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外号
（一）
父亲一生有几个外号，不是他自己封的，而是大家给他起的。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叫父亲“老包”（即包公）。
因为父亲对我们要求极其严格，眼里容不得沙子。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一蹦一跳地放学归来，见父亲端坐在闸门的石礅上，身边放着一根竹鞭子，虎着脸。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妙。果不其然，父亲不容我开口，大声呵斥我跪下。我不明就里，迟疑了一下，父亲的鞭子便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边打边骂：“叫你做坏事！叫你做坏事！”我一边躲一边哭，“我没有做坏事呀？！”“不许哭！”父亲的脾气我知道，你越哭他抽得越厉害。这时恰好母亲归来，一把夺过父亲的鞭子，“你想打死仔呀？”母亲撸起我的衣衫，看见一条条血印，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原来昨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到河里洗澡，见对岸浪州村种有大片的西瓜。小伙伴们趁看瓜人离开，游到对岸连枝带蔓把瓜偷了。父亲听到别人议论说，运麟（父亲之名）的仔也参与其中，于是火冒三丈。其实是父亲听错了，把“运明”误听成“运麟”，继而使我白白受了皮肉之苦，说实在的，我心里确实怨恨父亲。
还有一次就更加冤枉了。那是1974年秋天的事，那时家家都有一个大大的“老虎灶”，“老虎灶”的灶膛很大，一次可烧成捆的柴火。这种灶是专门用来煮潲喂猪的。柴火烧多了，就残留下许多木炭，把这种木炭夹出来放进铁锅里盖实让其熄灭，叫“壅炭”。这样天天收集，一年下来也有十几筐，等到冬天拿去集市上卖，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哩。所以我跟我弟弟分工好了，我负责煮潲，他负责“壅炭”。
楼上干燥，“壅”好的炭放进楼上的一个大缸里。那天烧的是枫木，枫木烧的炭很难熄灭，弟弟照例上楼倒炭。但楼上一角，父亲却偏偏把爷爷奶奶的棺材放在那里，虽然盖得严实，但确实很瘆人，我们每次上楼取东西都匆匆跑下来。弟弟一时心急，“哗哗”一簸箕的炭倒下去，不料有几个炭粒掉在楼板上，那炭死灰复燃，慢慢燃起了明火。
大约八点半，我们吃过早饭去上学。刚走出门外，路上正好跑过一个姓姜的知青，“小朋友，是不是你家着火了？快拿钥匙来开门！”我回头一看，果然见家里的屋脊窜出滚滚浓烟。姜知青一边跑一边喊：“失火啦！大家快来救火呀……”正在附近田地干活的叔叔婶婶们闻讯都跑来救火。他们提桶端盆，跑到池塘里取水。“快！上房刮火路！”有人喊道。于是有几个人爬上房，用锄头刮开长长的火路，瓦片“哗啦啦”直往下掉，看得我心都碎了。火很快被扑灭了，但房子却被烧掉了半边，几根烧焦的檩条还在“嗞嗞”地冒着细细的青烟。我整个人都傻了。这时有人提醒我：还不快去找你父母回来！
母亲回来见此情景，一下就瘫坐在地上，父亲却红着脸，眼瞪得像牛眼。我们几个兄妹都低着头，蜷缩在大门两边石礅上，不敢看父亲。我们知道，这一顿“黄鳝干”（指鞭抽）是逃不了的。
果不然，父亲率先揪住我的耳朵喝令我跪下，他坚硬的指甲深深地楔进我的肉里，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得我杀猪般地叫起来。几个弟妹也抽泣着，忙不迭跪成一排，等待父亲执行家法。
显然父亲愤怒到了极点，但他却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我，只因我比弟弟年长一年零三个月。所以他的鞭子总往我身上招呼。
那时，我们兄妹都对父亲又恨又怕。
（二）
父亲虽然在我们兄妹的眼里有点冷酷无情，却对母亲却是关爱有加。虽然不是对母亲百依百顺，但很少同母亲红过脸。
传得最广的一件事是：那年母亲采摘了一些南瓜苗，嘱父亲炒个菜，父亲看着这么娇嫩的枝叶，认为煮成汤更有味道。等母亲从菜园忙完回来，见父亲正盛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汤，一时生气，从灶膛抓起一撮草木灰撒进盆里。而父亲竟然不嗔不怒，反而哈哈一笑，“就当是吃胡椒粉了！”母亲见状，也转怒为喜。这件事一时成为美谈。父亲因而又多了一个外号：好好男人。
父亲在其他人眼里其实是个大好人。有人叫他“林公明”，意思是像《水浒传》里的宋公明一样仗义。
父亲1985年在村头开了一家小商店，大到锅碗瓢盆，小到针头线脑，五花八门的商品一应俱全。每天早上，父亲就挑着一担箩筐出门了，他要到三公里外的龙江小镇去进货，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我曾抱怨父亲老是卖些小物件没有利润，但父亲却说赚钱事小，方便大家才是正道。
东家缺米，西家缺盐，只要对父亲吱一声，父亲一定二话不说，倾其所有。隔壁一个远房的阿姑，她的小女儿天生孱弱，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那年她小女儿感冒引起了肺炎，生命已危在旦夕，情急之下，“梆梆梆”地敲开我家商店的大门。这时已是子夜时分，父亲得知情况，把进货的钱全部借给了她。
