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叹的避讳制度
公元810年（唐元和五年），时年20岁的李贺应河南府试，获隽。踌躇满志，准备进京举进士试。
自15岁以乐府诗闻名于世以来，少年李贺的前途被众多名公钜卿看好。19岁那年，韩愈、皇甫湜闻李贺名，给李贺出了篇命题作文，考考他的才气。李贺也不客气，当场作《高轩过》一诗答韩愈和皇甫湜。此诗历来被称颂。诗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等句，将一个有志青年面对即将到来的“飞黄腾达”的喜悦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
府试得中，举进士试。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李贺的锦绣前程似乎就此展开。
然而，就在他准备进京举进士试时，有人突然向他发难了：
李贺，且别忙着举进士试，你父亲名晋肃，出于避讳，你李贺怎么可以举进士试呢？
发难者所谓避讳，即唐时成为风尚的避嫌名讳。自避讳之俗起于周朝以来，经过数百近千年的发展演变，唐时已达极盛。《唐律·职制篇》明确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地方官员的官号名称如果和自己的父亲、祖父名字相同而不知道避讳辞官胆敢就任的，一经举报查实就要处以一年的徒刑。
在这个严密的避讳制度之下，唐朝出现了很多因为避讳而辞官不受的例子。《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二年八月，中书舍人卫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洙父名次公）’，请改授闲官。”滑州刺史的“刺”字与卫洙的父亲次公的“次”字音同，避嫌名讳，卫洙不敢去当这个滑州刺史，于是只好向朝廷上表，请求改授其他闲官。
好在朝廷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意思是这个官名不犯讳，你的请求不能得到批准，你还是去上任吧。
卫洙当然是幸运的，而李贺却没那么幸运了。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音同，属于避嫌名讳的范畴，所以李贺不能举进士。向他发难的人隐在历史的暗处，拿避父讳这个大棒子打击李贺，让李贺毫无还手之力，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李贺当然不能忍受别人在道德上挑自己的刺，于是决定不举进士试。
进士出身之重要性，对唐时读书人不言而喻。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沈转变之概状矣。”
进士重于明经，这是高宗、武后以后的唐代政治发展趋势。李贺生于进士科隆盛之时，对于“进士出身”的向往和汲汲以求，大可理解。一方面，“进士出身”是他这样的士子进身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唐自开元、天宝以后，进士出身者担任中央要职的比重日益增大。典型的例子摆在那里，李贺没有理由不孜孜以求。
但凭空甩出来的“避嫌名讳”这一“王炸”把他震得毫无还手之力。他做不到耍无赖，也没有能力抗辩。从当时的道德风尚来讲，避嫌名讳对他而言，是一个一剑封喉的杀着，这个杀着让他找不到抗辩的理由。因为有着良好的道德洁癖，他便也没有耍无赖的资本和资历。
韩愈为李贺辩
还是韩愈久经人事，面对众口一词，他看出了问题所在，积极为李贺鸣不平。在散文《讳辩》中，韩愈一面温言劝慰李贺：你还是要去举进士试；一面批判“毁”李贺的人所持有的观点——“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韩愈拿孔子避母亲讳为例说：凡双名不专讳一个字。汉代大儒郑玄认为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孔子在说“征”的时候不说“在”，说“在”的时候不说“征”。《律》文又说：不讳声音相近的字。郑玄说：譬如“禹”之与“雨”，“丘”之与“蓲”之类就是。现在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去考进士，是违背了二名律呢，还是违背了嫌名律呢？如果父亲名仁，难道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
