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同志回忆录

延安日报 2019-04-22 09:44 大字

光未然

星海同志逝世已经四周年了。每逢他的祭日，总想写点东西纪念他，可是提起笔来，老觉得笔杆太沉重了。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抗战前夕，遍及全国的群众救亡运动热潮中，一首曾经在“—二·九”运动中广泛传唱的歌曲《五月的鲜花》流传到上海，同时在群众中流传着关于这首歌曲诞生经过的浪漫传说。星海、张曙等同志领导的上海救亡歌咏运动，大力传播这首歌曲。那时我在上海组织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青年读书会，得到通知，邀请我们参加在远郊大场举行的歌咏大会和歌咏旅行。通知书上还说，在大场举行的歌咏大会上，将由冼星海、张曙同志指挥练唱《五月的鲜花》。一天早上，我和一批青年友人带着干粮，兴致勃勃地赶到大场山海工学团。那时抗日是有罪的，救亡歌咏运动也是触犯王法的，大场一带，反动宪警戒备森严。但是山海工学团宽敞的操场上，仍然秩序井然地挤满了从上海一带远道赶来的成千工人、店员和学生群众，那场面是很壮观的。星海、张曙轮流登上方桌，十分严肃热情地指挥大家练唱《五月的鲜花》。大家越唱越起劲，唱得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正是在这次歌咏大会上，我结识了星海同志和张曙同志。对于他俩当天汗流浃背反复不倦地指挥教唱这首歌曲，我深受感动。

第二天下午，我应邀到星海的寓所去谈天。他首先向我介绍了他那可亲可敬的妈妈，随后关切地问到我的情况。我那时二十三岁，因为在武汉待不下去了，头年冬天逃到上海，靠零星的稿费和朋友的支援维持生活，也算是亭子间里的小文化人吧。星海比我大八岁。大家知道，他平时是惯于沉默寡言的。这次交谈，他却谈了很多。他谈到了他备尝艰苦的游欧经历，归国后的抱负，也谈到当时不愉快的处境。他鄙弃当时音乐界一些人对西洋音乐的抄袭和模仿。他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东方的作曲家，我要创作为人民大众喜爱的有东方民族色彩的音乐，为我国的民族解放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献出自己的力量。他搬出了一大叠他的《民族解放交响乐》的初稿，一面哼出其中的几段主旋律，一面解释他的创作意图：表现中国人民的苦难、挣扎和无限光明的希望。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我的头脑里，有了一个魁梧的身躯、紫铜色的面孔、坚毅的挑战者的神情，仿佛要压倒一切困难的、创造新事物的宏愿，总之，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艺术巨人的形象。临别时候，他提出要求，说高尔基周年忌辰迫近，要我写一首纪念歌的歌词。我欣然应命，第二天交给他了。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支歌曲。他写好以后，反复地哼着征求意见，直到我也跟着唱了，并声明完全满意为止。他立刻到歌咏队教唱，并在纪念会前夕，赶到南京向青年群众亲自教唱。这个人，就是有这样一种永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你感到他是身心俱强、朝气蓬勃的英雄，而完全想不到这个英雄的身体内部机构，由于长期艰苦的流浪生活，遗留下一些难堪的病痛；这病痛，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也完全藐视的，最后终于强制他停止了才思迸发的创作生命。

“七七”“八一三”抗战爆发，大家是多么兴奋啊。我和同志们组织了一个战地服务的团体，星海也欣然参加。几天后他随一支演剧队离开上海了。十月间，我们先后到了武汉。星海同志一到武汉，立刻被大批青年人所包围。他生活在青年人的怀抱里，像孩子一样喜悦而兴奋。那时，由东北、华北、上海等地转移到武汉的青年团体、艺术团队是很多的，武汉的工人、店员、学生所组织的业余宣传队、歌咏队，更如雨后春笋。大家都要求星海同志去教唱、教指挥，或者要求见面谈谈。他总是有求必应，日里夜里，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创造力这时也显得特别旺盛。

