亚洲地图的第一部分：包括土耳其、阿拉伯、波斯和恒河以南的印度以及与波斯和印度接壤的鞑靼地区。
让-巴蒂斯特·昂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 年）是重要的法国制图师，以对细节一丝不苟及不懈追求准确性而闻名。他的方法是收集和比较尽可能多的地理信息资料，并在获得新信息时修正并再版地图。他自己个人收藏的地图最终达到近 9000 幅。这张地图由昂维尔于1751年绘制，上面显示了亚洲的部分地区，从亚洲西部与非洲和欧洲的交界到东部的印度次大陆和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地图上用简短的说明介绍了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如“非常干燥”和“被沙覆盖”。卡塔尔被标为卡图拉（Catura）。地图上有坎大哈、喀布尔、赫拉特以及阿富汗名称的错误拼写“Agvanistan”。这张地图副本的边界由彩色墨水手绘线标示。地图上提供了至少12种不同长度单位的比例尺，从中可以看出昂维尔对细节的追求以及当时缺乏标准的情况。
中亚的地理范围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中亚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页。关于“中亚”（英文通常为Central Asia）至少存在以下三种定义：（1）苏联官方定义，即“中部亚洲”（Средняя Азия），大体包括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涵盖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2）通常的定义，即今天的中亚五国，现行俄文文献写作“中央亚洲”（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包括今阿富汗、中国新疆、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前苏联诸中亚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上述前两种定义仅限于帕米尔以西地区，可称狭义的“中亚”，而第三种定义包容帕米尔东西广大地区，可称广义的“中亚”。】“中亚”概念的含混性成为一种知识理解障碍。近年来空间研究的兴起，揭示了空间的等级性，启示“中亚”作为“地域”，其中内含着一种等级结构。“域”这个字，却不只是地 理，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某个范围。决定这个范围 的，是生活在那个特定区域之内的人的社会，是族群，是文化，是某种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域”的存在，完整的地理上便有了种种人为的界限。【阿来：《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阿来文学演讲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第228页。】而这个所谓的“人为”界限，无外乎就是掌握了知识与权力的人群。对于东方主义与中亚知识建构的反思，才刚刚开始。【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笔者也拟从这个视角对“中亚”的概念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一、地理大发现与俄国对“鞑靼利亚”的科学考察
理解“中亚”，必然要从理解“亚洲”的意义开始。“亚洲”概念的生成离不开地理大发现，或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是15世纪到17世纪的一次划时代影响的大事。那两三百年，欧洲经历了知识系统的大破大立大重建，知识系统的变化正是分隔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那最鲜明的分水岭。【杨照：《新世界与老亚洲》，收入（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201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第7页。】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影响则是复杂而矛盾的。是一场对原土著居民的掠夺和屠杀。不过，航海大发现作为“双刃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促进的一面，特别是物资交换与全球世界体系的形成，同时也带来世界知识的重大革新。
首先，地理大发现破除了欧洲当时将印度洋作为“伊斯兰之海”的认知。哥伦布的航行是以哥白尼太阳中心说为起点，航海大发现则更进一步证明了地球乃一自转球体的主张，引发对于欧洲传统教会观念的强烈质疑。“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的存在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发现与认知，对基督教《旧约圣经》“创世纪” 有关人类起源的提出了挑战，冲击了基督教对于历史表述的垄断性。欧洲人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于新的全球空间和各种文明的想象与观感。 地图和地理书就是其中一种独特的工具。【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 ，2007年第2期。】其次，从新大陆发现的大量气候海洋交通等资料、搜集到的大量动植物标本、民族志资料涌入欧洲，随之而来的是对陆地和前所未知的生物描述，刺激了博物学的发展。大量新发现的动植物以及民族志资料要被分类和识别。英国剑桥大学约翰·雷最早提出了有机体分类方法，提出了植物分类法的大纲，同时其著作中还提出动物分类法，划分鱼和其他动物的方法。