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刚 为什么加深对丝路文明的认识那么重要？
《丝路文明十五讲》
作者：张信刚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张信刚
1940年生于辽宁沈阳，196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深造，获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和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并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著有《江边卖水：张信刚演讲集》《大中东行纪》《尼罗河畔随想》《大学之修养》等作品。
图/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10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拜谒穆斯塔法·凯末尔陵墓，纪念凯末尔逝世78周年。图/视觉中国
《大中东行纪》
作者：张信刚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通识三十六讲》
作者:张信刚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
《江边卖水:张信刚演讲集》
作者：张信刚
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1月
《茶与咖啡：张信刚文化与经济讲座》
作者：张信刚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恐怖袭击、领土争端、宗教冲突、石油危机、政治难民，这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名词，构成了许多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刻板印象。然而，这些标签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丝路国家的全貌，是需要存疑的。
对丝路文明有着长期观察的学者张信刚认为，未来世界的重心将会“东移”，因而，增进对丝路文明历史与现状的了解非常必要。张信刚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曾逐一游历中东各国，探究中东、北非、高加索等地区硝烟不熄的历史和现实原由，著有《大中东行纪》。在其新著《丝路文明十五讲》中，张信刚全面梳理了自史前至公元1500年间，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程，为认识当下复杂的中东局势提供了良好的知识框架。
此外，张信刚还是一位通识教育的宣扬者，在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期间（1996-2007）,他大力推广人文通识课程，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普及中国历史文化教育，领香港高校风气之先。他认为，通识教育就是要培养全面的人。在他身上，也体现着某种通识教育的成果，他通晓中、英、法文，研究领域横跨人文和理工，经常在社会、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撰文。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新京报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1
文化传统都有反弹的力量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你是“工科学霸”，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专家，为何会对丝绸之路文明如此感兴趣？
张信刚：我小时候，父亲在台湾大学做外科教授，读过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日文资料。那时中国正值战乱，日本人很关注丝绸之路问题，我父亲也愿意跟朋友聊这些话题，有时甚至会在饭桌上跟我们谈起。他跟一些历史教授很要好，包括甲骨文研究者董作宾、秦汉史学家劳干、考古学家李济等人，他们常来家里串门。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一边做功课，一边偷听。
我父亲的家族是当年从山东闯关东到辽阳的汉人，而我母亲的家族属于跟随顺治入关，后又在乾隆时被派回辽宁海城担任卫戍的镶黄旗瓜尔佳氏，所以，父亲在家常开玩笑说“你们旗人”怎么样。我母亲也是医生，对历史和政治没有多大兴趣，但她很认同小学时代学到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说法。记得有时中秋节吃月饼，她还会问，“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满族算不算鞑子呢？”我爸就解释说，“元朝末年，你们瓜尔佳部落的祖先恐怕还在长白山里养鹿呢!杀鞑子轮不到你们！”这些背景让我对中国的北方民族产生了兴趣。
小学四年级时，我学到一篇讲班超投笔从戎的课文，老师还让我们拿毛笔扮演班超的样子仰天长叹，说：“一天又过去了，我究竟做出了什么事呢？好男儿应当立志报效国家，守卫边疆”。这些让我对丝绸之路有很浪漫的想象。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土耳其的难题，近代以来，土耳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想“脱亚入欧”，但又很难加入欧盟，而现在土耳其国内也有伊斯兰教复兴的趋势，你如何看待土耳其这种夹缝中的纠结状态？
张信刚：在奥斯曼帝国被分解之后，民族英雄凯末尔把土耳其救了回来，令今天的土耳其领土得以保存。凯末尔是一个相当西化的军人，虽然他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是他的宗教情结并不强，自小生长在今天的希腊境内，接受军事教育。凯末尔对土耳其进行的世俗化改革，恐怕比法国大革命反对王权和教权的影响还大。他禁止穆斯林，特别是曾经影响军队的苏菲教团在军队里活动。在政府机构、公立学校和军队，禁止女性戴头巾，大家也不能有任何宗教活动。此外，土耳其还废弃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奥斯曼文，改用拉丁字母书写带有许多欧美语言介词的现代土耳其文。
