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未成年人犯罪，只降刑责年龄有用吗？
微观点
最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话题又成了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议案，建议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限降低到12周岁；同时调整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为12周岁到14周岁，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相应地把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4周岁。
近年来，每一起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恶性暴力犯罪案件以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必然会此起彼伏。一种声音认为“降低刑责年龄”已经不能再等了；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切不可操之过急。
本期主持：曹雅欣
点评嘉宾：
知乎 警衣卫校尉
南都周刊 吴钩
知乎 机智的小吴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 彭新林
网友@苏落落
中国网 与归
先锋时评 杜才云
荆楚网 尚凡
委托人：刘女士
方 式：读者来电
话 题：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而言，如果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过高，可能造成惩罚的漏洞，而如果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过低，则容易造成惩罚的范围过宽，甚至引发未成年人犯罪“暴增”。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该不该？
支持 “年幼无知”已不是挡箭牌
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曾指出：“犯罪年龄低龄化是当前青少年犯罪比较突出的特点”。面对低龄化的犯罪趋势，还坚持将14周岁以下列为完全不负刑责年龄，是否已不合时宜？
■知乎 警衣卫校尉
该不该降低我说了不算，说一个从警后的经历吧。2017年儿童节那天，我们抓了两个十一二岁的儿童，涉嫌盗窃，11岁的家长接走，12岁的家长不管，准备送工读学校。审讯中发现，该儿童长期拿钱帮人带毒品，他自己清楚那是毒品，说起来头头是道，什么藏在腋下、藏在生殖器旁，而我这么大的时候只会玩泥巴……
讲完他问我，“叔叔，多久放我走，我晓得你们不能关我”，我说你到哪去，谁来接你？他说我爷爷年纪大了，叫我哥哥来接。我问什么哥哥，答：社会上的哥哥……后来征得其家长同意，送他去了工读学校。说是学校，学不了什么东西，反而让他和各地的小罪犯交流作案心得，唯一的好处就是等他出来，就可以判刑了……法律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们前途一片黑暗，而未来又有多少人会被他伤害？
■南都周刊 吴钩
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建议的最低刑责年龄标准相比，中国现行《刑法》中的刑责年龄是偏高的。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建议，12周岁是最低刑责年龄的标准。实际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责年龄甚至比12周岁还要低，比如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刑责年龄为8岁；英国将10周岁以下列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在新加坡，7周岁以下才可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中国香港也是将未满7周岁确定为完全不负刑责年龄。而按中国现行《刑法》，14周岁以下就可以完全不负刑责。
现代社会“营养”充足，少年儿童的生理与心理都要比从前早熟得多，我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十二三岁的少年“什么都不懂”“年幼无知”吗？反对 “降低刑责年龄”还需审慎
在大多数网友支持降低刑责年龄的同时，也有声音指出仅仅强调最严厉的刑法惩罚方法，只会演变成两个极端——要么入狱，要么放任，这对未成年人的改造和教育都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知乎 机智的小吴
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犯罪总人数从2015年4.3万余人降低到3.5万余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情况正在改善。我们不能简单以媒体曝光的极端恶性事件以偏概全，如果以此作为实证依据，去修改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有违科学严谨的立法精神。
而且降低刑责年龄无法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甚至更容易造成重复犯罪。一项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的少年犯罪跟踪调查，考察了近万名费城少年的行为档案，在这近万名少年中，有6%的少年被捕5次以上，逮捕和判刑都没能阻碍这些被定下刑责的孩子成为累犯，甚至导致了他们的再犯。犯罪学中的标签理论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将年龄较低的初犯青少年判处刑法时，就给他们贴上了“罪犯”的负面标签，标签将这些初犯者和“社会正常人”区分开来。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 彭新林
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在综合考虑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刑事政策、儿童发育情况、受教育时间及社会经历等因素后作出的判断，经过了历史的检验，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违法犯罪发生发展规律，是契合国情和符合国际刑法潮流的，不宜贸然降低。诚然，与30多年前相比，相同年龄的未成年人的发育速度有所加快，但生活成长的社会环境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学习、实践以及试错的成长期并没有缩短，心智成熟的年龄也未提前。
大量实证数据和研究表明，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源更多的是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治理出现了问题。简单地降低责任年龄并不能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而且反而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标签化、促使未成年人形成反社会人格等。
刑罚不是目的，矫正才是关键
对于误入歧途甚至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不能放任与纵容，更不能简单地归入罪与罚，而应当建立比较完备的教育矫正体系，尤其应注重对于早期出现的儿童不良行为实施有效矫治，助其迷途知返。
■网友@苏落落
我觉得应当降低的不是青少年的刑责年龄，而是要补充新的法律。一刀切的做法是不靠谱的，降低？降到几岁？12岁还是8岁？国外还有5岁孩子拿枪玩儿把人崩了的，5岁孩子是不是也应当判过失杀人关几年？我觉得14岁以下犯罪者，应当交由检测中心判断孩子是否有主观性。
举两个例子，重庆那个10岁女孩把1岁孩子扔下楼的，女孩在男孩奶奶找孩子的时候特别冷静，还故意误导男孩的奶奶，这种情况可以说女孩是很清楚她做了什么并且有什么样后果的，我们就不能把她作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来看待。而美国那个玩儿枪把小伙伴崩了的，他不知道枪是什么，也不知道有什么后果，这种孩子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对其监护人进行处罚，理由是监管不力和让孩子在无保护的情况下接触危险物品。
■中国网 与归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从来不是目的，也不该是主要手段，教育矫正才是关键。孩子犯罪，社会有责，或是其家庭教育出了问题，或是其成长环境出了问题，而这些，都是可以改善和挽回的。司法的本质，也从来也不是惩戒，而是建立一种标准和秩序。换句话说，14岁也好，16岁也好，12岁也好，具体的年龄门槛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继续培育、或者重新培育这些孩子。
在我国台湾地区，少年有不良行为但还不够入刑的，会有专门的少年警务介入，有专门的社工组织对于不良行为孩子进行矫正。很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少年警务等。而我国大陆的司法体系，在这方面则尚显苍白。
综合考量，“惩”与“救”怎样结合
前者主张“大刑伺候”，后者主张“综合施策”，双方观点虽然迥异，但出发点都是良善的，归结到一点：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治标又治本？
■先锋时评 杜才云
过早地追究刑责不仅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疏导，还可能将涉罪未成年人推向社会对立面，丧失教育、感化、挽救的良机，导致这类青少年形成反社会性格、出现反社会行为等等，都必须及早预见。
诚然，降低刑责年龄是治标而不是治本之策，不能解决所有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只有持续加强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法治教育，提高思想道德和法治素养、明辨是非能力，才是遏止未成年人犯罪的治本之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降低刑责年龄其利大于弊，有必要立法试行，适当降低刑责年龄，并与其他方式一道，预防与惩治相结合，全力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
■荆楚网 尚凡
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民族希望，关心爱护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这些误入歧途的“小魔王”及所带来的危害，必须高度重视，及时亮出法律利剑，让其尝到“法之威严”，付出应有的代价，并让相应措施跟上，力求实现既“惩”又“救”。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相关社会救助制度需紧紧跟上，家庭、社会、学校切实加强法制教育，必要的惩戒莫再缺位，让其从小就明白：犯错就得付出代价。
遏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唯有综合考量，“惩”与“救”有机结合，方能有效化解此社会问题，还未成年人更明朗的天空，助其健康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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