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烦恼： 全球化下的“卫星婴儿”
25岁的丽迪娅是华裔美籍的哈佛大学毕业生，目前在纽约一所知名院校同时攻读医学学位和生物学博士。这样的人生可以说是“美国梦”的完美体现，而丽迪娅也追随了父母的脚步：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求学，期间在波士顿结婚并有了丽迪娅这个独生女。
从一岁半到三岁之间，丽迪娅一直在上海与外祖父母生活。回忆起这段没有见过父母的日子，她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沉稳，甚至略微有些平淡。“当时他们还是研究生，所以都很忙，”她解释道，“他们没钱也没时间来照顾我，所以在拿到学位并找到工作前，他们决定让我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于是丽迪娅一直呆在中国，直到她患病住院了一个月，父母才决定让她回美国。
在飞往波士顿的旅途中，外祖父告诉她很快将与父母团聚。丽迪娅回忆起当时的恐惧：“我并没有真正理解父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甚至都不记得他们。我害怕面对家中的陌生人。” 年幼的她对于将要发生什么一无所知。事实上，在之后的几年里，她与保姆一起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因为父母总忙于工作。
丽迪娅认为，一生中相比父母而言，她更依恋外祖父母。而与父母分开的一年半时间，给她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情感创伤，“我很少向别人敞开心扉，我也不会信任别人，这可能与我被安排给不同的看护人有关。也许我真的很难相信别人能长期照顾我。”
在美国，每年都会有很多华裔父母选择将刚出生的婴儿送到中国接受儿童保育，自己则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和学习。华裔计划委员会（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主任Lois Lee曾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表示，自己在纽约皇后区运营的一个儿童照料项目中，超过60%学生都是这样的“卫星婴儿”（satellite babies）。这些儿童通常在父母家庭具备了经济保障能力或适龄入学时再回到父母家中。
父母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些分离及其对孩子的情感影响，是否能揭示出当今不同文化对家庭和养育子女的理解？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Leslie Wang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自2015年起采访了43名曾是“卫星婴儿”的美籍华人。受访时，受访者的年龄从18岁到43岁不等。
“卫星婴儿”的跨国旅程
Wang梳理资料发现，由于对婴儿和父母之间跨国分居的研究还不充分，因此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一现象涉及的人群有多少。不过， 2009年一项针对纽约市唐人街孕期女性的研究指出，57%的女性强烈考虑将新生儿送回中国。在这一群体中，75％的人打算在四岁后再将孩子带回美国。
另一项针对纽约无证移民的研究发现，样本中有72％的中国母亲在婴儿6个月大的时候将他们送到中国。其中，父母的法律地位、不稳定的就业、不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缺乏当地可负担的儿童保育选择可能会影响这一决定。
但是，一些处于中产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常常也会采用相同的做法。Wang认为，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反映了一种特定的中国文化期望，即当父母工作时，祖父母将成为孙辈的主要照顾者。由于全球化引发了大量的经济和教育移民，许多中国家庭会在跨国情形中选择维持这种安排。
很多受访者对出国后的一些生活记忆历历在目。他们在中国度过的早期生活平均约3.5年，大多数人都和祖父母住在一起，还有一些由姑姑照顾。从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来看，受访者都上过大学，已经就业的人主要从事工程、财务管理、科学研究和软件开发等工作。
Wang在访谈中发现，大多数人对同父母分离的情形缺乏清晰的认识。很少有人公开与父母谈论这件事，称他们是“典型的亚洲父母”，不愿意谈论感情。即便如此，他们也普遍理解，自己被寄养海外是为了让父母能够专注于提升家庭金融稳定能力。当父母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完成学位、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买房或移居到有良好学校的地区时，他们又会被带回美国。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六岁前返回美国，其余的则在儿童晚期或青少年早期被带回美国。大多数人曾经同父母分居过一次，但有七人却经历了两次或更多次的分居。
作为孩童，很少有人能了解到什么时候会同父母分居或团聚，更没有准备可言。因此，最令他们痛苦的是，真相被掩盖到最后一刻，而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
例如，27岁的编辑莉莉，在她0-2岁和4-7岁期间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在中国的江西省，以便她的母亲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成年后，她仍然感到震惊的是，四岁那年，没有人告诉她将搬到中国，也没有人解释她将在那里呆多久。
“他们想保护你不受任何伤害，所以他们什么也不告诉你。”她告诉Wang，“他们告诉我妈妈只是周末有事离开，但她却一去不返。”接下来的三年里，莉莉再也没看到她的父母。在她看来，父母不认为“需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和孩子在一起”，他们的决定“很现实”。