韩愈这篇文章既是为李贺开脱，也是为千百年以来的不合人情与事理的避讳制度发起的战斗檄文，其观点犀利，逻辑严密，本有理由驳倒当时的社会风尚，继而让李贺正常地参加进士试。然而，韩愈和李贺都没有料到，《讳辩》写出之后，非但没有引起士人社会的广泛理解和同情，反而为韩愈招来了无端指责。舆论认为：韩愈以文章大家之身，不仅没有带头维护避嫌名讳这个道德风尚，还百般为一个文学青年辩护，鼓励年轻人热衷功名而抛弃道统，理应受到谴责。
李贺感恩于韩愈的赏识和仗义，因此，他更不能铤而走险，“拒不避讳”这样的道德评价他和韩愈都担不起。另外一方面，尽管《讳辩》看起来在理，但并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更为重要的是，因避讳而辞官的例子，在他前面的有很多很多。《旧唐书·贾曾传》里的贾曾，和卫洙的遭遇差不多是一样的：贾曾拜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开元初，复拜中书舍人，曾又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名音同字别，于礼无嫌，乃就职。”人家到手的官都可以不要，一场考试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当此情形之下，李贺更不能置韩愈于艰难处境，于是他作出了人生最为痛苦也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卒不就试，归。”
李贺“卒不就试”
然李贺辞进士举的原因似远不止避嫌名讳这么简单。学者何根生考证认为，李贺诗作中有不严格避宪宗讳的内容。宪宗讳纯，同音字有莼、醇、鹑、淳等字，李贺诗中不讳“纯”的同音字两次，如《开愁歌》“衣如飞鹑马如狗，临歧击剑生铜吼”，不避“鹑”字；《南园十三首》其十一“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牵苔絮长莼花”，不避“莼”。（参《李贺避讳不举进士漫考及其他》，何根生。《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尽管这些诗作可能作于宪宗即位之前，但他早年的这些诗作无形中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如同一块深埋在地下的炸弹，一旦他胆敢不避嫌父亲的名讳，那些要毁他的人必然要拿此大做文章，到时，李贺就真是百口莫辩了。
何根生之发现颇有价值，这也就为我们今天理解李贺“卒不就试，归”的痛苦决定提供了既合情理又符唐讳的依据。
藏在暗角里毁李贺的人，终于松了一口长气。没有李贺竞争的科场，自己中不中进士无所谓，只要把你拖下水就好了。小人的心态从来就是如此。小人最终胜出，李贺惨败。从李贺短暂而悲怆一生的结局来看，避嫌名讳这杆所谓正义和充满道德责任感的大旗，不过是妒贤嫉能和因私毁才的幌子罢了。
李贺大约是在公元811年初回河南老家昌谷的，在回老家路上所写的诗《出城》中，有“啼乌被弹归”“无印自堪悲”等句，当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因避嫌名讳而不举进士试的遭遇对他的一生可谓影响深巨。朱自清先生在《李贺年谱》中如是叹息：“贺方盛年，固以远大自期，遭此坎轲，其怨愤无聊可以想见。其诗如‘二十男儿那刺促’‘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天网信崇大，矫士常慅慅’‘文章何处哭秋风’，皆此物此志也。好友沈亚之谓其所赋，‘怨郁凄艳之功，盖古排今’；杜牧论其诗，以为‘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而钱钟书先生则谓“长吉好用‘啼’‘泣’等字”，“连篇累牍，强草木使偿泪债者哉。殆亦仆本恨人，此中岁月，都以泪洗面耶”。其恨如何？当然跟这次避嫌名讳而不举进士试有关。
次年，因韩愈引荐，李贺当了一个从九品的奉礼郎。3年后，以病归，“家居撰著读诵，有燕婉之乐”。其后，短暂往潞州依张彻。公元817年（唐元和十二年），李贺死于昌谷家中，年27岁。
