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拜访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
巴黎圣母院
“四月一日与吴恒勤、张弦、汪亚尘、室人张韵士、儿子刘虎游巴黎拿脱大姆大寺。寺傍先纳河分水处。为大地建筑之久远而壮丽诡异者。建于一一六三年。一一八二年行奉献式。本寺成于十二世纪。其后频加修改。迄十九世纪末完成。前后互八百年之岁月。经多数名师之设计。故为惊人之绝作。……”
这是1929年7月4日，《申报》上刊载的《欧洲游通信（五）》，作者是画家刘海粟。
所谓“巴黎拿脱大姆大寺”，即巴黎圣母院，在中文报刊中，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巴黎圣母院的记录（此前有对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的介绍）。
上个世纪20年代，对赴法华工、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而言，巴黎圣母院是地标性建筑。然而，说到国人首度拜访巴黎圣母院，比这还要早上200年。
首位留欧生只活了40岁
明末清初，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东西方交流空前繁盛。挑选中国人去欧洲深造，成为热门话题。
首位被选中赴欧的是郑玛诺，他是广东香山墺人，字惟言，生于1633年。他的父亲与法国耶稣会士陆德交好，陆德也是郑玛诺的施洗人。
据学者谭树林先生钩沉：1645年，陆德带郑玛诺赴欧。郑很有语言天赋，在亚美尼亚待了6个月，便能“与当地人谈吐无异”。过土耳其时，他曾被蒙古人拘押，靠一口流利的亚美尼亚语获释。跋涉5年后，郑玛诺于1651年到了罗马。
1666年，郑玛诺在得到葡王召见后，从里斯本回国，因杨光先得到鳌拜支持，排斥教徒，郑只好暂留在印度果阿。教案平息后，郑玛诺先在澳门学了1年中文，后到广州，再到北京，1673年5月死于肺癌，年仅40岁。
郑玛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欧学生，但他似乎没去过巴黎。
在郑玛诺之后30多年，又有沈福宗赴欧。
沈福宗是江苏南京人，生于1658年，父亲是位医生，与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交往密切。1681年12月，柏应理带沈福宗、吴历访欧。
法国国王为中国人打开喷泉
柏应理之行的背景是：当时耶稣会在华势力最大，该会是为应对新教挑战而成立，纪律森严，成员重视科学，相对宽容。其他会感到受排挤，便指责中国人祭祖、拜孔子属偶像崇拜，而耶稣会未坚持原则。
相关争论维持多年，耶稣会为缓解舆论压力，只好找两名中国人去见教皇，以展示其成果。
为把事办漂亮，耶稣会确定了5名候选人，最后选择了25岁的沈福宗和50多岁的吴历。没想到，船刚到爪哇便出了事故，3人只好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当时被荷兰人占领）逗留了1年多。在此过程中，吴历变了主意，回国了。
柏应理与沈福宗搭乘一艘荷兰船，于1683年10月到了欧洲。
1684年9月3日，法王路易十四（即太阳王）接见了沈福宗，沈按中国礼节，对其三跪九叩。在此过程中，法王连说：够了，够了。
第二天，法王在用膳时，再度召见沈福宗，沈不得不再度向法王及其妃子展示使用筷子的技巧，法王特意让人打开喷泉，让柏应理和沈福宗欣赏，一般只在迎接使节或高级王公时，才会如此。当时法国正与葡萄牙竞争，路易十四准备派更多传教士去中国，即东进计划，所以厚待沈福宗。
为出版自己翻译的《四书直解》，沈福宗两赴巴黎，前后待了1年多。虽无记载，但揆诸情理，他应该拜访过巴黎圣母院。
传递阴阳交替的观念
1687年3月，沈福宗去了英国，住了近1年。
在英国，沈福宗与科学家胡克多次对话。李约瑟认为，正是沈福宗将阴阳交替的观念传递给胡克，此后欧洲物理学开始根据波动概念来设计实验。
1688年初，沈福宗去了葡萄牙，并和3位德国传教士乘船准备回亚洲，正逢瘟疫，4人中只有斯坦波夫幸存，据斯坦波夫的报告称，沈在到达莫桑比克前一天（1691年9月2日）病逝。
其实，在郑玛诺和沈福宗之间，徐安珠、郭约瑟也曾到欧洲，当时南明危在旦夕，任命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为使者，到教皇处请求援兵。徐、郭二人在欧洲的事迹不详。
在沈福宗后18年，黄嘉略再度赴欧，几乎可以肯定，他曾去过巴黎圣母院。
黄嘉略是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人，生于1678年，他的父亲与西洋传教士何大化往来密切。7岁时，黄父病逝，黄嘉略被传教士卜于善收为义子，3年后，转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仁学习。
