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越大孩子就越安全
既然不可能认为乡村县镇有比大城市更强的监管，就更不可能指望人们有更完美的职业或个人道德自律可以规避黑幕和丑闻。无论有多少美好的田园牧歌，现代城市仍然更多闪耀着文明的光辉。而且，城市大小与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
2019年1月30日，石家庄发生了一起“错种疫苗”事件。随后，桥西区人民政府对此前多位母亲投诉该区汇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疑似“故意用廉价疫苗‘掉包’昂贵疫苗，私吞家长钱款”，以及财务管理、信息登记等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发布初步调查通报。此次疑似“疫苗掉包”的事件，应该让人失望愤怒，但社交网络上并没有见到多少关于此事的发言。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错种疫苗”如果依靠正常监管体系，比如卫生系统的相关人员，是不会曝光的。整个事件能够获得关注并进入真正调查程序，主要依靠当事部分家长的机智与不屈不挠。有人形容当事家长“表现堪称一名成熟的调查记者”，但有多少家长具备这样的能力呢？中国家长历来对孩子的关注与在意异常夸张。但为什么很多人对发生在石家庄这起“错种疫苗”事件没有意外的感觉？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或者广州，或者北京，社交网络会如此安静吗？
这些年发生的疫苗事件都不是在一线城市，这背后的根源值得深思。这个现象说明，城市越大孩子就越安全。
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引用2015年数据，全国城市婴儿死亡率仅为4.7‰，农村婴儿死亡率为9.6‰，农村高于城市1倍多。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城市为5.8‰，农村为12.9‰，农村高于城市1.2倍。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东西部区域间差距更大。
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人群差距，都是很现实的。2016年，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3.76‰，连续十多年保持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而北京的数据是“2017年，5岁以下户籍儿童死亡率为2.64‰”。尽管对很多父母来说更有参考意义的“14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数据在很多统计中缺失，但从总人口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可以推定，“北上广”不可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儿童最多的伤亡致残原因，主要是交通事故、疾病等。从交通事故来说，在“北上广”，对行人随意闯红灯、司机违规不避让行人、车速，乃至一些重型车辆行驶区域的管制，都比其他城市有力得多。对比之下，即使我熟悉的二线城市武汉，无论是管理还是市民本身的表现，差得都不止一个数量级别。疾病因素更不必说。医疗资源的优质程度是可以靠患者用脚投票来确认的。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科学处理能力，整体上在不同城市也有差异，更别说白领父母与照顾留守儿童的老年人之间的知识鸿沟了。
城市大小与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存在一个降幂排列链条，从“北上广”到“准一线”“一线”，到二三四五……线，到县镇再到乡村，差异是大落差的。既然不可能认为乡村县镇有比大城市更强的监管，就更不可能指望人们有更完美的职业或个人道德自律，可以规避黑幕和丑闻。也必须承认，像石家庄疫苗事件中这种“具有专业技能”，敢于与某种官方的代表——“工作人员”较真，具有利用社会舆论的能力，面对威逼与利诱的定力，乃至对某种价值的坚持，实际上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是现代城市才能培育出来。
无论有多少美好的田园牧歌，现代城市仍然更多闪耀着文明的光辉。现代城市爱护的是每一个人，而不是特别爱护孩子。每一个成人在现代城市都会感到更加安全，而不仅是孩子；反之，一个孩子缺乏安全感的地方，成人就会更安全吗？
城市不是简单的人群聚集，它必须有文明的灵魂，有组织、联合和支撑的力量。那些最古老的赞颂城市的诗句，都不是落脚于冰冷的岩石水泥建筑。那些仅仅为了让人群聚集，把人作为工具的硬造出来的城市，那些被传统和守旧包围的城市，它们在这种能力上会孱弱得多。比如说，上海在疫苗或“假奶粉”案爆发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通过本地媒体告知市民，会严查相关产品是否流入本地市场。其他很多城市，在行动力和公开性上，就差很多。(摘自腾讯大家 作者 宋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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