【（美）杰弗里·马丁著，成一农、王雪梅译：《所有可能的世界》（第四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23页。】洪堡与李特尔则是19世纪地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学者，作为新地理学的重要人物，他们都试图阐述出一套“人类家园”的知识，而非神学体系的知识，新的科学世界观正在替代旧的神学世界观。第三，欧洲学者将“神的世界”改造为“人的世界”的过程中，要对这个“世界”进行重新的解释和认识，这就要提供一整套的知识框架，这就极大促进了“东方学”的发展。东方学素来被西欧人视为对异己者的研究；它不是研究某个传统学科（如法律）的学问，而是以“东方”这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地理区域为认知对象。一般而言，东方学的学者可以是任何对中东或亚洲的某个地区或国家有深刻认识的人，包括地理、历史、语言、民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张信刚谈东方学、区域研究与丝路探索，https://cul.qq.com/a/20170406/039483.htm。2018年12月1日查阅。】18—20世纪初是欧洲殖民主义的高峰期，也是“东方学”得到长足进展时期。
1447年的巴尔塞卡航海图
欧洲学者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成为主导性的知识体系，取代了神学的世界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建构这一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欧洲中心论”潜移默化移植到了其中。如黑格尔认为，地中海基于世界历史的中心，号称光芒的“希腊”就源于此，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就无从谈起了。【（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85页。】这种地中海中心论，体现了以欧洲文明作为中心，距离地中海文明越近的区域就是文明程度越深的区域，由此形成一个文化等级的差异区。如以欧洲为“西方”和非欧洲地区为“东方”进行划界，形成现代地区/发达地区/发达社会和非现代地区/欠发达地区/传统社会的分野构成社会科学的二元图景，这也是进化论观念展开的后果，形成线性的历史观念。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属于“其余”者（the others）在“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地理格局中，“东方人”的身份地位属于政治上及文化上的异类。由此，欧洲进步之快，不仅远超古人，而且将东方伟大的文明（中国、印度与伊斯兰）远远落在了后面，数百年对西方内部问题的关注、利用对非西方数百年的统治与东方数百年的牵涉所形成的基础，西方建构了现代性。【（英）齐乌丁·萨达尔著， 马雪峰、苏敏译：《东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页。】这种现代性渗透到了历史写作和地图绘制的空间中。
17世纪末，欧洲学者已经开始将“文明”欧洲与“野蛮”亚洲互为参照，里海北边、多瑙河西边及奥克苏斯河东边的地带，以古代宇宙志学者的“西徐亚”来称呼，视为历史的源头。到了19世纪，历史学家兰克将这种二元历史观视为一种历史原则。【参见（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201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第246页。】随着进化论的普及，与文明欧洲相对的“蛮族”成为了处于转型与定居、开始建构制度中之游牧民族，以及没有文字与高等艺术。只具备“公民社会与国家体制之雏形”的农业民族。由于农业民族没有长途奔袭到欧洲，而游牧民族则多次深刻影响到了欧洲。13 世纪欧洲人以“鞑靼人”来称呼分布于西亚、 中亚和北亚的许多游牧部族。Tar-tar 原是古代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名称，Tartarus则是希腊神话中的幽冥地府“塔尔塔罗斯”，13 世纪中叶当蒙古人兵临欧洲之时 ，英国本笃会士编年史家马修·帕瑞斯怀着恐惧与憎恨之情创造性地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称这些蒙古人是 “撒旦麾下令人厌恶的民族 ，像来自塔尔塔罗斯的恶鬼一样不断涌现 ， 所以他们该被称为鞑靼人 （Tartars）”。 从此 ，“鞑靼人”成为欧亚大陆草原地区各游牧民族的通称,于是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地理学想象中, 鞑靼地区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代表着威胁文明世界的蒙昧主义的温床。【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17—18世纪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和亚洲地图上, 鞑靼地区都是一个主要形象, 由独立鞑靼 （西鞑靼） 和中国鞑靼 （东鞑靼） 组成 。这块占据欧亚大陆一半以上面积的广袤空间在是时欧洲人的观念中没有政权归属, 纯然是个文化区域。【吴莉苇：《欧洲人等级制世界地理观下的中国：兼论地图的思想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鞑靼作为野蛮的形象深入到欧洲的历史观中。鞑靼人居住的区域被称之为鞑靼利亚（拉丁文为 Tataria）词根是Tatar， 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的阙特勤碑。据考证，中世纪犹太拉比和旅行家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于1173年在其著作中首用“Tartarie”一词称呼蒙古人及其地方。【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13世纪前期蒙古西征后，欧洲开始以拉丁文“Tartares”称呼蒙古人，以 “Tataria” 称呼东方蒙古人发源地及其势力范围：鞑靼利亚。