如今，土耳其想加入欧盟而不得，“9·11事件”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冲突论”，这增加了一些原本已经相当世俗化的、宗教情结不强的土耳其人去清真寺的次数。2009年，我在土耳其海峡大学教书，发现宗教情结强的人大多聚集在土耳其东部，而宗教情结弱的人大多是商业和文化精英，居住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埃尔多安利用了这种分区居住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工程项目、对外商业项目上，让东部信教的中小商人获益更多。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是偏帮那些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势力，并顺带打击土叙边境的库尔德族武装力量。然而，这个做法并没有成功。叙利亚内战打了那么久，还没有把阿萨德打倒。我在《大中东行纪》和《丝路文明十五讲》里提到，以我看到的叙利亚百姓对阿萨德的高支持度，阿萨德政权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被推翻的。
卡扎菲政权是被强力打垮，而萨达姆本来就不得民心，被强大的美军用两个礼拜就给除掉了，而叙利亚内战已经打了八年。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不能不去反思，为什么叙利亚战争会陷入这样的状况。
土耳其经济和民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人均GDP比我们高，十年前，甚至是我们的两倍。所以，我感觉土耳其还有变化的可能性。虽然，土耳其废除苏丹已经快一百年，但现在还有不少人怀念奥斯曼时代，可见，任何一个能持续若干世纪的文化传统都有反弹的力量，不会一下子就凭空消失。
欧洲人对大量的穆斯林涌入还是心存芥蒂，毕竟土耳其有将近8000万人，跟德国人口等量齐观。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恐怕没办法加入欧盟，但是也不至于退出北约，因而就这么吊在中间。土耳其在地理上多半属于亚洲，但过去在心理上想“脱亚入欧”，现在恐怕连心理上也不见得想入欧了。
2“文明冲突论”简化了人类历史
新京报：你以前写文章总结中东有三种现代化模式，即伊朗的神权政治、埃及的军权政治，以及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今天来看，你觉得它们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新变化吗？
张信刚：这三个国家，我只在土耳其长住过一年，我去过伊朗两回，在埃及住过一个多月，一共去过三回。跟整天浸淫其中的专家不同，从远距离来看，我仍然保持当初的那些意见。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的第四个强国，但它的部落王权模式是不可能被别国学习的。埃及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走上现代化道路。埃及的第一个工学院是1820年建立的，比上海交通大学还早76年。他们有一大批专业人员，受过近代西方知识的教育，所以不至于走上沙特阿拉伯的路。但毕竟穆斯林兄弟会曾执掌埃及三年，埃及还是会挣扎，即使军人集团上台，大概也不会走世俗化、民主化的道路。
伊朗的道路同样不可复制，无论是什叶派的信念和传统，还是教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在中东国家里，心智活动对全人类最有影响的国家就是伊朗。今天,人们说到伊斯兰文明，往往就先想到阿拉伯人，但其实历史上好多贡献都是波斯裔穆斯林做出的，特别是在医学、化学、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很多重要著作都是波斯人用阿拉伯文写的。
几个世纪以来，伊朗是什叶派国家。什叶派跟逊尼派不同的地方就是，什叶派比较接近基督教，对自我的忏悔强调较多，而逊尼派更接近于犹太教，对法律条文更尊重。基督教徒在耶稣受难节时，要回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所受的苦，并立志我们不再犯下罪行。类似的，什叶派信徒也有一个阿舒拉节，以纪念阿里的儿子和孙子被杀害，那一天有人会在街上拿鞭子打自己，悔恨自己的无力和罪过。
因此，在本质上，伊朗跟基督教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冲突。在历史上，从3000年前起到最近的100年，伊朗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今天中东最敌对的两个国家好像是以色列和伊朗，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的特殊国际关系导致的，当今的伊朗政府反美情绪高，他们也跟着反对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
新京报：你在书里强调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不过文明间的交流中也经常伴随着冲突，你如何看待本世纪初流行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张信刚：我想如果亨廷顿还在世的话，他也不见得会坚持“文明冲突论”，这个观点是他在2002年提出的，可能是“9·11事件”给他的灵感。确实，历史上许多宗教之间都有过冲突，甚至基督教内部旧教和新教也曾经历长期的抗争和交战。但是，冲突并不是必然的。
印度的佛教跟婆罗门教，和后来入主印度的伊斯兰教，在近代之前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明冲突”,反而有融合的趋势。印度境内曾分为许多独立的邦和王国，不同的邦信仰不同，但各邦的上层社会往往会通婚、签条约。所以，从人类历史来看，“文明冲突论”过分简单化了。
3开展通识教育，需要先引起年轻人的好奇心
新京报：你曾在香港城市大学大力推行通识教育，你如何看待高校的通识教育发展现状？
张信刚：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内地的教育还是较少去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经常直接把知识灌输给孩子，这对日后学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有负面影响。
学理工科的人学人文比较容易，反过来学人文的人去学理工科的知识很难，而今天我们在新闻里经常看到的恰恰是“转基因”、“5G”、“量子通讯”等名词。如果我们想去了解这些知识，就得真正沉下心来听专家深入浅出地解释。我是学生物工程的，但要不是最近跟一个物理学家请教，我也搞不清楚量子通讯是怎么回事。
与韩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接受事物的能力都有差距。我们不少老百姓很保守，缺乏现代知识，却很容易表现出狂妄自大，这都是因为通识教育不够。很多人对人类多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知识没有结构性的认识，在网上看一点东西就盲信。比如，有人说木耳能降胆固醇，就以为多吃木耳必然见效；又有人说吃绿豆好，又一窝蜂地吃绿豆。
