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 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船政全景，从图中可以发现这是初建时期的船政，时间在1867年到1871年之间。
船政建造的，当时代表中国最高造船工艺的铁甲舰平远舰。后成为北洋海军的“八大远”主力之一，参加了甲午海战。
船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后，船政为一个木匠请奖，奖励是“七品顶戴”。（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供图）
陈悦
1866年12月23日，位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工程营建工作正式展开，拉开了晚清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船政其实是一个播种机，最后它虽然自己没有了，但是它培养了一批人才，使整个近代中国受益。”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客座研究员陈悦说，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军官的主干，一些杰出的学堂毕业生，如严复、陈季同、詹天佑等还在海防领域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船政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工业先驱和第一代产业工人。自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船政开始，这里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建海军、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近代化活动。
晚清船政，到底对近代中国有何影响？封面新闻对陈悦进行了专访。
壹
船政定位
不只是洋务运动的造船厂
封面新闻：在您的著作《船政史》里面有哪些新的发现或者观点？
陈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船政史的出过大概两三本通史，《船政史》这本书在开始写就是抱了一个目的，就是不能根据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做，要直接找到史料的源头，重新进行一次分析。全书的总体结构是从清朝开始怎么创建船政的，一直写到船政在1945年抗日战争之后的去向，把整个历史脉络交代下来。
在行文结构上，此前著作的篇章都是按照年代来的，比如说清末早期的，清末中期的。我当时对结构也想了很多办法，因为船政是一个五花八门的机构，不仅是造船，也不仅是教育，而且还不仅是舰队。所以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好比是一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单位以它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线索来做，我是以船政的大臣为线索，一个大臣为一编，同时从大臣身份地位的变化，也能看到船政这个机构不断地向下走的趋势，比如一开始的总理船政大臣，到后来的督办船政大臣、署理船政大臣到兼管、兼充船政大臣。
封面新闻：三年前，船政曾迎来创立150周年（现一般将1866年12月23日定位船政成立的日子），但是它并没有像甲午海战120周年那样被广泛关注，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陈悦：这个可能跟我们近代史的研究和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一般都认为，船政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工厂或造船厂，顶多讲洋务运动的时候，会提到曾经有一个福州船政或者福建船政，甚至很多对它的名字都说不准。就是因为这种定位的关系，没有认识到船政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它存在的重要性，才导致了今天对它不是很关心、不熟悉。很多人简单化地把船政理解为一个船厂，事实上根本不是。
封面新闻：那该如何看待船政的历史定位？
陈悦：我觉得，应该这样来理解船政：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近代化机构，因为它不光有近代化的造船，它还有近代化的管理，近代化的教育。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在获得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引入近代化的教育，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引入外国技术、人才，而且这件事情是有始有终，是干成了的，也是在船政第一次编成近代化的舰队。我们所说的洋务运动，起点到底是什么？船政才是真正地开启了洋务运动大幕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船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我们国家近代化的开始。
贰
名字之争
清政府与地方的博弈
封面新闻：从您考证来说，船政的官方或者是最正确的名字应该是什么？
陈悦：船政产生各种各样的叫法，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时间跨度太大，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字。它在最 开始的本名就两个字，就叫船政，或者就叫总理船政。这个名字让我们在今天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单位的名称，但这就是当时清政府一个独特的命名习惯。
“船政”是创始人左宗棠坚持要这样叫的。虽然船政在福建，但左宗棠认为，如果这个机构叫“福建船政”的话就会变成福建省的一个机构，得不到国家层面的资金或者政策方面的扶持。当时左宗棠努力想把船政拓成一个中央机构，等于是一个大的国企或者中央机构，而不是一个省级单位。所以左宗棠在第一任船政大臣的选择上面，他要选用一个曾经担任过巡抚的人来领导船政，就是要超越福建省。
但是这个问题在清政府中央得不到认同。当时，清政府中央主持洋务运动的机构是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本来自己想做海军，但是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弄砸了。本来全国的洋务运动是总理衙门一家管，这时候冒出来一个总理船政，总理衙门并不愿意看到船政升格为一个似乎跟自己可以平起平坐的单位分走权利。
在清政府眼里呢？他们没有近代化的眼光，他们看到的是政治和权利，也不想一个地方的事业那么强势，所以清政府在下谕旨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就在船政前面加了两个字，要么是福建船政，要么是福州船政，或者叫福建船厂，把船政矮化。
封面新闻：现在很多研究文章称它为“福州船政局”，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陈悦：辛亥革命后，船政因为经费问题已经关停了两三年。民国成立之后，海军总长刘冠雄想把船政重新捡起来。
刘冠雄是船政的毕业生，参加过甲午海战，他对这个船政是有感情的，他想维持这个机构，要给船政编制和经费，就把它纳入到海军部下面，成为一个局级单位，这就是“福州船政局”。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北伐战争后，新的南京政府成立，又把它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海军马尾造船所”。这个时候的船政已经剥离了教育机构，只保留了造船功能。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的船政老人因为基本都是经历过民国时代，对福州船政局比较熟悉，所以写东西的时候，都习惯于写成福州船政局。所以“福州船政局”实际上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名字，并不是清代的，用这个名字来指代洋务运动时的船政就不合适，也不准确。