1719年，彼得大帝建立俄国官方制图局。1730年代，沙皇的地理顾问才将这一条线向东划至乌拉尔山区。乌拉尔河至里海最后才约定俗成被视为是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在这个划分中，具有重要意识形态意义，西伯利亚被亚洲化，成了彼得大帝转向西方寻求认同，也就是在国家机构、统治意识形态领域及精英文化细化下的“欧陆”俄国的殖民储备空间。这结合了从西方知识体系中借用而来的“大鞑靼”概念。【（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201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第44页。】欧洲地理学家所指的“大鞑靼”，是亚洲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彼·彼·谢苗诺夫著，李步月译：《天山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页。】“作为一种人为的地理区划，古希腊人最早使用亚洲一词，原意指太阳升起的东方（the east，Orient），当时主要指波斯帝国。18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欧诸国的全球殖民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地理学发展，构建出“欧洲文明”与“落后”非欧洲的地理学，因而欧洲与亚洲的“界限”也逐渐被固定化：以乌拉尔山、乌拉尔河、高加索山作为欧洲与亚洲分隔的想象界线，自此成为人们区划欧亚两洲的公式。”【张锡模：《圣战与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第115页。】欧洲列强在欧亚腹地探险的过程，就是化“鞑靼利亚”为可识别的现代地理的过程。【英国学者约·弗·巴雷利在1919年完成《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以相当详尽的篇幅介绍了有关鞑靼利亚的地图的变迁过程，如引用了詹金森1562年的鞑靼地图、亚·奥特利乌1570年的鞑靼地图、约·艾恩森1657年的鞑靼地图、戈都诺夫1667年地图、北亚民族志地图（1673年）、施莱辛地图（1693年）等多幅地图，对“鞑靼地图”如何转变为现代地图进行了讨论。参看氏著《俄国·蒙古·中国》上卷第一册·地理部分，吴持哲、吴有刚译，胡钟达校，据伦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1919年版本译出，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一方面，18世纪开始，地理学家菲利普·布亚赫（Philippe Buache）发展出一种地形学的描述方法，主要用于归纳山脉特征与河川网络。地理学家发现构成亚洲中央的不是无尽的草原，而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沙漠、盐湖及寒冷的高原。亚洲的中央有一座河流遍布的高原（青藏高原与帕米尔高原或“高地亚洲”——世界屋脊），亚洲的大型山脉从这里扩散开来，主要河流也源自其边缘。这个贫瘠的地区确实大河文化的自然源头，这种空间观产生了一种新的北亚、中亚及南亚的自然划分。原先统一的“鞑靼地区”被分割为中亚及北亚、南亚，西伯利亚在地理上分割出去。【（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201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第337页。】另一方面，广袤无垠的鞑靼地区有了更为细腻的面貌，中央高原的知识逐步被欧洲学者接受，巨大的喜马拉雅山及兴都库什山脉作为世界屋脊开始作为亚洲的一个地理标志受到了关注。这种新的空间图像对历史哲学的鞑靼论述有影响。欧洲的历史哲学家开始将信仰喇嘛教的藏人从鞑靼人中区分出来。【（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201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第250页。】17世纪至20世纪初从亚洲俄罗斯包含着西伯利亚到中亚这一广袤地区，同样有一个地理识别的过程。
随着俄国的崛起并向西伯利亚的殖民考察，西伯利亚不再是一个垦殖地区，而是帝国之内与欧洲领土相对称的部分，依据帝国意识形态来扮演自己的角色，区分帝国的版图为亚洲及欧洲部分，首度成为地理上及政治上的问题，将顿河（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笔下的“塔内斯河”（Tanais）及和黑海相间的亚速海视为欧亚间界线的古希腊罗马传统，在近代仍具影响力。俄国《列麦佐夫地图集》中的收人的1673年第23幅地图名为《关于托博尔斯克城、其他城镇、居民区和草原以及整个西伯利亚的领土与边界现状地图》，是在西伯利亚大主教科内利乌指导下绘制的，在东部俄罗斯、中亚、北亚地区居住的各民族部落的地点、区域、领土标志清楚。这幅地图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最大的特征是民族志的标注：如博格多（满洲人）、使用马和驯鹿的基里亚克人和布里亚特人，拉穆特人、堪察加人、科里亚克人、楚克奇人、尤卡吉尔人、雅库特人、通古斯人、达呼尔人、乌粱海人、奥斯佳克人、以及土尔扈特、和硕特、准噶尔与杜尔伯特等四部。图上还标出车列米西人、沃佳克人、沃古尔人、楚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卡拉卡尔帕克人、捷普佳尔人等等。同时，20世纪初的研究者认为这幅图中的地理标注错误很多。【（英）约·弗·巴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胡钟达校：《俄国·蒙古·中国》，据伦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1919年版本译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0页。】
