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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刚 为什么加深对丝路文明的认识那么重要?

新京报 2019-03-23 01:37 大字

《丝路文明十五讲》

作者:张信刚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张信刚

1940年生于辽宁沈阳,196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赴美深造,获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和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并当选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著有《江边卖水:张信刚演讲集》《大中东行纪》《尼罗河畔随想》《大学之修养》等作品。

图/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10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拜谒穆斯塔法·凯末尔陵墓,纪念凯末尔逝世78周年。图/视觉中国 《大中东行纪》

作者:张信刚

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通识三十六讲》

作者:张信刚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 《江边卖水:张信刚演讲集》

作者:张信刚

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1月 《茶与咖啡:张信刚文化与经济讲座》

作者:张信刚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恐怖袭击、领土争端、宗教冲突、石油危机、政治难民,这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名词,构成了许多人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刻板印象。然而,这些标签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丝路国家的全貌,是需要存疑的。

对丝路文明有着长期观察的学者张信刚认为,未来世界的重心将会“东移”,因而,增进对丝路文明历史与现状的了解非常必要。张信刚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院长、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他曾逐一游历中东各国,探究中东、北非、高加索等地区硝烟不熄的历史和现实原由,著有《大中东行纪》。在其新著《丝路文明十五讲》中,张信刚全面梳理了自史前至公元1500年间,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历程,为认识当下复杂的中东局势提供了良好的知识框架。

此外,张信刚还是一位通识教育的宣扬者,在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期间(1996-2007),他大力推广人文通识课程,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普及中国历史文化教育,领香港高校风气之先。他认为,通识教育就是要培养全面的人。在他身上,也体现着某种通识教育的成果,他通晓中、英、法文,研究领域横跨人文和理工,经常在社会、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撰文。借新书出版的机会,新京报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1

文化传统都有反弹的力量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你是“工科学霸”,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专家,为何会对丝绸之路文明如此感兴趣?

张信刚:我小时候,父亲在台湾大学做外科教授,读过许多有关丝绸之路的日文资料。那时中国正值战乱,日本人很关注丝绸之路问题,我父亲也愿意跟朋友聊这些话题,有时甚至会在饭桌上跟我们谈起。他跟一些历史教授很要好,包括甲骨文研究者董作宾、秦汉史学家劳干、考古学家李济等人,他们常来家里串门。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一边做功课,一边偷听。

我父亲的家族是当年从山东闯关东到辽阳的汉人,而我母亲的家族属于跟随顺治入关,后又在乾隆时被派回辽宁海城担任卫戍的镶黄旗瓜尔佳氏,所以,父亲在家常开玩笑说“你们旗人”怎么样。我母亲也是医生,对历史和政治没有多大兴趣,但她很认同小学时代学到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说法。记得有时中秋节吃月饼,她还会问,“八月十五杀鞑子,那满族算不算鞑子呢?”我爸就解释说,“元朝末年,你们瓜尔佳部落的祖先恐怕还在长白山里养鹿呢!杀鞑子轮不到你们!”这些背景让我对中国的北方民族产生了兴趣。

小学四年级时,我学到一篇讲班超投笔从戎的课文,老师还让我们拿毛笔扮演班超的样子仰天长叹,说:“一天又过去了,我究竟做出了什么事呢?好男儿应当立志报效国家,守卫边疆”。这些让我对丝绸之路有很浪漫的想象。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土耳其的难题,近代以来,土耳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想“脱亚入欧”,但又很难加入欧盟,而现在土耳其国内也有伊斯兰教复兴的趋势,你如何看待土耳其这种夹缝中的纠结状态?

张信刚:在奥斯曼帝国被分解之后,民族英雄凯末尔把土耳其救了回来,令今天的土耳其领土得以保存。凯末尔是一个相当西化的军人,虽然他出身于穆斯林家庭,但是他的宗教情结并不强,自小生长在今天的希腊境内,接受军事教育。凯末尔对土耳其进行的世俗化改革,恐怕比法国大革命反对王权和教权的影响还大。他禁止穆斯林,特别是曾经影响军队的苏菲教团在军队里活动。在政府机构、公立学校和军队,禁止女性戴头巾,大家也不能有任何宗教活动。此外,土耳其还废弃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奥斯曼文,改用拉丁字母书写带有许多欧美语言介词的现代土耳其文。

如今,土耳其想加入欧盟而不得,“9·11事件”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冲突论”,这增加了一些原本已经相当世俗化的、宗教情结不强的土耳其人去清真寺的次数。2009年,我在土耳其海峡大学教书,发现宗教情结强的人大多聚集在土耳其东部,而宗教情结弱的人大多是商业和文化精英,居住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埃尔多安利用了这种分区居住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工程项目、对外商业项目上,让东部信教的中小商人获益更多。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是偏帮那些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势力,并顺带打击土叙边境的库尔德族武装力量。然而,这个做法并没有成功。叙利亚内战打了那么久,还没有把阿萨德打倒。我在《大中东行纪》和《丝路文明十五讲》里提到,以我看到的叙利亚百姓对阿萨德的高支持度,阿萨德政权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被推翻的。

