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憎恶漠然是如何变成感激的 一个“小摊贩”自述和城管“猫捉老鼠”的十年不了情
吴家庆（左一）与巡逻的城管开心地交流
因为没有文化，失业后的我只好选择了摆地摊，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小摊贩”。一晃我已摆了10年的摊，要说这10年最能触动我神经的一句话是什么，不是“老板买单”，也不是“再要一件”，而是“城管来了”。这四个字给了我太多的情绪转折，从对城管的害怕到憎恶再到漠然，最后竟变成了感激，这是一段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
我叫吴家庆，今年50岁，如今在青云民生夜市经营一家服装摊，我的故事并不精彩，但很真实。
故事要从2009年说起。那年我上班的工厂倒闭了，由于妻子原本没有工作，孩子正在上小学，作为家里唯一经济来源的我，真感到天要塌下来了。40岁的我没有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没法找到稳定的工作，只好选择摆摊。当时映山街和中山西路是旺口，我就加入到那一带的流动摊贩中。
初来乍到，很多摆摊的“技巧”都不懂，如何占位置、如何与客人还价、如何躲避城管……摆摊的第3天，我第一次遇到了城管。当时，街头的摊贩突然抱起货物拔腿就跑，其他摊贩也纷纷东躲西藏，还在左顾右盼的我没一会儿就被逮个正着，我不知该怎么办。第二天，我老老实实去了指定的地方接受处理。念是初犯，他们对我进行了教育之后，便把货物都还给我了。
从那天开始，我便对城管产生了一种害怕的心理，以至于每次摆摊都要东张西望，就像做贼一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再怎么小心，还是有被抓的时候，被抓得多了，就开始罚款了，从20元到150元，每次罚款都是钻心地疼。一个40岁的男人，每天过着提心吊胆、抱头鼠窜的生活，我自知很丢人，却又无能为力。“难道城管就不能给一条活路吗？”我反复地问着自己，以至于从害怕城管演变为憎恶城管。
来自城管的压力、来自生活的压力让我们这些“小摊贩”很暴躁，时常为了抢摊位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在一次抢摊位的过程中，我与别人打了架，说来也是讽刺，劝架的正是管辖该地段的城管。那天回到家里，小孩不知情，看见衣服破烂、身上带伤的我问道：“爸爸，是不是穿制服的叔叔欺负你了？”听到这句话后，我再也忍不住，抱着小孩痛哭起来。那时我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我想要暴力抗法，我想要拿着刀去摆摊，但为了妻子和孩子我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快一年。有一天，我又很不幸被城管逮住，与以往不同，这次他们并没有简单的罚款。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还蹲了下来，他指着面前的马路告诉我：“你们肆意地摆摊，把车行道都堵住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开车的人是你，因为堵在这条路上而耽误了事，怎么办？”由于看见他们我就来气，所以他们和我说的道理，我一点也听不进去。我把摊位收了就走，等着他们离开后，又继续回来摆。
回到家气消了后，仔细想想城管说的话，感觉有些道理，但为了生存我管不了那么多，照摆不误。直到有一次，一名女孩子骑“电驴”路过我旁边时，为了避让我的摊位而摔倒，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自私。
从那以后我逐渐有了些改变。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就不那么早出摊，从以前下午4、5时开始抢摊位，改成了晚上10时后找摊位摆。我注意到，城管的执法模式也是相应有了变化，对于较晚出摊的基本都是劝离，而对于依旧在人流高峰期占道摆卖的，则严厉处罚。渐渐地，我也不再那么恨他们了，但还是漠然以对：你来我走，你走我来。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一年多。2012年初的一天，城管队员小郑找到了我，我们算是“老相识”，我曾被他抓过几次。他问我：“老吴，这里马上要建一个民生夜市，你家情况比较困难，要不要在里面找个固定摊位？不要再过这样飘忽不定的日子了。”
起初，我没有答应，我不知道小郑说的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有了固定摊位后能不能赚钱。民生夜市转眼就建好了，眼看很多“同伴”都搬了进去，我也想跟风。但询问市场管理人员后，我对如何出具材料、如何办手续一窍不通。我把自己的困难和小郑说了后，他就帮我准备材料、跑社区、跑街道、跑民政局等，我终于拿到了一个固定摊位。
有了固定摊位，我彻底告别了“猫捉老鼠”的日子，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营上。如今，我每个月最少也有3000多元的收入，比以前多一倍以上。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固定摊位，但城管还是会每天都来巡逻，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大家见到他们不再是逃窜和辱骂，而是笑脸相迎。10年里，我亲身经历了城管执法的改变，他们感染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我不善言表，只有说声“谢谢”。
记者手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吴家庆有着相似经历的摊主不在少数。而记者在与一些一线城管人员交流时，他们也深有感慨：“城管以前是为城市管好人民，现在则是为人民管好城市。”执法方式在变，执法理念在变，为民执法的初心永远不变。
本报记者 文鑫豪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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