这年冬天，我因事回鄂北，路过安陆，适星海同志随洪深先生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在安陆工作，我被留下在该队住了十多天，一同度过新年。这时也同星海合作过几支新歌。星海兴致很高，往往略加沉吟，数分钟一挥而就，刹那间全队传唱起来。星海同志有这样的本事：他的词汇非富，乐思泉涌，风格多样，自成异彩；而能不怕吵闹，俯在椅角上、箱盖上，坐在门槛上，随时随地可以写作，一气呵成。他那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高度热忱，是令人感佩的。

一九三八年春，由于我党同国民党坚持斗争的结果，在周恩来同志的筹划和领导下，政治部第三厅宣告成立，郭沫若同志任厅长，进步的文化人大会合，力求冲破重重障碍，推进全国的抗日宣传工作。我和星海、张曙同志也参加了第三厅，我们三人同住在武昌昙花林（第三厅所在地）后楼上一个房间里，朝夕相处。我们都不习惯于坐办公室。星海、张曙忙于领导工人、学生和一些艺术团队的歌咏运动，几乎每天在武汉三镇各处奔走，早出晚归。我们常在夜间临睡前交换一些意见；有时作长夜谈，谈到高兴的时候，听到隔壁房间敲敲墙板，才各自入睡。遇到“五一”“五四”“七七”这样的纪念节日即将来临，星海就要促我当晚写出歌词，他当夜作曲，第二天过江去教唱。有时他也邀我一同过江去听新歌试唱，一同在青年朋友们的高歌和欢笑声中度过整天，夜晚一同回来。

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两度在武汉、一度在安陆相处期间，我同星海合作过十几首歌曲，其中有《新中国》《新时代的歌手》《戏剧抗战》《拓荒歌》《纪念五一节》等等。歌词写得草率，不足以充分诱发作曲家的乐思，当时起点作用，唱过便了。

我同星海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和合作，是在一九三九年春天的延安，写出《黄河大合唱》。那时我在晋西吕梁游击区山沟里坠马受伤，躺在担架上，村村转送，再次渡过黄河，被送到延安边区医院诊治。抗敌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伴送我到延安。三队同志们是到延安学习和汇报的，他们需要新的上演节目。星海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也提议再来一次合作。三月间，我便把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两次渡河以及在黄河边上行军时的一些感受，原来打算要写一首题为《黄河吟》的长诗的，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当时我左臂肿胀，行动不灵，躺在病床上，口授给三队胡志涛同志笔录。五天写就后，记得是一个晚上，在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请来了星海同志，开了个小小的朗诵会。我把歌词念给他和三队同志听，还谈了写作的动机和产图，作为星海作曲时的参考。他凝神听完后，霍地站起来把歌词一把抓在手上，说：“我有把握写好它！”大家热烈地鼓掌欢呼，我们的喜悦和感激是不言而喻的。

我和演剧三队同志们二月间到达延安时，正值延安第一次生产运动高潮。星海同志每天随鲁艺师生上山开荒，手上也起了泡的。三月间，运动告一段落，他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在他的小窑洞里，夜以继日地赶写起来。我还记得那山坡上的一排排小窑洞，鲁艺教师们的宿舍。星海的一间朴素而明朗，土炕上架着木床，他和夫人钱韵玲同志同住，临窗的小书桌，也架在炕上。星海就在这小桌上写出了他著名的两个大合唱及其他许多佳作。他的工作毅力是惊人的，一开始写作就不愿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奋笔疾书下去。他的头脑里仿佛有无尽的乐语的泉源，唰唰地迸流出来，就使他经常处在一种兴奋得无法自抑的精神状态中。他爱吃糖果，当时延安买不着糖果，他要我买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在桌上，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于是转瞬间，糖水便转化为美妙的乐句了。

