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凭子贵 首次发现邓母丧礼细节
邓世昌去世时，他的母亲郭氏仍然在世。邓世昌的父亲曾在上海做生意，邓家在上海有公馆。据邓立英介绍，她的爷爷、父亲，包括她自己都是在上海出生。
邓母郭氏何时到的上海不得而知，但她是在上海去世的。
此前，邓世昌的第三代后人曾有回忆，郭氏是在 1906 年去世。
在此次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可以明确郭氏是在 1897年9月初去世的，也就是在邓世昌去世三周年的时候。
“礼仪殊盛”
1897年9月10日午刻，邓母去世后，灵柩暂厝于上海的广肇山庄，等候运回广州祖坟安葬。
第二天出版的《申报》以“寿母殡仪”为题进行了报道，让我们在今天仍能感受到当时的“礼仪殊盛”。
仪仗的前导“除冲风湾号马、执事马吹打外，则有肃静廻避、提督衔广东水师营副将、赏戴花翎子、谥壮节、三代一品封典等衔牌二十余对”。这些是邓世昌所获的诰封，但“广东水师营”等文字有误，邓世昌是“北洋水师中军中营副将”。
衔牌仪仗后是“乐善好施”黄匾一方，这是给邓母郭氏的，因为她仙逝前曾遗命“捐助赈款以活穷黎经”。
随后的礼仪更显庄重，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送西乐一班；拿着刀叉洋枪的炮队营的兵丁一队；后面还有督标奇兵营健儿一营，“荷戈执戟殊壮观瞻”。
随后申报写道：“间以祭亭、猪羊亭、香亭、容亭等十余座，中杂清音，后随僧道，每一人张以逍遥伞，一顶有八人，各穿花衣，随路吹弹丝竹，又有比丘尼八人执幡相送，后即銮架；又有奉天诰命等黄牌两对，诰命亭一座，继以西乐一班、顶马一匹、对马八匹、魂轿一乘，由子侄辈扶之而行。”
邓母的灵柩用大红缎全金蟒绣材罩，16人抬棺，前有孝帏后有护卫。
“至执绋相送者，亲属外同乡之人与壮节公之有谊者不下数十余人，沿途驻足而观人山人海。”
另外，这篇报道还透露了当时邓家在上海的住地：垃圾桥北的慎余里。这与邓家后人所说的住在虹口一致。
所谓垃圾桥，是苏州河上的一座桥，也就是上海的浙江路桥。慎余里现在有上海保存最为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群之一。
御书匾额
郭氏去世后，御使潘庆澜上奏，旌奖邓母。
1897年9月20日，上谕“内阁、礼部奏遵议御史潘庆澜奏请将已故总兵之母旌奖一折。已故总兵邓世昌、恪遵母训，移孝作忠力战捐躯，死事最烈。伊母郭氏训子有方深明大义，著赏御书匾额一方。交谭钟麟等转给收领，以示旌奖。”
谭钟麟当时是两广总督。
但“御书”没有到广东，而在10月1日“颁发到沪”。10月3日的《申报》报道称，当天郭氏的孙子“恭备香案跪迎”。
匾额御书到邓家后，即升入黄亭游行各处。仪仗同样盛大，由邓家“慎余里公馆过垃圾桥绕道大马路四马路然后折回。”
报道里有一个细节，衔牌中有“诰封一品夫人晋封一品太夫人”，并引用旁观者的话说“皇上追念勋臣可谓无微不至矣。”
10月3日，署海关道蔡和甫、提右营参将周元龙、松海防同知刘乙笙、上海县黄爱棠，英界谳员翁笠渔、法界谳员郑景溪等人前往吊唁。
同治七年（1868年），根据《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垃圾桥一带移设英美租界会审公堂，谳员就是会审官。
此后，放置御赐匾额的专祠建好后，清廷再次降旨赐祭。
《申报》报道，1898年1月13日，广州知府恭捧敕书“乘德泰轮船渡河前往龙珠里祭奠”。
“龙珠里”就是现在的龙涎里，邓家以及邓家祠堂所在地。
邓立英说，邓家家传的说法是，“为迎接钦差，倾家荡产，买千米金黄地毯，从家中一直铺到珠江边上的码头”。
邓家祠堂现辟为邓世昌纪念馆，位于珠江的海珠岛上，河对岸即是天字码头。据乾隆《广州府志》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布政使王士俊在天字码头建日近亭，供接官之用，官员卸任离广州时，也在此亭恭请圣安。当时，这码头只供官员使用。
对于邓家的说法，没有找到史料记载，但《申报》在这篇《赐祭盛仪》的报道里描述了当时的迎恩仪式：其公子印浩洪者在门外跪迎迨成，太守驾返公子又叩送如仪。
教忠资训
浩洪就是邓世昌的长子邓浩洪。
根据报道，当时祠堂内有两副对联，其中一副是：
颁彝典而荐馨谥以壮节嘉名；
拜国恩于诰命锡以教忠资训。
另外在皇恩门还有一副：
圣泽播于南阳拜手庭阶穆穆皇皇俨若；
君恩承于北阙对扬休命雝雝肃肃居然。
那么清廷赐予邓母的这块匾额上究竟写的什么字？邓立英以及邓家前辈人的说法都是“教子有方”，也有专家说是“训子有方”。
此前匾额颁发到上海后，《申报》在10月4日的报道中写有“皇上颁给训子有方匾额”，而《申报》在“赐祭盛仪”报道里写的是“有往观者见祠中高悬御赐郭氏教忠资训匾额一方”。
在楹联中也明确写到“锡以教忠资训”。
朝廷给邓家赐匾应该只有一方，在《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以及光绪的上谕档里仅查到上述一条记载。
在《清实录·光绪朝实录》里上述圣谕最后一句明确写着“寻颁匾额曰教忠资训”。但不知为何当时《集成报》等媒体在转载、刊发这条邸报时，都将此句遗漏。
此外，据邓立英说，邓家一直流传，朝廷御赐匾额是用三斤黄金制成的。对于这个说法，不少史学家一直存疑。
根据当时的习惯，朝廷赐匾，不是把匾额做好了送过去，而是赐字，匾是自己根据赐字来制作，朝廷不出钱。甲午史学者孙建军说，邓家是否有这样的财力，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这个传说，靠不住。
邓母葬礼细节，是此次首次发现，从当时的报道中，依然能感受到朝廷对邓世昌，这位忠勇之臣家属的眷顾。
“关于邓母去世后文献资料的发现，对于研究邓世昌去世后的一些历史意义重大，”孙建军说，“就我所见，这应该是首次发现该文献和记载。”封面新闻记者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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