少年颇得诗名的李贺，却于青年时代折戟于进士科场，原因竟然是避嫌名讳，唐时避讳制度和社会风尚之害由此可见一斑。
李贺并非最不幸者
李贺去世后大约两百多年，南宋文人、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为他避父讳而弃进士试大加赞赏。在《李长吉诗集序》中，薛季宣如此称颂李贺：“长吉讳父嫌名，不举进士，虽过中道，然其蔑福贵、达人伦，不以时之贵尚滞蓟乎方寸，其于末世，顾不可以厚风俗、美教化哉！”
不参加考试，反而成为李贺高风亮节的证据。身处理学盛世的薛季宣以理学议李贺之终生遗恨，李贺是不会照单全收的。而在我看来，薛季宣之不懂李贺也如此也。或许，这个评价还会深深刺激他：我尚且以此遗恨终生，你还是别给我戴这个高帽子吧。
然而，将李贺的人生遭际放在漫长的中国避讳史里来观察，他还不算最不幸的。公元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字贯》案引发的“以讳杀戮”事件，不仅当事人王锡侯掉了脑袋，受牵连的子孙七人皆被判斩，就连江西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也跟着一同遭殃。《字贯》案的核心在于：其凡例写入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之名讳（玄烨、胤禛、弘历），没有缺笔避讳。被乾隆批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于是朱批“罪不容诛”。以犯讳而杀戮多人，成为中国历史有避讳先例以来最严厉和最血腥的讳例。
李贺如能闻听此例，或许会暗自松一口气吧。
（有关文史资料据陈垣著《史讳举例》、钱钟书著《谈艺录》、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朱自清《李贺年谱》等。）
“隐”“倚”话松萝
■马 琳
古往今来的诗词中，“松萝”的指向过于庞杂，不易辨析。稍经溯游、寻觅，不难发现，其间描写“松萝”的诗歌竟是一片浩瀚的海洋。
松萝是攀附的小人吗？松萝是隐逸的大夫吗？松萝是共死生同患难的夫妻吗？如果说各个时期的诗人对松萝褒贬不一的态度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么对松萝的褒奖与贬低并不罕见地出自同一位诗人的作品，就让我们多少有些费解了。或许，是时间、空间之变迁与诗人的心境相互交错，才在属于松萝的特殊脉络里划出了褒与贬的分野。
“松上女萝知有托”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在诗歌中对松萝的自然形态以及它与松柏的依存关系进行了描述。《毛诗·小雅》颂道：“茑与女萝，施于松柏”。女萝，就是松萝；施，就是附生或寄生。人们用松的高大烘托萝的弱小，并由描述自然景观逐渐演变成为比拟人类社会的朋友或情人关系。慢慢地，人们对松萝的描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男权视野下的“偏颇”象征，而这，则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对爱情、友谊、权力及宗法社会的别样注脚。
“绵绵女萝，施于松标。禀泽洪干，晞阳丰条。”晋人卢谌的这首《赠刘琨诗》里，松萝根浅、纤弱，只能寄生依附于松树，与父权制下女人的身份特征相一致。
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的宫体诗《艳歌篇》里，以松萝写“倡女”，极力渲染作为丈夫或君王的威严：“女萝托松际，甘瓜蔓井东。拳拳恃君爱，岁暮望无穷。”
“风霜摧枝干，不复庇本根。女萝依松柏，然后得长存。”唐代李华的《杂诗六首》里，没有独立人格的女人唯有依附于男人，就像松萝唯有依附于松柏，方可得以生存。
“妾面虽有花，妾心非女萝。郎妻自不重，于妾欲如何。”晚唐诗人曹邺的《古词》里，女人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来争取平等：我虽然很柔弱且要依附你才能存在，然而我的心却是独立的。