演出的日子迫近了，我们一方面希望他快写，一方面又担心他的身体，因为他在连续地熬夜。每天早上，我们派田冲同志、邬析零同志去小心地探问他昨夜的成果。他俩从不空手而回。星海是那样的虚心，一定要征询我对每一支曲子的意见，并且豪爽地授权给我们：“可以随便地改。”自然，我们不会那样狂妄的。像我们最喜欢的曲子，如《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等，感到它们的气势磅礴，比我们料想的要雄伟得多，便马上交给全队练唱。其他的曲子，有时我们提出个别的意见，他往往毫不迟疑地修改，其中《黄河颂》《黄河怨》两个独唱曲，我们挑剔较多，他立即全部推翻，第二天便交出了新稿。第二稿的《黄河颂》，试唱后还希望修改个别乐句，哪知他又撕掉重写，第三天看到的，又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令人叹服的第三稿！这就是星海！这就是他那十分顽强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时，这也是他对群众、对战友的高度信赖，使我们感愧交加。像这个大合唱包括的八首歌曲的各种曲式，如哪一首用独唱或齐唱、对唱、轮唱、合唱等，原是我凭着外行人的主观设想提供参考，事后想来并不完全恰当的，当时星海同志也完全迁就。他的创造才能，可以突破各种局限，可以克服各种困难。延安当时缺乏西洋乐器，为《黄河大合唱》写伴奏，他就利用当时当地所能找到的各种乐器，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等等一齐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巧妙地互相搭配，创造了中西合璧而富于民族色彩的伴奏音乐。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在延安听过演唱的同志们，想必记得那压轴之作《怒吼吧！黄河！》演唱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一阵阵震撼人心的军号和大鼓声，何等地突出并强化了歌曲的内容，使人顿时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星海同志以六天时间的日夜突击，写完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又经过一个星期，一面参加生产劳动及其他活动，一面写完了它的全部伴奏音乐。几天以后，在鲁艺音乐系的协助下，由抗敌演剧第三队上演于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是很成功的，受到延安听众的热烈赞赏。虽然合唱队不到三十人，乐队也不过三十人左右（乐队大部分是鲁艺音乐系的同志），虽然第三队的演唱技术是不高的，但大家有亲切的生活体验和饱满的热情，曾经在黄河边上战斗过来的；他们熟悉创作的过程，善于传达创作意图；更重要的是，这次演出一直是在星海同志直接教导和主持之下进行的。

我没能听到稍后由星海同志亲自组织并亲自指挥的，有五百人左右参加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声势浩大的演出，那时我已离开延安易地治疗了。一九四四年昆明学生运动高潮中演出这个大合唱，一九四六年北平进步青年组织的星海合唱团为怀念星海而举行的演唱，我都曾躬逢其盛。这两次演出，都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破坏，洋溢着战斗的激情。

《黄河大合唱》歌颂了我们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游击战争，歌唱了“万山丛中”“青纱帐里”的游击战士，歌唱了“在黄河两岸……星罗棋布，穿插在敌人后面”的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歌唱了我国抗日军民乘风破浪的雄姿，歌唱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的气概，歌唱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新中国已经破晓”，并且“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这一切经过作曲家音乐形象的再创造和音乐艺术上光华四射的渲染，赋予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它歌领什么，反对什么，凡是有正常听觉的人，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固然歌词还有不少缺点，但是星海同志艺术上的贡献是不朽的。

同聂耳同志一样，星海同志无疑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艺术的先驱者，是我国伟大的作曲家，人民的艺术家。他那样热爱党，热爱群众，热爱劳动，他的心那样贴近人民，这就使得他有了无穷的力量和气魄，也使得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口上心上。他的歌曲，是革命的民族气派的产物。他准确地表现了我国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夜的时代精神，豪迈多彩而勇于创造。同聂耳一样，他死得太早。他已经为他所热爱的人民尽了最大最好的努力。中国人民将永远含着眼泪感激他。（一九四九年十月原作一九七七年十月修改）（载于一九入八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风雨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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