1584年俄罗斯与鞑靼地图
二、东方学与地理建构：“亚洲俄罗斯”与“中亚”的形成
随着十九世纪世界地理轮廓的日益清晰，西方强国围绕着新的战略要冲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俄国与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围绕着黑海进行的博弈，俄国失败后，将目光转向了亚洲内陆腹地，对于哈萨克草原与中亚浩罕、布哈拉与希瓦这三个汗国具有战略利益诉求，俄国驻奥伦堡的总督则致力于扩大从奥伦堡经锡尔河的咸海入海口和克孜勒库姆沙漠到布哈拉的马帮贸易，巩固俄国与布哈拉的外交关系，并深入了解中亚三汗国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状况。【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各路考察队员的考察报告为俄国的中亚扩张奠定知识基础，并使欧洲学界认识到：中亚和新疆贸易路线的开辟和发展可促使下诺夫哥罗德和阿斯特拉罕成为亚欧大陆桥的贸易枢纽，以联通里海、黑海和波罗的海贸易网，加强欧亚与黎凡特地区的商品流通。俄国报告亦引起英法东方学界的关注，不仅激发了英俄的中亚竞争，更推动了欧洲东方学界“中央亚细亚”概念的确立及其知识体系建构。【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由于俄国地缘优势，在这方面的科学考察走在了前列。
俄国将欧洲俄罗斯与亚洲俄罗斯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土部分。“亚洲俄罗斯”指的是俄罗斯的“亚洲版图”。在绘制地图过程中，就是“俄罗斯”借用西方的眼光描述亚洲。“亚洲俄罗斯”等级低于欧洲俄罗斯，比如地理学家谢苗诺夫指出，“在亚洲俄罗斯，在乌拉尔和阿尔泰之间的幅员辽阔的西西伯利亚南部低地上，我所看见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草原。西伯利亚草原和南俄罗斯黑土草原，有着共同之处，即：在它们的整个幅员上，没有一点山地，它们同样也着极其丰富的草本植物，它们的植物群和我们草原的植物群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是，虽然西伯利亚草原也有着富饶美丽的草地，而这些草地经常交差着面积相当大的小森林地带（小树林）。这些小树林是由宽叶树（桦树、白杨树、杨树等）构成。”【（俄）谢苗诺夫著，李步月译：《天山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页。】亚洲与欧洲在景观上呈现出很大差异，亚洲俄罗斯与欧洲俄罗斯具有了不同的生态学特征。
亚洲俄罗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体现在多元化的宗教，特别是与基督教世界相对立的伊斯兰世界。18世纪以前基督教世界的人民首先用宗教的名称而非民族名称来称呼他们的邻居，一般土耳其人及摩尔人等民族名称也具有和“穆斯林”相同的宗教意味。【（日）羽田正著，刘丽娇、朱莉丽译：《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5页。】亚洲不是基督教传统的地区，在克里米亚半岛，欧洲学者又对奥斯曼的东方专制制度和克里米亚鞑靼汗国进行了研究，鞑靼人不信仰萨满教和佛教，而是伊斯兰教，这个克里米亚的汗国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法律结合了奥斯曼及中亚部分的法律体制，一个有高度城市人口的阶层区分的社会制度，一个活络的外貌，一个并不逊于奥斯曼及莫斯科公国的教育体制。甚至还有“鞑靼”的编年史学家为伊斯兰史学做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可证明克里米亚鞑靼人并非“野人”，俄国和奥斯曼不比他们文明多少。【（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201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第345、347、350页。】欧洲与奥斯曼土耳其的长期对立，已经使得欧洲将其近邻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域，而且这一原则深刻影响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学者。日本学者羽田正已经分析了东方学家们何以将伊斯兰世界作为与欧洲对立的部分的原因，而且证明了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同样采取了将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对立的学术观点。【（日）羽田正著，刘丽娇、朱莉丽译：《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0-111页。】
