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通：中国学生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学生
【口述人简介】
唐纳德·斯通（来自美国）
1942年出生，哈佛大学博士，研究英国文学的资深专家，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咨询顾问，纽约城市大学英语系荣休教授。20世纪80年代，先后在中国十多个大学、研究所讲学。于2006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2007年起，将悉心收藏的几百余幅西方大师的版画和素描作品以及二十余件中国古代艺术品捐赠给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使该馆成为国内收藏西方版画少有的几个机构之一。2014年，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唐纳德·斯通
2006年，我有幸受邀来到北京大学英语系教书。此前，我已经在纽约城市大学、哈佛大学（作为客座教授）和纽约大学（作为兼职教授） 教了将近四十年的英国文学。在那一年的四个月里，我给英语系的本科生上了一门英语小说课（涵盖了从简·奥斯汀到詹姆斯·乔伊斯的主要英语作家），另外还给研究生上一门研讨课。在我看来，我的中国学生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学生。他们普遍天资聪颖，想象力丰富，为人有趣；他们感受力极强，而且善于思考；他们天然地懂得一个道理——领悟人生和理解文学的一个关键是要有移情能力（the capacity to empathize ），一种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能想象自己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的能力。
以赛亚·伯林承认不同文化存在着差异，但同时也声称：“一种文化环境下的人可以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洞见去理解另一种文化或社会的价值观、理想和生活方式， 即便这两种文化在时空上隔得非常遥远。”伯林曾雄辩地论及文化多元主义，并将之视为人文学科的目标：“不同的文化在时空中之所以能相互交流，其原因在于：对不同文化而言，使人之为人的那种东西都是共同的，这种东西在它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的北大学生能迅速识别并回应他们读过的书中所包含的要义，无论它们是正面的价值观还是消极的言论。他们越是更多地学习“外国”文化，就越能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所说的：学会在“他者”（other）之中“感到如同在家一般”（become at home）。
1982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踏入中国，立即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那一次来中国是应了朱虹教授的邀请。朱虹是一位杰出的教授，她那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1980年她受邀前往哈佛交流学习，因为当时中国社科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之间有一个学者交换项目。连续十年，这两个机构一直安排中美学者互相前往对方国家进行交流。已故的丹尼尔·艾伦教授是中国社科院迎来的此项目的第一位客人，我在1991年则成了最后一位参加此项目的美国教授。
1982年，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后组建为首都师范大学）教书。在那所学校，我遇见了一群令人称奇的学生，那就是著名的1977级和1978级。当时的英语系主任韩志先成了我的好友和大姐，我在英语小说研讨课上教过的一些研究生也成了我的好朋友。在我的助理中，王伟跟我最要好，我们当时情如兄弟。王伟后来担任了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北京申奥成功时他第一个打电话向我报喜。我的另一个学生孙志新现在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艺术业务主管。
2017年他组织了一场十分出色的展览——“帝国时代：秦汉文明展”，该展览先后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
1982年的时候，志新不仅带我逛了故宫博物院，还设法把我引见给吴冠中、黄永玉等中国当代画家。我对艺术的热爱和对文学的热爱不相上下。在那一年，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现代艺术家如齐白石、傅抱石、潘天寿和李可染等，跟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画家如毕加索和马蒂斯一样伟大。
1982年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我的学生们着迷于西方文学作品如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我有幸将这本小说引入中国的英语小说课程之中），西方电影如《音乐之声》也深深地吸引着他们。我还记得在北京师范学院为外国教师举办的一次圣诞庆祝会上，一群学生演唱了歌曲《雪绒花》，当他们唱到“永远祝福我的祖国”时情不自已。正是因为我对《米德尔马契》的喜爱，我上大学时才选择了英文专业，然后成了一个维多利亚文学学者。但是，我的中国学生对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那种文学领悟力是我在美国未曾见到过的。人应当为他人付出而不冀求认可和回报，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在中国学生的心中激起了一阵阵共鸣。每当我读到《米德尔马契》的最后一段时，他们总是静默和敬畏地听着：
（多丽莎·布鲁克）那纯洁高尚的精神依然散发着它的光芒，只是很少为人所见而已。她那浑然一体的天性，像那条被居鲁士大帝截开的大河，化成无名的沟渠耗尽了自己。但是，她的存在对周围的人有着不可估量的化育之功。因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能逐渐向善， 部分有赖于那些未能载入史册的事迹；你我的境遇之所以没有落到它原本最坏的程度，有一半得归功于那些在默默无闻中坚守但死后却无人悼念的人。
这些话能够在现代中国引发共鸣，我想这是对人文学科一次了不起的致敬。我之前并不了解中国学生以及其他许多我认识的中国人的情感特质。王伟曾经这样向我解释中国人的特点： 中国人就像北京的胡同，你从外面看到的只是外墙，而一旦你找到了通往住宅和庭院的小径，你就会发现里面住着生机勃勃、相互帮扶的一家子。极其相似的是，在中国大学里，师生之间颇有家庭的氛围（我在北大英语系属于年纪较长的一位，所以有时学生会把我叫作“斯通爷爷”）。实际上也是如此，北大的老师们非常关心学生。而且，北大英语系老师们之间的那种和睦在其他国家的大学也是十分罕见的。
