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 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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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研究，在歌曲创作、歌剧创作、音乐理论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为人民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人说，马可的创作，是紧密地遵循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进行的。他以崇高的理想和革命的斗志，在每个关键时刻，迅速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在抗日战争中是这样，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也是这样，他以歌曲来表现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斗争生活，热情地为工农兵歌唱，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年来到……”一首首熟悉、动听的歌曲，一段段经久不衰的音乐，这些经典难忘的旋律都出自同一人之手，而这位作者从来没有在音乐院校深造过，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而他却走上了音乐的道路，成为中国新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马可。

马可，1918年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父亲以卖粥为生。后来，一所基督教医院让他的父亲去喂养奶牛，才使家境有了好转。为表达感激之情，父亲就给他起了带有宗教色彩的名字马可。

马可5岁那年，父亲不幸病故了。为了上学，他常随母亲去野外割草，再到集市上出售，以积攒学费。他从小就非常努力刻苦，爱好也非常广泛。升入初中后，他遇到了擅长琵琶、二胡的音乐老师刘克正。受其影响，马可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二胡、琵琶，还参加了教会的唱诗班。但马可更爱的还是化学。

1935年9月，马可顺利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他拼命读书，整天闷在实验室中做实验，立志做像门捷列夫、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然而，“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使他不得不走出了实验室。他把自己在实验室留影的头像撕掉，贴在笔记本中，又在旁边郑重地写道：“在这大时代里，不怨天，不求人……是汉子，就该自己创造自己！”

于是，马可参加了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和“大众话剧团”，投身于开封火车站“卧轨请愿”的行列中，成为河南大学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名坚强的斗士！马可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来了。这炮声震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好多事情都在战时的非常状态之下发展着。而我，也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一跃成为‘青年作曲家’，随着一群好朋友组织的救亡团体到乡下做流动宣传的工作。有好多朋友替我惋惜，说不该抛掉用功的好学生不做，居然唱了两年戏。我十分明白这个，而且我也承认，这两年之间我不仅没有一点学业上的进步，反而忘掉了许多。我和从前的同学比，是落伍了、退步了。可是我更明白，这两年，我毕竟不是白跑了的，我有一个重要的收获，这收获足以补偿这两年的损失而有余。那就是：我认识了那些真正的国家主人翁，但同时却是被压榨着的劳苦大众。一种新的青春的前进的力量在膨胀着。我希望抗战的火线扩大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使我们在这大斗争中彻底洗刷，从头创造！”

就这样，马可从充满青春理想的小我成长为胸怀国家、人民的进步青年，并且找准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方向！

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马可以音乐为武器，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用激昂的歌声宣传抗日。当马可创作激情日益高涨时，恰逢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率领的“救亡演剧二队”和贺绿汀率领的“救亡演剧一队”，从上海到开封等地巡回演出，马可直接找到冼星海，见面就鞠躬拜师，并把自己初学创作的《牙牙集》和《老百姓战歌》两本集子，交给冼星海批改。冼星海从《牙牙集》中选出《保卫我们的平津》，做了技术上的修改，为广大抗日青年朋友所熟知，更是成了马可音乐创作中值得纪念的珍品。他还为《老百姓战歌》写了序言，称赞马可的歌曲是：“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

1939年秋，在冼星海的鼓励、引导下，马可偕夫人杨蔚与一批爱国青年一道，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走进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在延安，马可非凡的音乐天赋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尤其是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亲临鲁艺，作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的重要讲话，马可记下了当时的情况：“这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去，人们忙从满山的窑洞里走出来，携着小凳子，夹着笔记本，提着墨水瓶，争先恐后地去礼堂集合。东山坡上的邻居部队艺术院校的同志们，听到消息也赶了来。礼堂小，人又多，报告会不得不改在操场上举行。这日，天上飘着蒙蒙的细雨，但操场上挤满了乌压压的人群，欢腾的歌声压倒了绵绵的春雨。毛主席走进密密的人群，在一张小桌旁站定，微笑地环视着大家。全场鸦雀无声，马上安静了下来。”毛主席给鲁艺的师生们讲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讲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毛主席笑着把桥儿沟的鲁艺叫作“小鲁艺”，把整个解放区的广阔天地和丰富的斗争生活比作“大鲁艺”。他希望鲁艺的师生们，走出“小鲁艺”投身到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大鲁艺”中去！毛泽东的讲话是文艺的纲领，也是具体的工作方法，马可创作的方向更加明确了，他们马上组织起综合演出队、鲁艺秧歌队，走进了“大鲁艺”的社会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新秧歌运动中，他创作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和歌曲《南泥湾》。《南泥湾》这首歌，感情朴实，曲调优美，在解放区广为流传。毛泽东、周恩来常常一边劳动一边投入地哼唱这首歌曲。后来，他又和瞿维等合作，写出了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歌剧《白毛女》，这年，他刚刚27岁。

1944年，马可遇见了陕北佳县农民诗人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并帮助他们把来延安途中用“骑白马挎洋枪调”编写的《秧歌曲》，加以整理、修改和推广，使原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还在1944年5月24日《解放日报》上撰文作了介绍。这首歌很快传遍了延安，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又传遍了全国。为使人们能深信这是一位陕北淳朴农民内心的赞歌，至今在词曲作者中也未出现过马可等人的名字。这，就是中国最著名、最流行、最响亮的歌《东方红》！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演剧队的经历和延安鲁艺的学习生活，使得马可逐步寻觅到了自己在革命历史中的位置，并认识到自己音乐创作的价值。于是，马可的歌成了革命延安生活中的一部分，老百姓接受了，并在劳动中歌唱着。1947年2月，马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后，马可相继在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戏曲研究院音乐研究室、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歌舞剧院及《人民音乐》编辑部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但他一直没有停止音乐的创作。歌剧《小二黑结婚》、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都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作。

马可还致力于冼星海的专题研究以及新歌剧的发展、戏曲音乐改革、音乐理论与知识的普及等问题研究，著有《冼星海传》《中国民间音乐讲话》等书和200余篇专业论文。

1976年，悲伤沉重的《哀乐》一再地在中国上空回荡，人们刚刚含泪送走了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中华儿女，又极度悲痛地告别了新中国的三位缔造者。这首国内最正式的殡仪用曲《哀乐》，就是以马可为首的创作集体在1943年为悼念刘志丹同志移灵纪念活动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用陕北民歌《绣荷包》和《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而创作出来的。

马可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研究，在歌曲创作、歌剧创作、音乐理论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为人民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人说，马可的创作，是紧密地遵循毛泽东文艺革命路线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进行的。他以崇高的理想和革命的斗志，在每个关键时刻，迅速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在抗日战争中是这样，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也是这样，他以歌曲来表现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斗争生活，热情地为工农兵歌唱，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正如他所说：“我希望这抗战的火线扩大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使我们在这大斗争中彻底洗刷，从头创造。”这是一个敢于“自己创造自己”的强者！这是一个热爱生活、勤奋追求的勇士！一位公德卓著、不计名利的人民——音乐家！他用音乐打动了亿万人的心，他用旋律，伴随着中国革命前进的历史巨轮。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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