无法真实地表达对与家人分离的感受可能会导致持久的情绪困扰。30岁的艾琳娜在8岁之前一直和祖父母生活，而她对亲戚让她离开中国的方式留下了负面印象。她说亲戚们曾安排她去美国一个月探望父母，结果她这一去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艾琳娜说：“这仍然让我十分怨恨他们。”二十多年后，她还因为父亲一方的亲戚没有告诉母亲一方的亲戚她将要离开，而感到愤怒。“我和外祖父的情感也很深，但是我却没机会和他说再见。”她哀叹道，“外祖父不久就去世了，这让我非常沮丧和失落。”
家庭与育儿模式中的文化冲突
尽管在父母的努力下，许多曾经的卫星婴儿取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存留着在被送到中国后交织着感激和痛苦的复杂情绪。Wang认为，这样的矛盾心理表明他们被困在对家庭和育儿的不同文化期望的夹缝中。
社会学家切尔林（Andrew Cherlin）曾创造了“文化模式”（cultural models）一词，指用来解释日常生活的一套工具或框架。对于任何问题，都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文化模式。人们可以同时使用多种文化模式，但却会带来混乱或痛苦。
Wang 分析称，受访者的中国亲属家庭是一个更大的、相互依存的单位，这个单位实际上分享了照养儿童的义务，使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在这些家庭中，孩子们经常与祖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顾者建立起密切的情感关系。
但是，这种信念体系与美国的育儿模式相冲突。美国模式会优先考虑亲子关系，并认为任何其他的情感关系都是次要。换言之，在美国如果儿童与祖父母的关系比与父母更加亲密，这在社会上将是不可接受的。于是，许多有卫星婴儿经历的人开始觉得他们的家庭存在某种缺陷。可将孩子托付他人照顾的决定可能是实际生活中一种迫不得已又合乎现实的做法。
30岁的医疗保健顾问索菲在2-6岁间与外祖父母生活在宁波。尽管她发誓永远不会对自己的孩子这样做，但她明白由于工作原因，无法照顾孩子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她在访谈中称，“如果你来全职照顾孩子，那么你的职业目标就将无法实现。所以，换位思考的话，我认为（我父母的）决定是经济的、实际的、合乎逻辑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孩子分开生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暂时的家庭牺牲，通过这种牺牲，父母获得努力工作的机会和时间，从而使孩子在未来能够站稳脚跟。这与此前人类学家江绍龙（Gon?alo Santos）研究的中国大陆农村里的分居家庭的情境相似。父母通常认为祖父母有照顾孩子的技能和经验，相比花钱雇人照料，更能得到前者的信任。
因此，卫星婴儿的做法可被视为向上流动的移民故事，通过衡量孩子长大后的外部成就，这些早期的牺牲似乎获得了回报。但另一方面，分居也被视为以疏远的亲子关系交换家庭的经济稳定和教育机会。
21岁的大学生布莱恩在4-6岁间同祖父母住在中国台湾。在他和父母分离期间，他的母亲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父亲也获得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所以他们为布莱恩提供了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布莱恩觉得他缺乏“归属感、信任感、舒适感和安全感”。回到美国后，相比父母而言，他更加依赖自己的朋友，他觉得父母纯粹是“食物和住所的提供者”。
由于与父母存在情感上的距离，大多数人对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于他们在中国与祖父母和大家庭度过的时光。克里斯汀是一位25岁的零售经理，出生于纽约市，在她三个月到四岁时与祖母一起住在广州。在那里，克里斯汀受到许多亲戚和邻居的支持。
克里斯汀并不完全认同美国文化中的育儿逻辑，她觉得被父母以外的人照顾也是不错的选择。“他们（祖父母）抚养我真的很开心，他们非常爱我。他们喜欢女儿却没有，我想他们很高兴能抚养自己的孙女。”
在中国的四年里，克里斯汀从未见过她的父母，只在不定期的电话中与他们沟通。与主要的照顾者相比，她把自己的父母看作是“只是偶尔会打电话的人”。她向Wang描述了所感受到的情感距离：“这更像是礼貌地和陌生人通电话，而不是跟父母做亲密的交流。”即使在今天，她和父母也不是很亲近，但她仍然认为同父母的分居是一种有益的经历。
寻找解决之道
即使不考虑亲子分居所造成的情感痛苦，成长于一个只优先考虑亲子关系的社会环境也可能会给有卫星婴儿经历的人带来不适。
Wang指出，许多曾经的卫星婴儿都注意到，当他们还是孩子时，坦诚地谈论分离，会让他们在情感上更有准备地应对如此巨大的生活转折。布莱恩向那些正在考虑将年幼子女送到国外的中国父母提出建议：“如果他们不必把孩子送走，那就不要送走。如果确实有这个必要，那就要确保更多的交流……经常与孩子们谈心；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仍然爱你；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你，而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我认为，对孩子们来说，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些考量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同样重要。”
尽管自愿的家庭分离在美国会受到歧视，但去年美国政府却强迫将数千名移民父母与其年幼的子女分开。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会造成难以消除的情感创伤。Wang认为，尊重家庭模式的多样性，而不是只在乎某些群体的利益，这是帮助所有人健康发展的第一步。
[本文整理自研究文章“华裔美籍“卫星婴儿”，在两种文化下成长”（Chinese American “satellite babies,” raised between two cultures）。文章收录于美国社会学协会旗下期刊“Contexts”, 首发于SAGE Journal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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