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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很多城市都有块专属外地游人的“飞地”?

澎湃新闻 2019-07-09 14:50 大字

最近,三土所在的公司做了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50%的杭州市民至少半年以上没去过西湖湖滨。

起初,一些同事还表示吃惊,后来我在三土城市笔记的读友群(目前群友已突破扫码入群的人数上限,还想加入的可以先添加三土的个人微信tgnf1987,我单独拉入群)问了一圈,发现何止是杭州,许多嘉兴人也半年以上没去逛过南湖,还有许多苏州人很久没去过平江路,上海人很久没去过南京路,南京人很久没去过夫子庙。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著名的景区景点商业街区就真的没人,恰恰相反,这里每天都是人流如织、人满为患。以杭州湖滨为例,其每年的人流量已经达到6000万+,而一步之遥的西湖,更是每逢节假日必登全国热门景区TOP10榜单,而且往往位列前三甲。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本地市民不近水楼台先得月,没事去这些占着最好地段、最佳景观、最高档业态的街区逛逛,反而拱手让给外地人呢?是他们精神境界高,自觉响应政府“将西湖让给游客”的号召;还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已经没有新鲜感,看腻了?答案:都不是。

街访中,三土不断听到有老杭州怀念80年代以前湖滨的市井生活,抱怨现实湖滨的街巷分布、商业氛围对本地居民的不友好,以至于居住在邮电路上的他们都无法步行至湖滨路。可见,不是本地人不想去,而是……顺着这个街访结果,三土进一步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许多城市(那些人口净流出、又没啥自然历史资源的城市除外)普遍都有这么一块专属外地人,而本地人很少去的区域。这种情况虽然一些国外名城也存在,但在程度上,远没有中国城市那么明显。

当然,中国城市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中国特色”的街区现象的,起码在我们街访遇到的那些老杭州印象中,80年代以前的湖滨对原生居民还是很友好,也很宜居的。而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与9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启动的大规模旧城改造有着莫大关系。

旧城改造、城市有机更新这没问题,问题是怎么改、如何更?

从世界范围来看,基本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像德里、伊斯坦博尔等历史名城所采取的“古城归古城,新城归新城”的二元操作法;另一种则是直接在旧城上面动刀子,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50年代巴黎的奥斯曼计划。但大家要知道,奥斯曼计划要解决的不仅是单纯的市政问题,其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考量,即要避免再发生巴黎公社那种利用老巴黎弯曲狭窄错综复杂的街道,与政府军打街巷战的民众起.义。但就像同样是红色文学,但苏联文学的成就要远高于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一样,中国的旧城改造虽然也是在旧城上面动刀子,但本质上更接近19世纪的美国——都是在一片荒原上构筑新城市。所不同的是,美国人当年面对的,的的确确就是一片天然的荒原,而中国的新城则是建筑在强拆出来的人造荒原上。唯一的特例可能就要算苏州了。

当初,由于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建设,苏州无意中被分成了古城(姑苏区)、新城(园区)两个区域——类似于印度的德里和新德里——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代化商业、高精尖产业以及年轻人群等,如今主要聚集在园区,而生活在古城里的则多为老苏州。

至于说外来游客,喜欢看古建园林的,就去古城;想要体验现代商业的,则去新区,从而实现了游人群体的自动分流,避免了出现杭州湖滨那样的拥挤感。

遗憾的是,跳开古城建新城的做法虽然好处多多,但在中国却极其稀罕。自打1950年代北京城改造时“梁陈方案”被否决,政府拿古城下手进行所谓的现代化改造开始,中国的城市改造就留下了胎里毛病。

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一轮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几乎所有城市都仿效上海,建设自己的南京路和陆家嘴。但问题是,一来,上海南京路、外滩、新天地这些街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历史底蕴,与苏州古城、杭州湖滨、南京秦淮河夫子庙完全不同;二来,90年代上海开发的主场在原先作为郊区的浦东,是增量开发,而不是在浦西那几个老城区的螺蛳壳里做道场。

还是拿杭州来说吧,当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跳过湖滨,在钱塘江两岸建设新城(事实上当时的规划中也曾提到钱江新城)。可受制于历史与观念的局限,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没有这样做,都选择对既有城区动刀子。结果就是,20多年改造下来,旧城不仅没有变得更漂亮,相反呈现出一种新不新旧不旧的混乱感。

更重要的是,旧城改造往往伴随着大量原住民的搬迁。比如西湖湖滨区域的湖滨路、吴山路等,原先都是住满居民的生活区,但从80年代吴山路改造开始,尤其是90年以来,随着凯悦酒店、湖滨国际名品街、银泰in77等大体量商业巨无霸的相继崛起,原有小巷里弄的街巷格局遭到毁灭性破坏,湖滨的商业味越来越浓,单品价格也是越来越贵,越来越不适合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久而久之,自然是市民远离,而专属游客了。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不只发生在城市的热点街区,像在乌镇、西塘、大理、丽江等古镇古城,情况更严重。以西塘为例,烟雨长廊或西街一间一二十平米等店铺,一年租金能达到十几万,其结果就是原住民逐渐搬离,腾出老屋以换取租金,而接盘者只可能将其用作商业经营,而不会是自住。传导到下游,我们看到在西塘,一杯啤酒能卖到70块钱,甚至超过上海衡山路上那些极具格调的酒吧。这样的消费标准,除了游客,普通居民能承受得了吗?

结果,乌镇也好,大理也罢,都成了全国人民的乌镇/大理,但唯独不属于乌镇/大理人(这方面西塘还算好一些)。而杭州湖滨、上海外滩、南京夫子庙、嘉兴南湖等,也都是这个情况。这究竟是杭州、上海、南京、嘉兴等城市之福(主要是政府之福),还是本地居民之痛?

说不好。

(更多长三角区域城市分析文章,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或“三土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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