第二天没钱进货，就把两头没有长大的猪卖掉作资金周转。
父亲开商店十几年，到底帮助了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直到2002年父亲去世时，我们在床底下发现一本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别人赊借的数目，粗略统计，竟达15000多元。
当时，母亲平静地对我们说，还是烧了吧！
（三）
父亲1955年参军，在部队入了党，三年后转业至海南岛东方盐场，成为一名科级干部。
因我的奶奶早已病逝，爷爷便续了弦，但后奶奶成分属四类分子，父亲因而受牵连，于1962年被遣返回家。
按理说，父亲应该有怨言，但父亲说，哪里不是干革命？父亲有文化，有胆量，有魄力，一回来就被推选为生产队长。那时正值家乡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父亲带领青年突击队日夜奋战在田间地头，屯田垦荒，开沟修渠，大打农民翻身仗。父亲扛起犁耙犁田耙地，抓起扁担挑石担土。父亲常常用手臂粗的茶树作扁担，一担能挑300斤，所以大家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大扁担”。
后来父亲娶了母亲，我们兄妹相继出生，父亲深感身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一段时间别人又叫他“莽牯”。意思是像牯牛一样任劳任怨，干活却比牯牛还要猛。
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的冬季，一天下午放学经过祠堂门口，见一大群人在围观墙上的光荣榜。光荣榜是用大红纸写的，上面是表彰获得最高工分的社员群众。父亲以5500分高居榜首。那时生产队每天最高分是10分，就算全年不休，顶多也就3650分，多出来的工分从哪里来的呢？原来生产队经常搞“计件式”，多劳多得。而父亲经常一天干了三五天甚至七八天的工作量。父亲几乎在用命来干活，像机器一样超负荷运转。
在那个年代，队里有九成“超支户”。而我家兄妹七人，家庭负担很重，却从来没有“超支”。虽然没有吃得好，但能吃得饱；没有好衣服穿，但总能穿得暖。
又有一段时间，父亲曾被人冠以“动摇分子”，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整面墙。队长的职务随之被撸下来。原来那年父亲看见被批斗的对象，往往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就说了一句“既然文斗了，就不要搞武斗了”，因而惹祸上身。
还有一年，父亲又被说成是“投机倒把分子”，备受白眼。
因为当时农村分值低，一个工日只值五六毛钱，父亲寻思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帮衬家里渡过难关。有一天，父亲担着一担甘蔗到龙江市场去卖，刚到街口，便遇上了戴着红袖章的纠察队，他们说父亲是投机倒把分子，写了一块牌子挂在父亲脖子上要游街示众。恰好当时的公社书记虞桂明看见了，马上把父亲拉出来。因为他十分了解父亲的为人。
（四）
转眼到了1979年春天，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父亲的人生又迎来了春天。那年父亲重新当上了生产队长兼指导员，村民又送给父亲一个外号：林总。意思是我们村里的总务。
父亲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村里的大小事务、家长里短，父亲总是处理得井然有序。
1983年，农村实行包干到户，指导员撤销了，父亲一直担任村民委主任直至晚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刚过五十的父亲身体出现了颓势，他坚持不再当村民委主任了，但大家还是全票通过。当时龙江乡的党委书记韦海秋对父亲说：“林主任，你就再干一届吧！”父亲拗不过，只能应承。
父亲因年轻时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咳嗽都咳出血丝。我们看了都很心疼，劝父亲去住院，父亲却说这是老毛病了，扛一扛就好了。其实，最基层的农村干部是很辛苦的：搞计生、交公粮、抗旱排涝、邻里纠纷以及全村人的吃喝拉撒都要事事躬亲。父亲终于在1994年干满最后一届后坚持不干了。新队长对父亲说：“运麟叔，那你就给我当顾问，做个‘名誉主席’吧！”
从此，父亲又有了一个“主席”的外号。
父亲对于村民亲切的称呼，总是一笑了之。
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但他的外号还不时被人们提起，因为父亲的每一个外号都有着自己的故事。父亲虽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有故事的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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