“亚洲俄罗斯”的第三个特征是“黄种人”为主的居住区。十九世纪的俄国地理学家谢苗诺夫说，“早在十六世纪中期，欧洲和亚洲在人种学上的界限，与今天所适用的欧亚两大洲的地理界线全然不同。……在发现美洲的时代里，也是喀山陷落的同一时期，欧洲的俄罗斯才开始在欧洲的东边接连不断的开发亚洲，这种殖民化首先使欧洲占据了人种学上的属于亚洲的大片土地，然后从真个古北极地区扩展到太平洋。”【（俄）彼·彼·谢苗诺夫著，李步月译：《天山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页。】欧洲普遍认为亚洲居住的主要是蒙古人与鞑靼人，都是“蛮族”，也就是“黄种人”。似乎从西徐亚人、匈奴人到土耳其人、蒙古人，再到于三十年前战争时代征服中国的满族人等所有历史上的上帝之鞭，都来自那个“亚洲”内陆的可怕大地。【（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刘兴华译：《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34页。】俄国科学院院士В.В.拉德洛夫，曾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区、中亚各地、蒙古鄂尔浑流域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考古学发掘和民族学的田野考察。在他的倡议之下，成立了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俄国著名学者Д.Н.阿努钦利用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撰写了数百种历史著作。他创造的“三位一体法”即综合利用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解决历史民族学和当代民族学的问题。生态、宗教与种族是构成“亚洲俄罗斯”的重要特征。随着调查和统计的开展，人口密度、区域划分、气候、水文、土地资源、降水量、海拔、植物等标注取代了原来的“鞑靼利亚”地图。中亚三汗国作为原鞑靼利亚的“西鞑靼”地区也被纳入到新的地理科考范围中。
1856年—1879年，俄国地理学会出版了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著、由谢苗诺夫所翻译的《亚洲地学》1-4卷，其中第四卷内容主要涉及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和居住史，并将原来最不为人知的“西鞑靼地区”各种地理要素和民族志被描绘出来。1888年，地理学家谢苗诺夫完成了外里海及费尔干纳盆地考察旅行。在谢苗诺夫、格里戈里耶夫等人的建议下，俄国地理学会理事会拨款给另一位地理学者拉德罗夫，支持其进行中亚地区的考察。谢苗诺夫等人亲自为此次考察制定了详细的指南手册，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了中亚民族学研究上，而对当地“塔尔特人”的研究也成为本次考察一个重要成果。由于得到了当时的突厥斯坦总督的支持，拉德罗夫在考察过程中到达了之前从未有旅行家踏足的地区，并走遍了整个布哈拉汗国的东半部地区。【转引自张艳璐博士论文《1917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指导教师，阎国栋，第46页。】俄国地理学会还委托哈内科夫绘制有关亚洲腹地地区的地图。哈内科夫与另一位地图绘制专家波洛托夫—起绘制中亚西北地区图，哈内科夫将该地区分为咸海和希瓦汗国地图、伊塞克湖及其周边地区图、北波斯地图和里海地图等四部分，逐一绘制并分别出版。第一部分——咸海和希瓦汗国地图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地理学界的关注，被法国巴黎地理学会翻译成法语出版。而哈内科夫本人也因此图被普鲁士国王授予二等红色英雄勋章。【转引自张艳璐博士论文《年前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国边疆史地考察与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指导教师，阎国栋，第29页。】除了搜集和整理地理信息外，俄国考察报告对布哈拉、希瓦和浩罕汗国的种族构成、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军事力量和文化习俗进行了详细研究，为俄国政府及其驻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总督们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俄国对中亚汗国的征服奠定知识基础。如对中亚三汗国的人口数字、社会结构、宗教组织、农艺水平、贸易种类、社会经济都进行了详细的评估。1911年的亚洲俄罗斯划分为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远东区、草原区与“突厥斯坦区”，土地面积为1453.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969.34万人。【Глафного Управнения 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 Атлас Азиатской Расс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Г.Петерпург. 1914. No .8.】1914年，俄国官方出版的“亚洲俄罗斯地图集”的族群统计吉尔吉斯人450万，萨尔特人接近200万，乌兹别克人60万，塔吉克和土库曼人150万，此外，还有希瓦人和布哈拉人250万人。他们都是从“鞑靼—突厥人”中被识别和标记出来的“民族”。【Глафного Управнения 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 Атлас Азиатской Расс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Г.Петерпург. 1914. No .25.】