卡扎菲政权是被强力打垮,而萨达姆本来就不得民心,被强大的美军用两个礼拜就给除掉了,而叙利亚内战已经打了八年。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不能不去反思,为什么叙利亚战争会陷入这样的状况。

土耳其经济和民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人均GDP比我们高,十年前,甚至是我们的两倍。所以,我感觉土耳其还有变化的可能性。虽然,土耳其废除苏丹已经快一百年,但现在还有不少人怀念奥斯曼时代,可见,任何一个能持续若干世纪的文化传统都有反弹的力量,不会一下子就凭空消失。

欧洲人对大量的穆斯林涌入还是心存芥蒂,毕竟土耳其有将近8000万人,跟德国人口等量齐观。在这种形势下,土耳其恐怕没办法加入欧盟,但是也不至于退出北约,因而就这么吊在中间。土耳其在地理上多半属于亚洲,但过去在心理上想“脱亚入欧”,现在恐怕连心理上也不见得想入欧了。

2“文明冲突论”简化了人类历史

新京报:你以前写文章总结中东有三种现代化模式,即伊朗的神权政治、埃及的军权政治,以及土耳其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今天来看,你觉得它们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新变化吗?

张信刚:这三个国家,我只在土耳其长住过一年,我去过伊朗两回,在埃及住过一个多月,一共去过三回。跟整天浸淫其中的专家不同,从远距离来看,我仍然保持当初的那些意见。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的第四个强国,但它的部落王权模式是不可能被别国学习的。埃及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走上现代化道路。埃及的第一个工学院是1820年建立的,比上海交通大学还早76年。他们有一大批专业人员,受过近代西方知识的教育,所以不至于走上沙特阿拉伯的路。但毕竟穆斯林兄弟会曾执掌埃及三年,埃及还是会挣扎,即使军人集团上台,大概也不会走世俗化、民主化的道路。

伊朗的道路同样不可复制,无论是什叶派的信念和传统,还是教士集团的社会影响力,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在中东国家里,心智活动对全人类最有影响的国家就是伊朗。今天,人们说到伊斯兰文明,往往就先想到阿拉伯人,但其实历史上好多贡献都是波斯裔穆斯林做出的,特别是在医学、化学、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很多重要著作都是波斯人用阿拉伯文写的。

几个世纪以来,伊朗是什叶派国家。什叶派跟逊尼派不同的地方就是,什叶派比较接近基督教,对自我的忏悔强调较多,而逊尼派更接近于犹太教,对法律条文更尊重。基督教徒在耶稣受难节时,要回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所受的苦,并立志我们不再犯下罪行。类似的,什叶派信徒也有一个阿舒拉节,以纪念阿里的儿子和孙子被杀害,那一天有人会在街上拿鞭子打自己,悔恨自己的无力和罪过。

因此,在本质上,伊朗跟基督教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冲突。在历史上,从3000年前起到最近的100年,伊朗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今天中东最敌对的两个国家好像是以色列和伊朗,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的特殊国际关系导致的,当今的伊朗政府反美情绪高,他们也跟着反对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

新京报:你在书里强调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不过文明间的交流中也经常伴随着冲突,你如何看待本世纪初流行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张信刚:我想如果亨廷顿还在世的话,他也不见得会坚持“文明冲突论”,这个观点是他在2002年提出的,可能是“9·11事件”给他的灵感。确实,历史上许多宗教之间都有过冲突,甚至基督教内部旧教和新教也曾经历长期的抗争和交战。但是,冲突并不是必然的。

印度的佛教跟婆罗门教,和后来入主印度的伊斯兰教,在近代之前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明冲突”,反而有融合的趋势。印度境内曾分为许多独立的邦和王国,不同的邦信仰不同,但各邦的上层社会往往会通婚、签条约。所以,从人类历史来看,“文明冲突论”过分简单化了。

3开展通识教育,需要先引起年轻人的好奇心

新京报:你曾在香港城市大学大力推行通识教育,你如何看待高校的通识教育发展现状?