通识教育不易做。首先，我们得引起年轻人或小孩的好奇心；其次，要在中学毕业以前，给学生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架构，使他们以后可以往里填东西，没有这个架构的话，就盖不成屋子。此外，在中学教育里就应该打破学科壁垒，不分文理科。各种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很重要，同时还要能容许学生发表不成熟的想法，这些都是通识教育的先决条件。
新京报：国内一些高校老师，比较向往上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哈钦斯校长搞的那种通识教育，提倡传统人文经典的细读，你怎么看待这种教育方式？
张信刚：这当然是一种方法，每个学校都有通识教育的模式。我知道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要求学生阅读的书单里也有人文经典。他们所选的主要都是西方经典，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有它自己的偏重。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跟芝加哥大学学的。但如果所选的完全不包括波斯文学或中国文学经典，那么，他们的学生对这些文明依然不了解。
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很少有西方人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果通识教育只是为了造就学生成为一个西方人，这不是真正的通识教育。
新京报：可是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对中东等地的历史人文也了解甚少，对它们的认知囿于新闻报道传递的刻板印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张信刚：是的。“一带一路”作为总体目的我是认同的，可是如果全民都觉得只有欧美是值得学习的，而“一带一路”国家是需要我们去援助的，并对他们带有一丝蔑视的话，那么就不能达到人心相通。我们的铁路和天然气管道都已经修好，但如果我们对那些国家毫无了解，就很难达成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标。因此，我们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新京报：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师资不够，缺少专业教师，另一方面是学生的积极性不够，缺乏了解的兴趣。
张信刚：近代以来，因为中国频繁受到西方冲击，因而对西方很重视。这没有错，我也是留美的。可是，从长时段来看，整个人类文明由欧美主导也就最近500年的事情，欧美真正地独霸世界也就是近200年的事情。如今，亚洲、非洲的人口比欧美多得多，在历史上也不比他们弱。未来世界的重心肯定要东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美国已经看出这一点，所以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当作未来部署的重点。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该怎么面对未来呢？我主张大家多了解丝绸之路上的事情，多了解中东一带的发展。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对印度非常蔑视，说印度脏、乱、差，小偷很多，这些恐怕都是事实，但我们应当看到印度的过去和未来。当初，一些唱衰中国的西方人不是也这样形容中国吗？其实，即使今天你跑到我国的一些偏远地方，厕所也不比印度的干净多少。
4物质欲望不能吞噬人文关怀
新京报：现在年轻人的生存压力比较大，他们很早就会焦虑工作和住房的问题，因而，人文关怀的理想对他们而言有点奢侈。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观察？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寄语？
张信刚：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困难和挑战，中华民族能够传承数千年，是靠一代代年轻人扛过来的。比如五四时代，巴金对封建家庭礼教不满，鲁迅对帝国主义者和官僚痛恨；上世纪40年代，要经历通货膨胀和内战；50年代，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挑战和“大跃进”，但我们都扛过来了。
人当然是要填饱肚子的。所以，要年轻学生只顾理想，完全不考虑将来的就业，当然是过分要求。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整个社会物质欲望高涨，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跟随这种欲望，那么，人文关怀和社会平等就会受到影响。
在这方面，北欧和加拿大就做得比较好，高房价和就业问题在这些国家都存在，但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焦虑。我觉得这可能跟中国文化里的望子成龙有关，父母对子女的指导性关注比较多。很多时候，我会听到父母帮小孩选专业，而加拿大父母基本不会这样做。所以，中年人、老年人都要负起责任，只怪年轻人是没用的，因为他们所受的社会熏陶和家庭引导都是崇尚物质生活。似乎去金融公司工作、考公务员就是好的，而去刚果工作几年就是牺牲了自己。
新京报：你所提到的北欧和加拿大都是高福利国家，他们的社会保障健全，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所以可以不必那么焦虑。
张信刚：对的，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是挺高的，但是这几个国家并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人均收入更高，但沙特阿拉伯并没有什么民间社会，就是靠王室来保障。
如果太注重平均，可能比较难以激发大家的上进心，而太过强调竞争，就一定有落后者。落后者也是人，该怎么去平衡呢？这个题目太大了。但总体上我是乐观的，我觉得每一代人都会有办法应付好自己的困难和挑战，否则咱们民族就不会存留下来。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连续历史的文明体。今天任何两个属于中华文明的人，都能用同样的语言和文字彼此交流。任何初中学生读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读到陶渊明的田园诗，都能够欣赏，这本身就是世界唯一的，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这也是我对未来的信心来源。
采写/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新闻推荐
长城汽车永川生产基地建设现场长城汽车重庆永川生产基地项目于去年3月28日正式开工奠基，筹建周期为18个月。该项目占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