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现代与未来的“五四”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中被拘留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被释放返校。
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也是一场现代性的运动。如果将这场运动置于当时的全球背景下，就能清楚地看到，五四处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潮流之中，例如一战后，中欧的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第一共和国，西亚的奥斯曼帝国崩溃，土耳其建立起亚洲第二个共和国。而纵观中国近代史，自19世纪中叶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无一不是古老中华帝国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与回应。
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道路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由一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现代知识分子发起，他们批判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学，首倡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这些思想都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历史学家往往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一个整体。换言之，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是外来的，这表明，五四运动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而是具有世界主义的特点，它所体现的启蒙精神对中国的现代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根据近年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国家分为两类，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属于自然演进的过程，后发内生型国家则无法自我演进到现代化。中国属于后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都具有超稳定的形式，无法从其内部的演进中现代化，只能借助外来的思想，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兴起的内亚史研究也表明，中国古代与近代的秩序重心线是相反的，古代是草原-中原关系为主，近代则是海洋-中原关系为主，中国现代工商业的诞生便是源于这一重心线的转移，近代的国际化贸易和外来思想的传入，也只能是发生在这一转移之后。就此而言，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从此加入了现代世界秩序，走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道路。
这就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大背景，它从根本上锁定了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形塑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在当时的青年中，反对权威、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成为最流行的思潮，而五四运动也激发了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运动领导者之一胡适便曾指出，五四运动是由青年学生发起的，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上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但五四运动又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知识分子运动，这是因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从此以后，古老中国就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内生型国家，而是加入世界历史进程。虽然其间充满艰难曲折，这个大趋势却没有改变。四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便是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承续，今天的中国坚定地支持和维护全球化，将人类命运看成是一个整体，都可以从这一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得到解释。
古今之变带来的价值冲突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在局部发生逆转。表面上看，全球资本流动造成贫富差距，导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泛起，但从本质上讲，这是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古今之变带来的价值冲突，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的体现，现代性本身并不能提供价值的来源，因此，无论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今天都要面对现代性的危机与回应，思考这样的问题：现代性是否仅仅意味着科学技术，意味着经济效率，以及意味着摒弃一切传统价值？
就中国而言，五四新文化宣扬科学与民主，沿袭了19世纪先辈为寻求富强而接受进化论的思想路径，同时又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将思想文化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途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在这方面，五四新文化领导者不及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先辈，甚至也不及陈寅恪、钱穆等现代学者，后者维护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但并不反对外来的现代思想。
正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所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因为，文化与制度是不同的范畴，在古今之变的进程中，制度可以外生，由帝制改变为共和制，而文化却有其强大的内生性，不可能移植。五四新文化因进化论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无视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奠定的普遍价值标准，结果破坏了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和人际关系，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提倡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需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意义层面。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与问题，就是探讨一百年来现代性的成就与问题。对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全球化视野，既要思考中西之辨，也要思考古今之变。这是两个不同而又重叠的理路，回应中西之辨，应当从中国看世界；回应古今之变，则应当从世界看中国。在这个思想领域，有着广阔的研究方向和论题。
古今之变不能是一个文化断裂，西方今天面临的社会和思想矛盾，有其现代性发展的内在逻辑，表面上是卡林内斯库所说的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资本社会的同质性批判，实际上是由于以现代性为标志的古今之变，割裂了西方自身的价值根源，造成价值的碎片化、平面化和虚无化。正因如此，今天西方多元文化主义面对文明冲突的失败，不过是由于无根之木导致的价值的失败，而西方现代性内生的价值失落，也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
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毋庸置疑，中国的现代性既是具有全球化性质的，又是具有中国特点的。事实上，当年五四先驱在批判传统文化时，他们自身的中学底子是很深厚的。例如，胡适主张个人主义，但他在《不朽》一文中回答人生终极问题时，依然是先秦的“三不朽”以及宋儒的思路，将个体小我融入社会大我。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化核心的伦理观念是社会长期演化的结果，五四新文化在批判宗法礼教的同时，却笼统地一概否定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的基本价值，甚至否定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终究失之过激和简单。
既然现代化是一条必由之路，今天提倡发扬传统文化，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而不是一种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建立在现代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上，对外寻求国家平等，对内寻求社会平等，当下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以及恢复三纲礼教、三从四德的言行，都与五四新文化的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与前现代的等级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已经确立了所有人权利平等的原则。这一现代性观念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并以世俗政府、民主与法治作为保障这一权利的重要手段。
因此，今天我们面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首先应当意识到文化不可能移植，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其次应当意识到传统的限度，它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不赞同政治儒学的主张，民主共和已是世界潮流，也是现代中国的国体，再要回到古代的“天下”秩序已不可能。我也不赞同恢复传统就是恢复三从四德，穿汉服，倡女德，行跪拜礼，自由平等已经是普遍的社会共识，再要搞尊尊亲亲那一套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也必将会贻笑历史。
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未来可期。发扬传统应当是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而不是全盘恢复传统，因为这与当年全盘否定传统，属于同样的整体主义思维定式。换言之，传统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适应现代社会。正如社科院罗传芳教授所指出：“好的文化传统符合两点：一是符合文明的普遍主义本质，是大家都认同的，而不是个人关起门来自己欣赏的；二是契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满足现代化的内在发展要求。既要回望轴心时代的文明，又要认识到传统社会内在的自我淘洗的批判精神。”
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普遍性和现代性因素，这是一个非常剀切著明的见解。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轴心时代就已创造出自身的本原文化，它所蕴含的基本价值实际上具有普世性，在本原上是与各个轴心文明相通的，后来的制度、文化分途并进，与各个文明不同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都有关系，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对传统价值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从中开出传统文化的转型之路，或许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大任务。
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如果说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仍然在路上，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还没有完成，仍然需要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同时，由于当代中国已加入世界秩序，中国社会面临的既有前现代的问题，也有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就显得要比五四时期复杂得多，问题意识的产生和回应，都需要新一代青年人有着更加开阔的眼光、慎思明辨的能力和精进努力的精神。
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百年“五四”的意义所在。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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