张信刚: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内地的教育还是较少去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经常直接把知识灌输给孩子,这对日后学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有负面影响。

学理工科的人学人文比较容易,反过来学人文的人去学理工科的知识很难,而今天我们在新闻里经常看到的恰恰是“转基因”、“5G”、“量子通讯”等名词。如果我们想去了解这些知识,就得真正沉下心来听专家深入浅出地解释。我是学生物工程的,但要不是最近跟一个物理学家请教,我也搞不清楚量子通讯是怎么回事。

与韩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接受事物的能力都有差距。我们不少老百姓很保守,缺乏现代知识,却很容易表现出狂妄自大,这都是因为通识教育不够。很多人对人类多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知识没有结构性的认识,在网上看一点东西就盲信。比如,有人说木耳能降胆固醇,就以为多吃木耳必然见效;又有人说吃绿豆好,又一窝蜂地吃绿豆。

通识教育不易做。首先,我们得引起年轻人或小孩的好奇心;其次,要在中学毕业以前,给学生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架构,使他们以后可以往里填东西,没有这个架构的话,就盖不成屋子。此外,在中学教育里就应该打破学科壁垒,不分文理科。各种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很重要,同时还要能容许学生发表不成熟的想法,这些都是通识教育的先决条件。

新京报:国内一些高校老师,比较向往上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哈钦斯校长搞的那种通识教育,提倡传统人文经典的细读,你怎么看待这种教育方式?

张信刚:这当然是一种方法,每个学校都有通识教育的模式。我知道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要求学生阅读的书单里也有人文经典。他们所选的主要都是西方经典,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有它自己的偏重。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跟芝加哥大学学的。但如果所选的完全不包括波斯文学或中国文学经典,那么,他们的学生对这些文明依然不了解。

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很少有西方人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果通识教育只是为了造就学生成为一个西方人,这不是真正的通识教育。

新京报:可是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对中东等地的历史人文也了解甚少,对它们的认知囿于新闻报道传递的刻板印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张信刚:是的。“一带一路”作为总体目的我是认同的,可是如果全民都觉得只有欧美是值得学习的,而“一带一路”国家是需要我们去援助的,并对他们带有一丝蔑视的话,那么就不能达到人心相通。我们的铁路和天然气管道都已经修好,但如果我们对那些国家毫无了解,就很难达成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标。因此,我们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新京报: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师资不够,缺少专业教师,另一方面是学生的积极性不够,缺乏了解的兴趣。

张信刚:近代以来,因为中国频繁受到西方冲击,因而对西方很重视。这没有错,我也是留美的。可是,从长时段来看,整个人类文明由欧美主导也就最近500年的事情,欧美真正地独霸世界也就是近200年的事情。如今,亚洲、非洲的人口比欧美多得多,在历史上也不比他们弱。未来世界的重心肯定要东移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美国已经看出这一点,所以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当作未来部署的重点。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该怎么面对未来呢?我主张大家多了解丝绸之路上的事情,多了解中东一带的发展。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对印度非常蔑视,说印度脏、乱、差,小偷很多,这些恐怕都是事实,但我们应当看到印度的过去和未来。当初,一些唱衰中国的西方人不是也这样形容中国吗?其实,即使今天你跑到我国的一些偏远地方,厕所也不比印度的干净多少。

4物质欲望不能吞噬人文关怀

新京报:现在年轻人的生存压力比较大,他们很早就会焦虑工作和住房的问题,因而,人文关怀的理想对他们而言有点奢侈。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观察?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寄语?

张信刚: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困难和挑战,中华民族能够传承数千年,是靠一代代年轻人扛过来的。比如五四时代,巴金对封建家庭礼教不满,鲁迅对帝国主义者和官僚痛恨;上世纪40年代,要经历通货膨胀和内战;50年代,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挑战和“大跃进”,但我们都扛过来了。

人当然是要填饱肚子的。所以,要年轻学生只顾理想,完全不考虑将来的就业,当然是过分要求。现在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整个社会物质欲望高涨,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跟随这种欲望,那么,人文关怀和社会平等就会受到影响。

在这方面,北欧和加拿大就做得比较好,高房价和就业问题在这些国家都存在,但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焦虑。我觉得这可能跟中国文化里的望子成龙有关,父母对子女的指导性关注比较多。很多时候,我会听到父母帮小孩选专业,而加拿大父母基本不会这样做。所以,中年人、老年人都要负起责任,只怪年轻人是没用的,因为他们所受的社会熏陶和家庭引导都是崇尚物质生活。似乎去金融公司工作、考公务员就是好的,而去刚果工作几年就是牺牲了自己。

新京报:你所提到的北欧和加拿大都是高福利国家,他们的社会保障健全,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所以可以不必那么焦虑。

张信刚:对的,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是挺高的,但是这几个国家并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的人均收入更高,但沙特阿拉伯并没有什么民间社会,就是靠王室来保障。

如果太注重平均,可能比较难以激发大家的上进心,而太过强调竞争,就一定有落后者。落后者也是人,该怎么去平衡呢?这个题目太大了。但总体上我是乐观的,我觉得每一代人都会有办法应付好自己的困难和挑战,否则咱们民族就不会存留下来。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连续历史的文明体。今天任何两个属于中华文明的人,都能用同样的语言和文字彼此交流。任何初中学生读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读到陶渊明的田园诗,都能够欣赏,这本身就是世界唯一的,是值得我们自豪的,这也是我对未来的信心来源。

采写/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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