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难民”还是“移民”，我们该如何称呼从中东到欧洲的流动人潮
【“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在金属的围栏内，阿拉伯妇女们在庭院内一边围坐谈笑，一边看护着正在追逐或荡秋千的孩童，门口有一位阿拉伯男子正在投喂鸽子，到处一片祥和的景象。
这是2018年7月我造访位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最大的难民营时看到的情景。
这座难民营由几栋新建的住宅组成，楼下是活动的空地，尽管整个营地被围栏所包围，需要特殊的申请许可才能进入，但入口终日开放，里面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就如同市区里寻常的封闭式小区。“小区"旁边还建设有一幢现代化的医院。
这些难民营包括医院的建设费用均主要来自欧盟。因此对保加利亚来说，难民的到来，某种意义上是值得欢迎的一件事情。但对绝对大多数难民来说，这儿只是个临时停靠的落脚点。
喂鸽子的男人是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青年，当我问起他的难民生涯，他原本快乐的情绪变得有些沮丧，他说这不仅是因为家园被毁，而是因为2017年底他刚刚从德国被遣返回保加利亚，他并不喜欢保加利亚，相比德国，这里没有好的工作机会，收入水平也较低，但他却无能为力。
难民营的路口处，我又遇见两位来自伊拉克的妇女，正准备去市中心购物，相互问候后，一位妇女有点激动地对我说，她有四个孩子要养，孩子的爸爸每天不停地在外工作，她现在最渴望的是全家人可以搬去德国，而对于是否愿意回到伊拉克，她俩果断地回答道：“不想回！"
一位叙利亚难民曾这样吐露心声：“我们不喜欢被称作难民（refugee）。"这种心理颇耐人寻味。
返回下榻的酒店，我查阅着网上的资料，看着画满箭头、如“进军地图"一般的难民路线以及“满目疮痍"的难民报道，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什么是难民？什么才是他们真正关注的，安全？舒适？还是流动性？
在东南欧国家的交通站点，我们经常可以碰见这样的景象，大队的中东难民拥挤车站门前与线路两侧，与警方对峙，他们希望突破封锁的防线继续前进，人们手持着购买的国际列车的车票，大声高呼“让我们走！让我们走！自由！德国！"不难想象，数十万的难民在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内穿越一个又一个国家，一条经典且曲折的中东难民移动路线随之浮现：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巴尔干半岛诸国）-匈牙利-奥地利-德国。也因此，若以“难民"或“避难寻求者"（asylum seeker，土耳其政府的官方定义）为中心来思考这些群体显然已不足够，而“移民"（migrant）这一更大范畴的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观察者所使用。
如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凯莱蒂火车站和奥地利首都的维也纳西站已成为这些“移民"、志愿者最主要的聚居区，同时也是匈牙利等国政府、欧盟官员关注的焦点。火车站的隧道里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群，尽管大量友善的本地志愿者和市民愿意为他们提供安全舒适的住所，但显然，“移民"们更愿意留在原地，他们在这里搭建简易的住所，歌唱或病倒，只为了获得再次流动的机会。
现行的难民庇护条例以1990年签署的《都柏林公约》为基础，其中规定了“第一入境国"等原则，即难民应在进入欧盟后踏足的第一个国家申请避难，这个国家也有义务在难民申请期间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直到欧盟将难民指派到其他成员国。显然，作为一部欧盟法律，其将庇护的压力集中在以土耳其、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边境国家，而在法律背后所投射出的“非流动性"（immobility）问题也自然地与《申根协定》所倡导的欧洲内部的自由流动相悖反。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流动性高度释放的区域才成为了难民真实的公共领域，也就是说，难民的公共领域，不应简单地被定义在国家的边界地区，而更可能是人员流动的交通枢纽和要道。欧洲各国在难民安全环境上的营造以及日益强化的边界管制本质上都指向了对于移民流动性的约束，而不是难民概念及其生存本身。
在移民而不是难民的认识之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更为悠久且复杂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地中海沿岸及东欧地区移民体量的大幅增加便已经刺激欧盟各国思考如何强化自身的边界管理，例如1986年，西班牙在加入欧盟之后便颁布了首部移民法案以应对北非移民的流入，其核心既包括对于政治领土边界的管控，也涉及劳工、教育、融入等社会经济事务。而如若将欧洲边界的范畴向外扩延，我们更会发现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黎巴嫩等地中海南岸国家在更早的时期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移民的重要目的地。
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勾画出三条在成型时间上或有先后、在地理上具有远近的“移民线"，第一条以欧洲南部国家、巴尔干地区及东欧地区为线索；第二条以北非国家、小亚细亚地区国家为线索；第三条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中亚腹地国家为线索。
一位土耳其教授曾对我说，在欧洲的土耳其人在阶级上要比阿拉伯人高，他们来到的时间更早，从事着更体面的工作；一位突尼斯留学生也曾与我分享，今天突尼斯的年轻人都向往欧洲，留在本国被视为失败，而突尼斯国内现在都是利比亚人（在利比亚战乱以前很少）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
毫不讳言，这一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图景令人厌烦，却也透露出大部分的事实。所谓的中东难民潮更多地体现在“移民线"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被打破，他们并非一早便计划进入欧洲，而是随着所在国的政局动荡，借由移民流动传统所产生的剧烈冲击。因此，当我们承认移民浪潮是一类耳熟能详的现象，那么近年的中东难民问题便不会显得那么的突如其来。
在常识性的观感中，难民总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当梳着油亮头发的叙利亚小哥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向人兜售新款的服装，当热情的阿富汗大叔在布鲁塞尔的窄巷里经营着肉铺和杂货店，有关难民的形象将得到重新修订。
不可否认，逃避国家战乱是促成其流动的一大动力，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紧密的亲属网络和适宜的经济条件是更为关键的支撑性条件，在这一层次上，围绕难民和移民的描述将走向趋同，移民的能动性和主体性问题上升为分析的重点。
沿着保加利亚通往塞尔维亚的国际公路上，分布着一些破败的村镇，梅花间竹地站着一些打扮浓艳的少女，我询问车上的友人她们是难民吧？友人回答道：“不！她们都是吉普赛人，她们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在此前提及的索菲亚中东难民营附近是一处不为人知的社区，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越南战争难民营建筑遗留至今，当年的难民早已离去，肮脏的楼道让人不忍直视，狭窄的街道里坑坑洼洼遍布污水，蓬头垢面的路人警惕地看着陌生的行人，这里是索菲亚最大的吉普赛人社区。一位身高两米的保加利亚朋友带我来到这里，他有些紧张地对我说：“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这里全是妓女和毒品！我们最好快点离开。"
当我们看到移民（或者说难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媒体和公共舆论中广泛发酵时，事实上，作为国民的吉普赛人似乎更令保加利亚和当地民众所担忧。在一场尚未终结的难民潮之下，不仅是移民，更多的“浪花"也将被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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