俄罗斯东方学家塑造的“中亚” 属于亚洲俄罗斯部分，在文明等级上低于“欧洲俄罗斯”，由于中亚三汗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又使得中亚的文明等级高于西伯利亚地区。正如俄国学者B.B巴托尔德指出，“突厥斯坦与西伯利亚不同，俄罗斯政府在突厥斯坦完全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策。国家疆界向西伯利亚的扩张是与人民群众的自发活动相连的，”西伯利亚是一块“无主地”，俄罗斯人的扩张是“合理”的，“人口比较稠密、文明水平相对比较高的突厥斯坦不能以西伯利亚那样的方式并入俄罗斯，占领突厥斯坦是根据政府当局的命令来进行的，被占领地区及其居民的命运也是根据政府的命令来进行的。” 【（俄）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托尔德著，张莉译：《中亚历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册第1部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2页。】这就为俄罗斯文明统治“落后”的中亚进行了政治辩护。梅彦多夫认为，曾经跻身世界知识中心的布哈拉文化没落、教条主义盛行，社会发展仍处于低级阶段，需要用欧洲文明来启蒙，并通过布哈拉带动中亚的进步。“俄国文化启蒙的发展进步使这个大国有责任促使那慷慨的观念成为现实。俄国有义务给中亚各汗国带来有益的促进，在这些国家推广欧洲文明的成果。”【恽文捷：《19世纪初俄国对新疆和中亚汗国的探索及其影响》，《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这也为俄罗斯统治中亚地区提供了政策依据。
俄国考察报告清晰的展现了欧洲东方学从侧重语言、历史和民族志的研究模式向对中亚区域自然状况、政经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多学科全面研究和实用研究之演进趋势。在一批学者如纳扎罗夫、穆拉维约夫、梅彦多夫、克拉普罗特和洪堡等人的推动下，术语“中部亚细亚（ Cредняя Азия、Middle Asia、Asie du milieu）”和“中央亚细亚（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 Central Asia、Asie Centrale）”开始取代流行了数百年的“鞑靼利亚”，成为俄国和欧洲学界用以称呼亚洲内陆地区的地理和地缘政治概念。来自东方学的知识填充了对于内陆亚洲的地理环境和人群的空白，但这不过是以西方或俄罗斯的“镜像”认识中亚。“虽然这种具有一致性、但又经常被重写的理论和实践只是存在于西方之东方的荒诞故事、神话、以及对现实的有目的的再创造，但是，对于西方而言，这是一种常态（normality）与理性（reason）的循环。这种理论和操作模式就是东方主义。”【（英）齐乌丁·萨达尔著,马雪峰，苏敏译，《东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页。】这种具有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知识建构长期主导了人们对于“亚洲”和“中亚”的认知。
中世纪欧洲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
三、反思东方主义：地理建构背后的文明等级观
“亚洲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出现，既是欧洲列强扩张乃至地缘竞争的后果，同时也是西欧诸国展开所谓的“地理大发现”而创造出的近代主流地理观的后果，世界作为一体观念之前，不同区域人类社群所抱持的观念，并非世界作为一体的单数观点，而是普遍存在复式世界（worlds）或复数世界体系（worlds-systems）的观点。【张锡模著：《圣战与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第18页。】而现在只有一个以欧洲为坐标的世界体系了。“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欧洲人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将分布在空间的人群差异整理为历史的差异，也就是把空间的分布诠释为时间的分布，又将时间的差异解释为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刘禾：《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从哪里来的？》，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三联书店，2016年，第22页。】欧洲列强开化和启蒙半野蛮地区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俄国在中亚所处的地位，是任何一个不得不与一些半野蛮、不拥有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文明国家所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不得不为了其边界的安全和商贸关系利益，而对其不安分的、不受欢迎的邻居保持一定的优势。对袭击和劫掠行为必须镇压。为此，边界地区的部落必须保持时刻服从的状态。【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study. London. Grant Richards. Henrietta Street, Covent Garden.1899.p224.】
1858年，俄国哈萨克青年军官瓦里汉诺夫是作为中亚探险的一位重要学者，并在中国新疆进行过相当详细的调查。这位接受过“西方”近代知识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中亚就采取了东方主义者的傲慢：“如果这个地区不是古代所说的那种一昧的神秘莫测，而关于中亚地区的民族，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现行的社会制度使中亚变得极其忧郁荒凉，呈现出发展中的病态危机”、“撒马尔罕、塔什干、费尔干纳、希瓦、布哈拉和其他城市的图书馆和撒马尔罕的天文台都一去不复返的毁于鞑靼破坏文物和布哈拉的暴行中了”， “或确切的说，中亚与文明隔绝，因此，俄国与英国想进一步了解她的不开化的邻居的企图总是难以实现的”。【乔汗·瓦里汗诺夫著，王嘉琳译：《准噶尔概况》，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50-51页，1994年。】其实，瓦里汗诺夫看到的只是中亚的一面，在一个世纪前，浩罕汗国才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而清朝同样在西部获得了巨大成功，体现出勃勃生机不仅挡住了俄罗斯的东进步伐，同时对天山南北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这一成功的景象，被传教士用大捷的绘画图像记录了下来。【（美）范发迪著，袁剑译：《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212页。】具有嘲讽意义的是，这位游牧民出身的东方学家已经对自己的世居地域完全“陌生”化了，完全没有考虑本土时空的连续性。
