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样写出伟大的作品？

◎宋宁刚

一

七八年前，还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一次约作家黄梵在茶吧聊天。忘记因为什么，他谈起了作家们的写作习惯。比如席勒要闻着臭苹果的气味才有灵感等等。说来惭愧，那时我正在准备以席勒为题的博士论文，却没有留意到席勒有此癖好。在哲学系做论文，老师们讲求“面对事物本身”，似乎不太看重在生平资料上做功夫。后来才在《歌德谈话录》中读到关于席勒的这一癖好。

那个下午，黄梵不仅提到了一些中外作家的写作习惯，也谈到了自己的写作习惯：每天上午写作，直到午后；写作时必得有绿茶相伴，没有一杯香茗在旁，写不下去。相比席勒的怪癖，这一写作习惯似乎要常规和文雅得多。他还谈到身边的几个朋友“害怕写作”——虽然写作多年，却没有养成持续、稳定的写作习惯，因而害怕坐到书桌或电脑前。这话叫我至今难忘。因为我也被类似的问题所困扰。

在写作中，我经常显得缺乏耐心，一篇文章总想一口气写完——但大多数时候都不可能如此。写不完，就会坐立不安，晚上也休息不好。也许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就写得自己颈椎和腰椎都出现了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到，写作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既是体力活，就要把握好节奏，张弛有度。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能够做到，虽然感触和理解的确多了些。

前几年重读《海明威谈写作》，让我对写作似乎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大块头、很汉子的作家关于写作的话，叫人看了心里一阵激动。他讲，自己每天早晨起来写作，刚开始的时候感到有点冷，写着写着就暖和了……对他来说，难的不是写，而是在完成每天的写作量后，挨到第二天的来临。我能感受到，在那种等待中，有至高的愉悦与幸福。海明威的话终于让我比较切实地意识到，无论一个作家的生活看起来多么精彩和光鲜，写作本身都是一件极其个人，也非常不易，需要用每一天的努力去做的事。

二

《怪作家》，也可译作《古怪的作家们》或《有怪癖的作家们》，为书名响亮故，取《怪作家》。书中有些作家的行为实在称得上“怪癖”。比如前述席勒闻着臭苹果的气味才更有写作灵感，再比如纳博科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更喜欢在浴缸里写作（后者不仅待在浴缸里，还喜欢在浴缸里吃苹果），杜鲁门·卡波特要赖在床上才能写作，威廉·巴特勒·叶芝则喜欢像龙卷风一样快步走在大街上，一边挥舞着手臂一边喃喃自语，完全沉浸在灵感激荡下的创作中……

另一些说不上怪癖，至多算是习惯，只是被统络在《怪作家》的名下。比如有些作家喜欢在白天——尤其早上写作，有些则喜欢在晚上写作；许多作家都喜欢散步，并且在散步时构思作品，还有些喜欢在户外写作。只有尤朵拉·韦尔蒂一边开车一边写作，算是景观、传奇和怪癖。

从书中所讲的作家们的情形来看，总体而言，如果不是因为白天里有人搅扰，选择在夜里写作的人会少之又少。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不得已才在晚上写作。还有一些选择在晚上写作，是因为白天的工作占了他们太多时间。一个人，内心里有多少冲动和激情，才会为了写作，在夜里想尽办法与疲劳和困倦相抗争？席勒如此，巴尔扎克如此，卡夫卡也不例外。看着卡夫卡从深夜写到第二天清晨，几乎来不及休息一下就去公司上班，我们很难不动容。这就是一个作家为写作付出的代价。如果说巴尔扎克为了提神而不断喝咖啡，直接毁坏了自己的健康；那么，席勒、卡夫卡后来所患的肺结核，以及四十多岁的早逝，与多年的熬夜写作也很难说没有关系。有时，一个作家为了写作而可能付出的不仅是艰辛和努力，还有自我的献身。

巴尔扎克可能算有史以来最努力的作家之一。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呢？为了写作，他们需要克服的更多：乔伊斯弱视，不得不用蜡笔在纸上写很大的字，甚至为了获得更多的光源，特意穿着白色的衣服写作；普鲁斯特长期卧病在床，不仅要克服外面世界的干扰，还要克服身体的痛苦——为此，他一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正如他的仆人所说，真不知道他每天晚上什么时候睡。这种在艰难抗争中努力写作的身影，更让人难忘。相比之下，托尼·莫里森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为了能够在孩子醒来之前写作，虽然没有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那样“悲壮”，却有一种更为日常的坚持，同样动人——许多女作家都是这样，在生活的间隙里写作。比如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如此，我们就知道这些名作家们是如何写出伟大作品的：以其超乎常人的激情和努力。虽然作者在导言中说，这本书不回答“作家如何写出伟大作品”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回答已经寓于作家们奋不顾身的写作行为当中了。

三

《怪作家》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如果不是好友任建辉的推荐，很可能我会像之前一样推掉。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何况有翻译大家的高标树在那里，仅仅出于敬畏之心，也不敢轻易为之。不过，就像我的老师批评的，外语学了这么多年，不用起来，学它做什么？于是，就不揣冒昧，应承了下来。

在翻译过程中，我对翻译实践的诸多难题有了更多体会。在翻译中，我也不断想起傅雷和钱钟书关于翻译的一个争论：西语中描述的安静，后者主张译成一根针掉到地上也能听见，前者则主张译成仿佛一只猫走过。不止一次，我觉得两种译法都有道理，因而在两种翻译观之间徘徊。我非常认同朋友说的，译文的陌生性是阅读翻译文字的价值之一，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不断被消解的“地球村”。但是，在译文中，我还是想更多地照顾到一般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当然，由于在中文表达上的捉襟见肘，以及难以避免的疏漏，上述愿望究竟实现了几分，只能由读者来判断。

《怪作家》，[美]西莉亚·约翰逊/著，宋宁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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