叁
身份尴尬
船政﹃木印﹄用到清朝完结
封面新闻：当时李鸿章等人的奏折中也把船政称为“闽厂”。
陈悦：对，是这样的。清政府批准成立船政后，左宗棠就申请正式颁给关防。按照规定，正规的关防印信应该是由礼部铸造颁发，注册备案，材质是银的。结果清政府对这件事情采取了一个让人非常惊讶的措施，命令说暂时不用，“先刻木质关防印用”，就这一下子把船政的身份给打压到底。
封面新闻：刻木印，不等于是船政刻私章吗？
陈悦：对。清政府不管，船政自己刻着先用，而且是刻木头印，木头印就意味着是个临时的印章。虽然左宗棠他也明白清政府的用意，但他还是竭力争取，那就上奏说，现在船政刚起步，什么都还没有，可否等他跟法国人签的五年计划，船政成功的话，“再行奏请部颁关防”。但清政府没有表态，等到后来五年计划到期的时候，因为首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已经调走，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一直到1911年清政府灭亡为止，船政始终在用这颗木头印，每一届大臣交接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我又领到了木印。
肆
船政教育
造船工程师成为工业先驱
封面新闻：说到清代船政的教育，当时有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是法语学堂，学造船的、学制造的。学的是法国造船技艺，但后来为何清廷买的军舰都是从德国和英国买的？
陈悦：那是因为后来买军舰的决策者不是船政这帮人。船政考虑的是当时法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最好的，法国的工程、工科也比英国高，所以船政的开创者决定学习法国。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之后，清政府决定南北洋大臣来分建海军。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开始通过大批进口军舰来快速解决海军建设的问题，但他当时看中英国和德国的军舰。
这样船政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后期船政前学堂的毕业生甚至出路都成问题。去海军吧？海军这边都是英国船、德国船，跟学习的法式船不一样，甚至连度量衡单位都不一样。
封面新闻：当时船政自造了为数不少的军舰，包括体现当时中国最高造船工艺的铁甲舰平远舰，以及包括广甲、广乙等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军舰，这些军舰都是法式？
陈悦：船政造的军舰全部是法式的。船政造船方面始终走的是法国式路线，这一点跟同时期的日本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有一种推测，如果当时中国海军整体都是跟随法国路线的话，甲午海战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会输得那么惨，因为法国的造船当时在全世界是领先的，甲午海战中日本的“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都是法国军舰。
李鸿章当时选择购买德国军舰确实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也看到德国军舰确实缺陷很多，设计存在不成熟的地方。但这也不是德国故意给我们设计得不好，德国船厂没造过几条船，没有经验，不像法国人造船技术久有沉淀。
封面新闻：法语前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造船专家，但在甲午战后，前学堂的这些毕业生如何寻找出路？
陈悦：除了开创中国的造船事业外，他们的作用跟贡献非常有意思。甲午战后船政的情况一落千丈，造船业务越来越少，1900年后，清廷开始施行新政，全国各地也开始了继洋务运动后更大规模的建设高潮，建铁路、修桥、建工厂。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需要工程师，船政前学堂的这些学生，也就离开船政，奔赴各地，成为铁路工程师、架桥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等，船政等于是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前学堂毕业生变成了中国的工业先驱。当时船政培养的中国第一代军舰制造专家魏瀚后来一度去修铁路。
伍
工匠精神
培养了中国首批产业工人
封面新闻：当时船政教育除了造船、驾驶的前后学堂外，还有一个“艺圃”，这个机构当时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对中国近代教育有什么影响？
陈悦：这是船政教育里面非常有特点的设置，“艺圃”相当于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是教授专业技术的学校。
我觉得艺圃的意义非常重大，培养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工匠，是高级技术人才。前学堂培养的是工程师，这些人可以制图画图，但是图纸落实到车床上要加工出来，就需要非常牛的工人。船政，为近代中国最系统地培养出了这样一批人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艺圃的教育模式我觉得也值得我们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准确的说艺圃不是一个学校，而是一个管理机构，就是管理这些孩子的吃喝拉撒住，白天把这些孩子送到船政的工厂里，分到锅炉、轮机等各个车间，跟在师傅后面学。晚上开始上理论课，由法国老师来专门讲课，开夜校，专门教理论。
封面新闻：虽然这些人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专业技工，但工人的地位在社会上其实并不高，当时来说科举才是重要选择，船政如何吸引这些学徒工人呢？
陈悦：显然船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船政当时非常注重匠人，对匠人极其看重，甚至要给他们身份和地位。我看到了至少有这样两份材料，船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后，为参与制造有功的人请奖，这里面受到奖励的有设计师，有官员，最重要的是还有一线工人，两份奖状，一份是给一个木匠，一份是给一个技工的。这是第一次因为造船有功，给一个木匠奖励，奖的顶戴，所以就会出现七品木匠，六品木匠。
一个木匠有顶戴，这在中国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出船政极其重视技术工人。
封面新闻：船政衰落后，这些技术工人的出路是怎么样的？
陈悦：他们变成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些技术工人也跟前学堂的那些工程师一样，散到了全国各个工业建设的工地上，发挥一技之长。
比如1932年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林祥谦，当时在这里学的钳工技术，后来因为船政自身没有活干了，他通过技工考试，进入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工。所以船政其实是一个播种机，最后虽然自己没有了，但是它培养了这一批人才，使整个近代中国受益。
|人物名片|
陈悦，江苏靖江人，现居山东威海。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长年专注于海军史、近代军事的研究和普及，曾推出近30年来首部船政的通史性著作《船政史》。主要著作有《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中法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海军舰船志》《近代国造舰船志》等。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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