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与森林火灾“相处”的日子
王莹莹
“95后”江安是喊着防火口号长大的。他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小镇伊图里河。从上小学起，只要进入防火期，学校都会组织防火宣传活动。
伊图里河位于大兴安岭腹地，林业资源丰富。“当时为了发展林业才建的这些城镇，”江安说，“城镇里基本上所有的职能部门，包括学校、医院等，都归林业局管辖。不管你是医生还是老师，基本都能叫林业职工。”虽如今已经改制，但不变的是，防火“是在一切工作之上的、最重要的工作”。
对此，黑龙江漠河市图强镇防火指挥部副主任马坤同样深有感触。以前，触响警报的是5级风。“禁止一切野外用火，电也不行。”那时大多是平房。5级风的警报一拉，家里就不能生火做饭了。若此时谁家烟囱还在冒烟，消防车会直接向烟囱里灌水。
“当时没有手机能看天气预报，每当风大的时候，镇里的消防队就会拉响警笛，长长的一声表示不许烧火，相对短的几声表示解除警报。没有警笛的林场，会升起一面旗，告诉大家超过5级风了。”生活在漠河的王玉玉还记得，为了防止饿肚子，林区人会“观天象，做准备”。如果天空中出现了像细小的鱼鳞般的卷积云，第二天有很大概率会起风，小吃铺也会提前多做几锅包子、馒头，大家都会有意识地多买一些放在家里。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后，中央森林防火总指挥部成立。从1987年9月开始，马坤一直在图强林业森林防火指挥部工作。防火部成立之初，灭火工具十分简陋，只有被称之为2号工具的“皮条子”。“我们都是自己做的：把汽车轮胎扒层皮儿，用铁棍子卷上。有时候是用桦树条捆着，跟绑扫帚似的。”
其他装备也很简单。“（灭火队员）上山时背着塑料布和大衣。军大衣都是很少的，职工一般穿的是羊皮棉袄，带个袋子就上山——不像现在有睡袋，那时候啥都没有。”在山上，灭火队员没有固定住的地方，找块空地，往地上一躺，将就睡上一觉。
1988年，马坤所在的防火办收到了第一批风力灭火机；1990年开始，巡护直升机开始投入使用；2002年，火灾现场有了气象观测车、移动信息应急车、通信车、野炊车和诸多叫不上名来的设备，甚至连降雨火箭炮都准备好了。
“小时候经常会有森警的防火直升机巡逻，孩子们都会追着看。那种森警的橘黄色，现在印象还特别深。”江安说道，“很多孩子可能上高中甚至上大学之前见过的唯一一种飞机，就是森警的巡逻机。”有一次，一架飞机降落在学校操场，正在上课的孩子纷纷跑出去看，“老师都拽不住”。彼时，学校操场算是镇里为数不多的空旷平坦地方，现如今，镇里和下属的林场都有小型直升机机场。
人们的防火意识也在加强，每到防火期，消防车、装甲车和直升机齐出动，进行防火宣传。“大家穿得整整齐齐，站在车上，绕着整个海拉尔（呼伦贝尔市辖区之一）发传单，基本上是车头对车尾，围着整个城市绕一圈，至少有三四百辆车。”与此同时，直升机从天上往下撒传单，地上的人用大喇叭宣传。这阵仗，消防员王涛在2000年做森林消防员前从未见过。
这些都有助于森林防火工作实现重大转变。自1988年以来全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7082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公顷，分别比1987年之前下降了55.6％和92.3％。（摘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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