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图中的北京
□新时报记者 徐敏
从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于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算起，北京成为中国首都已经接近六百年的时间。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这座城市，或是稗官野史，或是人文典故，或是胡同琐事。而独辟蹊径地从老地图中寻觅这座城市的变迁史，《京华心影》是近年来唯一的一本。老地图像摆在地面的镜子，照出几百年前中国人如何互为邻里、如何共同生活的影像。
从地图中寻找过往的北京城
写北京城的书很多。远到现代作家老舍、林语堂的文学作品中亦真亦虚的北京城，近到当代作家徐则臣、张五毛以及诸多自媒体人笔下的现代化都市北京。纵观写北京城的书，以着眼民国以后的为多，讲述胡同轶闻趣事的为多，大概因为那是北京历史上一个有趣的时代。
成长于北京、职业生涯主要在金融领域却获得了剑桥大学历史系学位的李弘，对自己成长于斯的北京有着别样的情感。她抛开和北京有关的野史杂谈、名流人物以及当今面貌等热门话题，转而从地图中寻觅过往逝去的“帝都”面貌。“‘帝都’这个词，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与京城的现实完全疏离，现在又悄悄溜回到了人们的口中，带着调侃谐趣。陈年旧月，北京曾经有过不同的代指，如“京师”“京兆”“京都”，还有“首善之都”“天子之城”，现如今，唯有“帝都”这个尊号备受青睐，从故纸堆中飞升，登上了现代媒体搭建的交流平台。”李弘在《京华心影》一书前言中写道，“帝都”的称谓拨弄了她忆旧怀古的神经，所以本书的副题用了“老地图中的‘帝都’北京”。与一纸古都地图相视而坐，不禁沉思，“哎，人们又在称呼你的名字啦。”“帝都当年堵不堵，你能不能给个答案？”
地图以一纸之轻，面子很薄，但眼界宽广，视角高扬。城市老地图，是图像人文遗珍中的一个品类。老旧的北京地图，像摆在地面的镜子，反照出帝都时代北京城是如何布局、如何建筑，城中的地理、地标怎样影响了历史上的人与事，最终参与形成了北
1656年，纽荷夫所绘制的第一幅西方人亲眼所见后画的紫禁城地图。京的城市性格，以及北京人的风俗精气神。要尊崇北京的传统，礼赞祖宗留下来的辉煌，就必不可少地要了解帝都时代的古城。
《京华心影》这本书中涉及到的地图，有中国人刻制的，但大部分则来自西人的作品，时间跨度起始于15世纪，最晚延伸至20世纪的30年代。很多地图在中国从来没有被介绍过，或是虽有图样，但没有人做过考证
解析演绎。李弘通过地图的制作以及流传的路径，经手人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图上的信息，解读京城一脉相承的人文主线。
外国人绘制的北京地图
在《京华心影》一书中作者收录讲解的地图、外国人绘制的地图多于国人自己绘制的地图，其中有一幅西方人亲眼所见后画出的北京地图，出现在1656年。
1656年是顺治十三年。这一年的9月2日凌晨，几位身着古怪紧身衣，头发卷曲、眼窝深陷的荷兰商人，跟着前面一盏明亮的纸糊灯笼，逶迤进了紫禁城。手提灯笼的人是皇上的传令官，他要带着这一行人赶在东方破晓之前到达乾清宫，等待一个令人期待的时刻。感谢商团里扮演小秘书角色的约翰·纽荷夫，一来一回的路上，他的眼睛四处乱瞟，后来他凭着记忆和想象画出了一张从天安门、午门、端门、太和门到乾清宫的行路图。
虽然这是第一张西方人亲眼所见后画出的地图，却实在很难令人恭维。如果不是有文字为证，没人会相信纽荷夫真的进过紫禁城。不过，虽然细节太过欠缺，纽荷夫所绘制的地图中他匆匆经过的这条路，恰好也抓住了紫禁城的关键特征：路是正南正北，皇帝居住的地方是封闭的圈圈围城，没有人在前面引路谁也无法跨进围墙的大门。其实这次觐见让荷兰人大失所望，顺治皇帝见了他们之后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沉默之后威严而庄重地离开了乾清宫。“年轻的顺治皇帝真是有缘无分，如果那一天他伸出手来，握住的就是现代资本的力量。”李弘写道。
约两百年后，1860年7月21日，这一天出版的《伦敦新闻画报》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一张《北直隶湾与北京地图》。与纽荷夫的紫禁城地图相比，这张地图中已经散发出了浓浓的火药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就在图上一指间的掌控之中。这幅地图右半边主要是北直隶湾，即今日地图上的渤海湾，左半边则是华北地区。左下角还有一幅小图，是从天津大沽口到北京的陆路行军图。读读当天的新闻报道，得知登载这张截图的目的正是为了告诉读者，在六月的炎炎夏日，英法联军的军舰已经开到了北直隶湾，虎视眈眈聚焦大清皇都。随后，就发生了写在历史课本上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那段历史。
可见，外国人绘制的地图中，也隐藏着扎实的中国史。
地图不仅是地理，也是历史和文化
历代皇帝都深谙封闭的城墙的重要作用。从上空俯瞰一些北京地图，里面就是大圈、小圈、圈套圈。在现实中，三层城墙以砖石砌就，密不透风，把墙里墙外圈成不同的天地。如果有地图中所绘制的圈圈留了进出口却没有门，那一定是不理解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文人画的，如果懂了，所有口子都会画上结实的大门。比如，永乐初年，李弘认为有一幅极有可能是献给皇上致庆礼物的《明代内城图》，几乎可以说是一幅“圈圈围城图”。这幅地图上最大的外圈是厚实稳固的城墙，九座城门和角楼都用细笔仔细点出，通过任何一座城门进入，大圈圈都让人屏息凝气、肃然起敬。再往里，红得发紫的一圈，是皇圈圈紫禁城；紫禁城里，也是大圈套小圈、小圈套微圈的格局。
民间文人绘制地图自然和皇家不一样，也和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绘地图从外往里看，皇家绘地图从上往下看，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北京人则是看身边息息相关的细节。明朝的北京人绘制的北京地图中，可以窥探到主流意识能够潜移默化渗透于社会日常生活。
李弘以明代人张爵的《京师牌楼图》为例，这张从地理角度讲并不精准的地图却十分“好看”，地图上画出了十三座北京街头牌楼，除了城门和宫殿，站着的牌楼成了最抢眼的图标。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牌楼，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的牌楼，还有前门的五牌楼，夸大的占地面积与其他建筑不成比例。每座牌楼都画得非常形象，但大街却只剩下短短的细线。这本书印制于嘉靖三十九年，也就是1560年。可以猜得出，张先生对街上站着的这些花里胡哨的建筑颇有骄傲之感。
明人之所以如此绘制地图，李弘认为，这还渗透了一种正念文化意识。牌楼耸立代表的是重文轻武的历史和文化。牌楼的“心”，就是木制或青石压粱枋上的额文。这幅《京师牌楼图》上东四、西四的牌楼，额枋中间镶着白色石匾，南北街两边重复刻着“大市街”，这象征着现世生活；东西街重复的是四个字：履仁，行义。这是在用仁义之道教化百姓。
地图不仅是地理，也是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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