“主人快意妾争妍，松上女萝知有托。”松萝求的是“托”，而主人未必明了自己已被“浮云缠此身”。宋代郭祥正在《赠彭明微判官》里对主与妾的心理描绘，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官场标本。
“丈夫富贵当自致，耻傍权门效女萝。”北宋布衣词家欧阳澈在《醉中食鲙歌》的结尾处，正告大丈夫当自致，绝不可效法松萝寄生般依傍权门。看得出来，欧阳先生对松萝的成见颇深。
“东家女萝附松老，西邻李树代桃僵。”在大明文坛盟主王世贞看来，“女萝附松”绝非七尺男儿作为。“女萝与松柏，本自非一根。松柏虽枯死，女萝尚攀援。”在《曹司马摅感旧》里，他对松萝已不仅于投去鄙夷的目光，说恨之入骨都不为过。诚然，松萝生来就会与树木争夺阳光，影响树木的呼吸，甚至会为害虫提供藏身之处，最后，许多树木皆因不堪忍受其折磨，树叶脱落枯萎而死。
对松萝恨之入骨的还有清朝乾隆皇帝，他以一首长诗《女萝》，面面俱到地陈述了自己对松的怜惜与对萝的憎恶，并大胆地将松与萝的关系比作君子与小人。“女萝本柔物，赋性善依倚。不励自立心，曾无无耻耻……我惜柏失计，祸匪因萝起。君子近小人，害不视乎此。”
“吾欲隐松萝”
一面憎极，一面又爱极。在另外一些诗人眼里，松萝却是赞美而寄意的对象。
千百年来，菊作为隐士的象征，为文人所喜爱，诗词歌赋里从来都不缺少它的身影。其实，菊花之外，松萝在中国诗文里，也担当了重要的“隐逸者”角色。
优雅飘逸的松萝，对生态环境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空气里但凡有一丝污染便不易存活。作为附生植物的松萝，对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形成及其维持都有一定的作用，并对环境变化具有很强的指示作用。人类活动会影响附生植物的存在，人类活动剧烈的地方，附生现象会大大降低，甚至消失。因此，所有飘拂着松萝的地方，无疑都有着极好的生态环境。隐者，以松萝来测试隐居的幽僻静美，比菊花灵验。
在某种意义上，松萝与隐者，就是共生关系。
“幂历女萝草，蔓衍旁松枝。含烟黄且绿，因风卷复垂。”“竟陵八友”之一、南朝文学家王融的《咏女萝诗》里，黄绿色的松萝在松枝上恣意蔓延，随风而舞，卷舒成生命洒脱的样子。
“依迟动车马，惆怅出松萝。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别辋川别业》里，诗人离愁别绪，如松萝般绵密。辋川、别业，不仅是“诗佛”王维的诗歌主题，更是王维的生命质地。
诗圣杜甫的《佐还山后寄三首其三》里，“隔沼连香芰，通林带女萝。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芰连各沼，萝带一林，成圃园野趣，得天然情怀。
“兰若向西开，峨眉正相当。猿鸟乐钟磬，松萝泛天香。”在任嘉州刺史的岑参，见乌尤寺中祀佛之香浮荡于松萝之上，心生遗憾，遗憾于不能与远在长安的友人杨炎一起分享这份清福。
大文豪王安石从百里之外去看望友人，看到友人茅屋前后布满经年的松萝，仿佛一下子明了友人退隐的意义，于是有了这首《题友人壁》：“茆檐前后久松萝，百里乘闲向此过。”
“梦作青城去，翠磴扪松萝。”这首《临川绝无佳酒时得一醉戏书》里的陆游，即使在梦中，也思念着西蜀的青城山，以及青城山上的松萝。
“盘结松萝覆顶青，云山四面作帏屏。”“草庐学派”传人之一、元代诗人吴当的这首《自然亭》里，松萝云山、秋风、棋局、夜月、琴声、白鹤等一道，完成了他对隐者、对自然的美妙构成。
“松萝深径积莓苔，何事荆扉夜半开。犬吠嘹嘹惊夜梦，月明千里故人来。”松萝盘根缠绕的深处小径上积满了青苔，什么原因篱笆门半夜开了？狗叫声响亮而清远，原来是明亮的月光一泻千里，引着遥远的旧友到来了。只是不知在这首题画诗里，才子唐寅是隐者，还是“千里故人” ？
“弃掷兵才易，艰危相业多。微官难即解，回首愧松萝”“病后风波无薏苡，归来天地有松萝”“荒庐寂寂掩松萝，客有冲炎布帽过”鄙视和痛斥过松萝品行的王世贞，在这些诗中态度一变，说：归来就有松萝，归来就是天地。
明代万历年间的佘翔大抵是最爱将松萝入诗的诗人了，松萝竟数十次出现在他的诗里：“一径春阴里，松萝白日昏。若非高士驾，谁到故侯门”“松萝拂槛图书静，猿鸟窥人岁月长”“隐隐松萝海月孤，溪边何处问当垆”“地僻蓬门静，松萝一径通”“晚照挂松萝，岩居乐事多”“猿鸟山中侣，松萝物外情”……
