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黄帝四经》之考证（一）
张凯飞
“1973年出土了《黄帝四经》成为轰动世界华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93岁的台湾史学家王寒生先生，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恨不得一下飞回大陆，一睹为快。但当时海峡两岸还未通邮，无法看到真迹。几经周折，通过日本友人才搞到《黄帝四经》影印件，王寒生先生如获至宝，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先后花近四年时间将《黄帝四经》译出来，于1976年在台湾龙华出版社出版”。王老先生在他自写的序言里庄严宣告：“读罢四经，我们认识了修道之门径，更提高了人生境界。如果我们仍然是懵懵懂懂，那就不可挽救了。纵然再读书万卷，也无济于事。在三千年前，我祖已经打开了宇宙奥妙之门，指出了一条上进大道，今日能读到宝贵经典，是如何幸福！”又云：“《黄帝四经》出土，如老祖再降人间，这是可幸的，凡是黄帝子孙们，全当雀跃鼓舞。”
《黄帝四经》是一部中国传统根文化中，比《黄帝内经》文化价值更高、社会作用力更为深远的被史学家成为“黄老”道家学说重要经典著作。全篇以天道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阐述了慧智共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宝贵经验和方法，是轴心时代之前，在道学还是社会主流文化时期，人们用于寻道修身，实践内文明而产生德慧智文化最早的一部教科书，她与《易经》一样，是开启智慧头脑、培育圣贤心灵、弘扬道德文化、实现民族富足昌盛的一部“治国之本”的书。
西汉时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个谜。《黄帝四经》的出土，昭示的是中华民族2500年以前长期存在的道德根文化系统的重新复活，是中华古老内文明大慧大智井泉的重新喷发。千百年来，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黄老思想”或“黄老学说”始终质疑或争议声不断，但经过今人唐兰先生考证后，确认《黄帝四经》不是伪书，是几千年来“黄老”思想的第一本书。历代史学家对《黄帝四经》源于何时源于何人不少猜度，但众说纷纭未曾系统考证或现有可令人信服的凭籍，自然也没有统一定论。
诚然，任何一种上古文明成果的形成和延续 ，在代代星火相传过程中，需要一辈辈后人将前人探索的智慧心得、管理部族的经验、生活资料获取方法等整理或完善，使之传承亦为必然。但“机械”的积累和“原创”自称体系的经典，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有本质差异的。《黄帝四经》可追溯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从内容上看很显然属于后者，它是一部逻辑严密主题鲜明的独立作品。巧合地是它跟姜太公诸多著作《易经》《阴符经》《六韬》有高度的逻辑相关性，不仅文脉同源，价值观相同，而且，文章的思想体系、文字“基因”、诞生的时代背景、个人背景都惊人的一致。因此不能不说，《黄帝四经》这一奇书，同属于姜太公经典著作中的重要“家族成员”是有说服力的。任何一部典籍作品都离不开作者的世界观，离不开自身 的知 识 储 备 和 依 托生 存 时代的背景，正确的结论不仅符合自身历史实际背景，更符合历史的时空逻辑。以下将从多 个 方 面 解 构探寻《黄帝四经》的真实“身世”。
一、《黄帝四经》成书时间考证
从《黄帝四经》的学说理论来看，完全能够与《史记》等书之中记载的黄帝本人的事迹相统一；从语言来看，《黄帝四经》以四言为主，兼用杂言的形式，这在战国时代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最起码是不大被人使用了；其中的某些话，如作者自称“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而乃配天，乃立王三公。”（《十大经·观》，见《白话黄帝经》第12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吾受民命于天，爱民而民不死，吾位不亡。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遗漏）亦至矣。”（《十大经·观》，第130页）此非帝王不能说，若是战国时人所说，有谁有这种资格？《黄帝四经》中所提到的人除了黄帝时代的力黑、太山之稽、果童、蚩尤、高阳等，还提到周朝建立之际的事件，为什么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春秋以后的人名？
厦门大学詹石窗、张欣在2009年第2期(总第192期) 厦门大学学报《<黄帝四经>的价值观及其意义》一文指出：《经法·六分》曰：“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安身；贱财而贵有知(智)，故功得而财生”。“士”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崛起于西周时期。可以说，内容中或明或暗的提及周朝的内容环节，是暴露《皇帝四经》诞生和作者时代的一个重要时间参考点。
台湾学者陈鼓应在《黄帝四经今注今译》（37页）中，引证道：“唐兰先生根据司马迁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等的记载，以及今存《申子》受《黄帝四经》影响的情况，推定它成书的下限是在申不害相韩，即公元前351年之前，是值得重视的。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黄帝四经》成书的年代相当早，应在战国中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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