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 成都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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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1日，成都全面启动机构改革，全国首个公园城市局成立。该局以原市林业园林局为基础，整合了部分单位相关职责，涉及城市绿道、绿地广场、公园和小游园（微绿地）建设等，为市政府工作部门。
这个“横空出世”的部门，把办公地点设在成都孵化园内。办公楼层已具备一定辨识度——走出电梯即可见绿。在这里工作的人称这个为“见缝插绿”。
一年前，公园城市建设理念在成都落地生根。自此，成都有了新的发力点。
作为牵头部门，公园城市局的总职责就在于“切实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实践；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实现生态价值的转换。”
“一方面要研究编制公园城市建设管理系列规划，要更有操作性，同时要进行制度建设，比如地方性法规怎么建，技术标准体系需要涵盖哪些内容。”杨小广介绍，“包括一些重大生态项目落地，探索公园城市价值转化机制。”
就当下而言，公园城市局面临的都是新课题，甚至新到“什么是公园城市”这个程度。如同其他“自选动作”一样，新机构在实操中并未有太多先例可循。更多的工作重点是一步一步来，沟通重点任务，提困难、找解决方案。
比如城市直面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成都的汽车保有量在全国排第二，急缺80万个停车位。如果地面上要保持公园形态，车就要全部“装”到地下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解放思想。但怎么个解放法？还要好好研究。
“公园城市”并非只是公园城市局的事，“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副局长屈军说。目前，该局正酝酿一封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希望通过“开门办公”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进一步提升建设水平。“公园城市一定是共建共享的。”杨小广也强调。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这一年是成都的常客，此前，他受聘为成都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首席顾问专家，对公园城市进行内涵研究，提出了关于公+园+城+市的理论支撑——公园城市要体现“一公三生”，在公共底板下实现生态、生活、生产融合。
其中“公”的意义不言而喻，代表着公共性。这从前期建设理念中就要根深蒂固，最后评价的时候也是以公为重，“好不好，不是我说了算，要问老百姓。”最近一次到访时，吴志强如是说。
理念变局：
关乎全局的深刻变革
如同全国各地一样，成都机构改革的“物理合并”已悉数到位，正等待“化学反应”出现。但这并非易事。
比如到底什么是公园城市？怎样才能建成公园城市？这些问题被戏称为“灵魂拷问”——因为“如果逻辑起点发生错误，后面的动作都会跟着走形”。
“这都是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光是现在，要包括整个推进过程。”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杨小广反复强调的两个词是“学习”和“研究”。
出现这样的知识和本领“恐慌”，本质上是因为城市发展和治理的理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背后是关乎全中国的深刻变革。“如果不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就没有办法推动创新、履行使命。”
被这种理念革新推着向前走、寻求“外援”的还有成都市东部新城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东部新城办）。
3月2日，周六，首期“东进大讲堂”邀请“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的设计团队为东部区域的管理者、建设者授课，主题是对标新加坡，以全球视野、国际眼光规划建设东部新城。
“通过定期组织培训，帮助大家尽快‘补短板’，适应全新的工作内容。”东部新城办党组书记、主任张瑛说。如今，“东进”二字是整个城市发展的关键战略，背后是成都想要再提升能级的目标。
成都市委编办负责人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设置这一机构主要是考虑到东部新城发展理念新、地域范围广、产业门类多、建设要求高，亟需从宏观上加强对战略研究、规划编制、政策体系建设、重大项目推进等方面工作的统筹协调。
这也正是本轮改革特别强调的，更注重突破固有行业思维，打破原有区块设置，通过一个大类别的全过程管理，做到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在人事安排上，原则是以事择人、人事相宜，同时，人随事走、有序衔接。
以东部新城办为例，主任张瑛系电子科技大学博士，此前在规划系统工作多年，另有四位副主任为博士学历。同时，为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张瑛兼任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空港新城、简州新城、淮州新城三座新城（以下简称“三城”）管委会主任兼任东部新城办副主任。
另外一个理念上的变化体现在加强职能部门的专业化建设，这也是本次机构改革特别强调的。