“轩席虚而敞，松萝静且佳。鸟吟如演梵，山色自忘怀。”《题虚静斋》里，乾隆皇帝在轩席松萝之间“取次悟生涯”，似乎全然忘了他曾在诗中将松萝比作“小人”。
“缠绵愿终老”
古典诗词里，总会有一些植物常被用来喻事。比如葛，用于比喻事情纠缠不清；比如桃，用于比喻女人的姣好面容；比如蕳，用香草象征君子，配之以美人；比如松萝，用于比喻或象征夫妻间的相互依附。
由仰望到平视，由附生到共生甚至向死而生，不仅体现出生命权力在走向平等，更是一种生命与爱的交融与升华。
梁武帝萧衍的《古意诗》里，借用松萝来比喻坚贞不渝的爱情：“寄言闺中妾，此心讵能知。不见松萝上，叶落根不移。”诗中对战争残酷以及对战士心理的描写，引人恻悯。
隋朝佚名《襄阳乐》第八篇里唱道：“女萝自微薄，寄托长松表。何惜负霜死，贵得相缠绕。”诗人自比为寄托于松枝上的松萝，生来微弱，哪怕被冰雪冻死，也要与松树在一起。整首诗格调高企，语言含蓄，情感深沉，意蕴丰赡。
“石濑潺湲横石径，松萝幂苈掩松门。”这是卢照邻七古诗《怀仙引》里的两句，诗人名为“怀仙”，实是“怀人”,石濑、石径通往的是松萝、松门，那是恋人的所在。
“遥知玉窗里，纤手弄云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萝。”在《寄远其一》里，远在长安的李白遥想妻子居家思远，奏曲寄怀，曲中传出不断的思念，婉转缠绵，像松萝盘绕着青松。“青松交女萝”化用《毛诗·小雅》“茑与女萝，施于松柏”句，比喻伉俪情深。
明太祖朱元璋在《闻人岭南郊行》一诗中，将对松萝的褒奖更近一步：“极目山云杂晓烟，女萝遥护岭松边。”“遥护”，应有主动之意。
“绣被初覆时，恩情两颠倒。山木爱女萝，缠绵愿终老”，“赖得蹇修明礼义，女萝虽死附松条。”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写下《代怨别曲》及《湛烈女哀词》，皆毫无保留地赞美了松萝与松树的缠绵一世、生死相依的高贵情怀。
“逆旅相依堪寄托，好夫妻，端合黄金铸。女萝草，附松树。”这首《金缕曲·红拂》来自与纳兰性德齐名的晚清女词人顾太清。她的词格调出众，力争上游，自信沉着，全无小女子的纤弱之态。随着西方自由之风吹来，她也将自己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观念，与世道人心、家国天下等一并揉入词中。在这首词中，顾太清笔下的松萝，无疑是睿智的、进步的、有时代担当的。
从李贺辞“进士试”说唐讳
■庞惊涛
古人睡觉很“讲究”
■刘 凯
古人对睡眠是很讲究的，而且对不同程度、不同姿势的睡眠，都作了明确“规定”：坐着打瞌睡，叫作“睡”；闭目养神未睡着，叫作“眠”；趴在茶几、案头上睡觉，叫作“卧”；仰在炕上睡，叫作“寝”；躺着睡且睡着了，叫作“寐”；刚刚睡醒，睡眼惺忪，叫作“觉”或“寤”。由此可知，在古代，“睡觉”二字各有其义，“睡”指闭眼睡，“觉”指睡醒了。
唐代时，“睡”和“觉”开始在典籍、诗歌作品中连用，而“睡”和“觉”连用起来，也不是今天“睡觉”的意思，而是指“睡醒”。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早兴》诗中有“睡觉心空思想尽，近来乡梦不多成”之句，由于刚刚睡醒，所以有很多思乡的梦都“夭折”。唐代诗人韦庄《冬夜》诗：“睡觉寒炉酒半消，客情乡梦两遥遥。”白居易《长恨歌》中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写的就是杨贵妃睡醒后的惺忪状态：刚刚睡醒，发鬓未及时梳理，花冠尚未整理好，便下堂来了。
宋明两代，“睡觉”一词依然指“睡醒”。宋代理学家程颢的《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写的就是作者早上醒来的情景：一觉醒来，红日映窗。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也多次出现过“睡觉”一词，均指睡醒。如“快去朝议房里伺候，倘若睡觉，亟来报知，切勿误事”——一旦他睡醒了，就马上来告诉我。宋代孔平仲的《晚凉》一诗写得就更明了，“晚凉睡觉欲何之，散步徜徉曲沼西”——微凉的夜晚睡醒了，去哪里好呢？就到曲沼西边散散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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