1701年，就中国人祭祖等问题，耶稣会与其他会矛盾激化，引发中西“礼仪之争”，梁弘仁作为反对耶稣会的一派，也被教廷招至罗马。黄嘉略得以同行。
樊守义撰写欧洲游记
几乎与黄嘉略同时，1707年冬，山西人樊守义也到了意大利，并拜见了教皇，他还写了一篇《身见录》，被学者方豪赞为“实为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
在文中，樊守义写道：“见教王，承优待，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多园囿，有大书库，库列大橱，无论其藏经书之多，即书柜书箱，总难屈指开辟；迄今天下万国史籍，无不全备。”
樊守义后来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是否去过巴黎，偏偏没有记录。归国后，康熙皇帝曾召见他。
据学者许明龙先生钩沉，黄嘉略自1706年起常驻巴黎，并于1713年4月与巴黎女子雷尼埃结婚，此时他被法国太阳王任命为中文秘书，负责编写《中文语法》等，法王还给他配了两名学者当助手，但工资很低。在黄日记中，写了很多“我们一点银子也没有了”“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穷得紧””“今天，面包“少”了一点”。
在日记中，引号部分用的是中文拼音，黄嘉略常以此调侃，或记一些隐私性内容。
黄嘉略曾有机会回国，但梁弘仁病重，无法远行，加上“礼仪之争”令康熙大怒，清廷宣布禁教，黄只好滞留欧洲。
黄嘉略结识孟德斯鸠
1713年10月19日至12月5日间，黄嘉略在日记中8次提到“la Bray”（或L.B.），二人平均每周见一次，这些会见具有历史意义，因这位“la Bray”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当时他的名字还是拉布莱德，直到他的伯父孟德斯鸠于1716年4月去世，遗嘱将财产、职务和姓氏都交给他继承，“la Bray”才变成了孟德斯鸠。
系列对话促成名著《波斯人信札》的诞生，而《论法的精神》中与古代中国相关内容亦出于此。在孟德斯鸠之前，欧洲曾长期弥漫着“中国热”，学者们将清朝视为完美治理的典范，孟德斯鸠则揭破了这一幻觉。
1704年11月8日，黄嘉略参观罗马的圣额我略堂，写道：“其瞻礼之前后日子，西国之大小男女老幼，皆往圣堂中祈祷，或点灯点蜡之人往来不绝，极是好看，而乃正礼。非同吾中国，而两块禽兽之肉，呼神叫鬼祭之，亦不知其祖先归于何处，来于何处，祝祷又何人受之。”
可见，黄嘉略颇有反传统思想。
黄嘉略的家离巴黎圣母院很近，步行只需几分钟。
异国建筑在中国史中留痕
在黄嘉略之后，杨德旺、高类思等人赴欧留学。他们都曾在巴黎长住，并与重农学派代表杜尔阁密切交流，后者曾提出52个问题，请杨、高归国后调查。杜尔阁将二人提交的回答以《向两位中国人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为题发表，引起亚当·斯密重视，将其中一些观点引入《国富论》中。
1732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立了中国学院，又称文华学院，计划招收200名中国学童到欧洲学习，受清廷禁教影响，学院后来只好也收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学生。
1868年12月，文华学院被政府没收，此时已培养了106名中国留学生。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苦于没有翻译，专门聘请了2名中国留学生同行。此前，乾隆也曾召见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打探欧洲消息。
东西方彼此遥望，互相好奇，又互相提防。
1917年至1918年，超17万名（一说20万名）华工来到欧洲参加一战，他们多受英国雇佣，却在法国工作。战后遣返缓慢，直到1921年，仍有1.7万名以上华工滞法，加上超2000名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许多社会活动围绕巴黎圣母院展开。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劳工曾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为国内学生募捐。在1919年五六月间，共3万多华工参与抗议巴黎和会的活动。签约当天，华工们包围了中国专使的寓所，不允许他们出门，表示谁签约，“当捕杀之”。
巴黎圣母院虽远在异国，却在中国现代史中留下身影。□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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