“我们现在8个人，有3个博士，学的都是交通、建筑、景观等这些‘大规划’领域。”东部新城办规划建设处魏鸿介绍。在他看来，专业队伍有若干好处，包括判断力更强、敏锐性更高，不仅专注，还有极强的学习能力。
城市格局：
建设世界城市的远大抱负
最近半个月，成都频繁对标先进世界城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被反复提及，迫切需要汲取世界先进城市的建设理念，营造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营商环境、提升与市场环境相适应的国企能力等。
囿于“盆地”“西部”这些区位劣势，成都从区域中心城市到国家中心城市，再到冲刺世界先进城市，只能到全球城市的坐标中衡量、要求自身。要后发超越，就必须向前看、向外看、向强看。
以“东进”为例，成都多次组团赴雄安“取经”，在2月12日举行的东部新城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成都再次明确要对标学习“雄安经验”，并提出要将东部新城打造成为走向世界的“未来之城”。
经过两年的积累和准备，龙泉山东侧的“三城”已具备发展的基础，但从现实看，离发展愿景仍有不小差距。基于此，东部新城办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合力提升竞争力。
“比如规划图，以前各做各，单看好像都是对的，但如果放到一张图纸上，有没有整体性？能不能支撑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东部新城办副主任张弛在受访时说。
目前，东部新城办正在设计一个统一的形象标识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为成都积蓄冲刺世界城市的力量。同时，还商议打造一处展示场所，让更多人直观感受“未来之城”的模样。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东进”核心区域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目前进展顺利。成都将是全国第三个拥有双机场的城市，仅次于京沪。未来，这里将出现一座“空铁枢纽城市”，不仅承载着成都高效联通世界的期望，更被认为是引领成都乃至四川开放发展的新动力源。
自2016年5月开工建设以来，机场指挥部深入阿联酋、新加坡、日本等国际航空枢纽实地调研。魏鸿说，从全球范围看，将枢纽场站作为城市综合体，并以其为核心同步规划城市功能区的案例不多，经过对标研究大量世界知名国际航空枢纽后，他们自创了这一建设模式。
未来，综合交通中心（GTC）地面下方25米，京昆高铁将飞驰而过，成为国内首条以350公里时速不限速穿越机场航站楼的高铁线。
“最初筹建时工作人员不到10人，自己带电脑，还有人问要不要带铺盖卷。”魏鸿以前在区上工作，回忆初到机场指挥部的场景时说。投身机场建设后能够感受到自己明显更有全局观，“研究航空枢纽一定是站在全球看，把视野打开了。我们不希望它建成就落后。”
改革时局：
探索城市发展的新路子
这次机构改革，成都的“自选动作”受到广泛关注，市本级在政策空间内设置了11个特色机构，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其中，新组建或调整优化设立了5个。
用地方主政者的话说，成都是一个立志走向世界的后发城市，后发超越必须建立与新要求、新目标、新阶段相适应的政策、体制、机制。
这也意味着与现行发展不相适应的条条框框必须要被打破。
“按现行考核办法，标准化厂房只看建设规模，配套都没有被纳进去，能不能改成考核生态圈”，“园区建设导则规定了7%的配套设施用地红线，但这样就无法真正实现产城融合，和新的理念相矛盾。”2月27日，张弛首次以东部新城办副主任身份调研一处产业功能区规划建设情况，一系列新问题抛至面前，“我们去协调。”他回应，“要有新办法。”
如何理解新机构与原有地区职能机构的关系？张弛认为是“帮助和支持”。他解释说，过去“三城”办事需要直接面对各个市级部门，“多对多”两头都感到繁琐，现在要变“多对一”，减少流程。
再比如，下一步“走出去”推介也应该有更新颖、更系统、更体现整体性的模式。张弛提出，“传统招商还是签一个算一个，不成生态圈，没有化学反应，我们应该考虑中介招商、基金招商，借助商协会和产投基金，端上‘一桌菜’。”
张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也透露，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尽快成立东部新城规土委员会，以承担市级部门授权对东部新城法定规划、城市设计、重大建设方案等的审查审议职责。
一个进展是，魏鸿参与研究的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战略规划已经四川省政府审议，正进一步完善。他们创新集成的一套仿真推演和评估优化系统，不仅为航站楼内旅客进出港节约了10~15分钟，更直接节约工程投资超3000万元。
龙泉山的另一边，杨小广刚刚叫停了一批照抄照搬的“创新”。前期征集了100个公园的设计方案，却出现了抄袭西方作品、基本雷同的方案，更谈不上体现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真要原封不动地建了，那就要闹出笑话了！”
截至2019年3月，成都地方机构改革顺利推进。人员到位后，责权利也将更加清晰。一系列动作均源自同一个内涵——加快形成适应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超大城市机构职能体系。
2018年，成都新增人口74万人，新增市场主体54万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另一方面，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各机构“三定”方案的出炉，一个超大城市的治理新局将随之开启。
（原载《每日经济新闻》3月6日07版 每经记者 余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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