亚洲历史的建构可以看做是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现代全球历史是作为时间上彼此为历时性关系的陆续的单独时刻被描述的，在空间上它们只与西方有关，它们与地球其他部分的共时性关系未被考虑。【（美）卡尔·瑞贝卡著，高谨译：《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的民族主义》，第272页。三联书店，2008年。】地域作为一种显性的空间、一种隐形的疆界只是文本的一个背景。但是，当这种书写不是发生在文化中心，而是转移到那些被视为边疆的被视为蒙昧世界的地带时，书写的对象变为某个少数族群那里的时候。人们却会有意无意间开始强调地域这个概念，这时，它的意思已经悄然转换，变成了“异域”。 这个“异域”，正是萨义德所指称的东方主义的两个特征之一。【阿来：《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阿来文学演讲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第230页】中亚的“异域化”，就是东方主义与东方学的后果，只建立了与西方的单边联系，而切断了与周边、特别是与中国的共时性关系。必须指出近代“中亚”的建构是沙皇俄国的“亚洲俄罗斯”的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俄式东方主义色彩，也具有某种地理民族主义的含义。正如乌拉尔山作为欧洲和亚洲分界线具有强烈的建构性质，俄国地理学家实际也承认，“奇怪的是乌拉尔山脉这个庞然大物，从北到南（其长几乎占纬度二十度），纵观欧亚两大洲之间，但它无论在自然方面，或是在经济方面，都未能把这两个大洲分开，而是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俄）彼·彼·谢苗诺夫著，李步月译：《天山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页。】
中国在被动进入世界体系之时，原有的朝贡秩序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近现代的世界整体格局改变了中国的对外视野，逐渐形成了更为明晰的周边与域外概念。近代中国接受了“亚洲”的概念，也就是接受了欧洲的分类体系。近代民族国家的构筑，关于疆域空间的认识日益深化，传统的“西域”认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分化，转变为对作为国内组成部分的中国新疆地区和作为国外区域的中亚的分类性认知。【袁剑：《从“西域”到“中亚”：中国的中亚认知及其历史变迁》，文化纵横，2018年第2期。】在东方主义的知识体系中，“中亚”已经不再与中国具有共时性的联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亚”长期作为中国“天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大量记录在清代“西域”为题的官修私修的史志中，不过这种记录也带有明显的“华夷之辨”特征。
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重新理解作为异域的“中亚”，需要在知识上超越欧式与俄式的“东方主义”，同时，也不能简单回到传统的“天下秩序”中去理解“中亚”。而是要基于大量域外民族志研究，通过扎实的社区研究和专题调查，或可更接近的理解中亚的人文与社会，以与中国共时性的视野来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注意的是“丝绸之路”也是一个东方学的概念。不过，它今天可以被赋予新的含义，它是亚洲内陆之间从不间断的内部空间联系的路网，从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两河流域经伊朗高原直到地中海，它作为巨大商路网络连接起游牧、农耕与绿洲世界。丝绸之路其实完全可以作为欧亚世界体系的代名词。
总之，如何从地理观念上谨防陷入基于欧洲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建构起来“东方学”的知识陷阱，将“东、西”方的二元认知简单相对化，而忽略了中国自身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需要一套超越东方主义的世界体系知识，避免以东方学的眼光去理解中国周边与域外，而是在广泛借鉴和吸收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成果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海外民族志的调查，以建立中国自身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和世界史学科。
【原文刊发于《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发，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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