每年秋天我重返北大校园时，我都满怀期待，而且带着一种拥有北大证件的特殊自豪感。每次进东门或西门出示我的证件时，我觉得自己是何等幸运啊！我想大多数北大学生也会有我这种感觉。他们通过了非常严格的考试才来到北大，他们代表了江西、浙江、四川、黑龙江、湖南、山东等省份众多考生中的较高水平。我之所以说出这些省份，是为了致敬这十二年来那些帮助过我的学生助理：涂辰宇、宣奔昂、贺剑峰、武伟、杨任任和曹德荣。当然，我绝不是说只有北大学生（或者隔壁清华的学生）才是优秀的学生！我做过讲座的高校遍布大江南北（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一些学术机构），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碰到优秀的学生。我现在回想起甘肃省天水市一所大学的学生们时感到特别开心。那所学校的学生多为农家子弟，很少美国人去过那所学校。2004年我去那里做了一次讲座，我觉得我不会再碰到比他们更上进的学生了。讲座结束后，一个学生问我：美国式的民主在中国能否行得通？我这样回答：我还总是希望美国式的民主能在美国行得通呢！学生们听后哄堂大笑。跟这样的学生交流给我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快乐，但也是一个挑战。要想教得好，我得身体力行做得好才行。在1982年开始教中国学生之前，我仔细地重读了我书单上的每一本书，例如《李尔王》《失乐园》《傲慢与偏见》和《远大前程》等，然后我问自己：“这些作品真的有这么伟大吗？它们值得我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伟大文明的国家用英语去讲授吗？”我发现这样问自己很有用，因为最后我得出结论：莎士比亚、弥尔顿、奥斯汀和狄更斯真的很重要，而且在中国（或美国）讲授和阅读这些经典的英国文学作品是真正值得去做的一件事。
2006年我开始在北大教书时，还只把它当作一个实验，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再教一个学期。但是，我发现这段教学经历使我精神焕发，所以我第二年又回到了北大，然后就有了第三年，现在（也就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准备着第十三次回北大（也就是2018年秋天）！在北大的头三年我教了一门叫作“西方文化概论”的课，这是一门雄心勃勃的课。一开始我以为英语系会让我教一门英国文学概要的课程（类似于1982年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教过的那种），但实际上他们给了我完全的自主权，我可以教任何我想教的课。这种教课的自主权是我在纽约城市大学从未有过的。所以，我整理出来了一个教学大纲，其中包括观看莫扎特的歌剧视频（2006年恰逢莫扎特诞辰二百五十周年）、伦勃朗绘画的幻灯片（2006年也是伦勃朗诞辰四百周年）、莎士比亚戏剧的视频以及西方电影的一些代表作（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八部半》、乔治·史蒂文斯的《欢乐时光》、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和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我还记得学生们在观看完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后是如何激动地鼓掌喝彩的，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莫扎特，但是从未看过或听过他的歌剧。我还记得有一次圣诞节，我在课上播放了一些我钟爱的音乐剧选段：吉恩·凯利在雨中边唱边舞，朱迪·嘉兰深情演唱“愿你过个开心的圣诞节”（出自《相逢圣路易》）。在那堂课上，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的中国学生是性情中人，他们的老师也是如此。
在第一个学期末，我让学生们以给我写信的方式写一篇期末论文，去讲述他们从这些不同的西方艺术作品中学到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作业，但即便如此，学生们还是写出了很不错的文章。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期里，我让他们写一些更为具体的话题，结果他们写得更为出色了。来自山西大同的学生卢炜写的一篇文章极为感人，他在文中写到了他的母亲如何用心良苦地鼓励年少的他去欣赏西方艺术；另一位学生的文章针对“宽恕”（forgiveness）这个主题比较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伯格曼的《野草莓》。受此文启发，我写了一篇专门研究西方文学和艺术中的宽恕主题的文章。数年后，我有幸当着这位学生的面朗读了我的这篇论文。这位学生的名字叫黄重凤，她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而我恰好受邀去那里做了这场讲座。
卢炜和重凤现在都在北京的大学里任教。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和刘意青教授一起为上面这两位学生还有另一位名叫纳海的学生举办的一次聚会。纳海也是我们很喜欢的学生，他当时刚入职北大英语系。那是在2014年底，这三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他们各自的爱人和孩子一起参加了这次聚会。正如我前文所讲，北大的师生之间有着一种恒久的家庭般的亲情。
研究生们对“西方文化概论”课中讲到的西方作家、艺术家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我有了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每年秋季成立一系列读书小组，在一个学期的若干周五，我们一起阅读常规课程大纲上没有的作品。例如，有一年我指导了一个读书小组研读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那些坚持参加并完成阅读任务的学生并不会因此得到学分），这个读书小组十分受欢迎，后来发展成了一门研究生研讨课，我现在每隔一年就教这门课。还有一年我们仔细研究了英国艺术家（霍加斯、庚斯博罗、透纳、卢西安·弗洛伊德等），还阅读了那些从事艺术评论的英国作家（赫兹里特、罗斯金、佩特等）的作品。
2012年是狄更斯诞辰两百周年，我们观看了根据这位大师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或许在所有这些改编的电影中最受欢迎的是1935年的老版《双城记》，在这部电影的最后，罗纳德·考尔曼饰演的西德尼·卡顿在爱情的驱使下毅然赴死，场面尤为感人。当电影结束灯光重新亮起时，我注意到观众的眼眶都是湿润的。我还和芭芭拉·伦德尔［Babara Rendall，她是我要好的加拿大同事汤姆·伦德尔（Tom Rendall） 的妻子］一起组织讲座，向学生介绍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并从电视剧《广告狂人》（Mad Men）中精心挑选了一些剧集供大家欣赏。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一起讨论60年代美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那时中美完全断交），比如肯尼迪总统之死、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
“西方文化概论”课给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在北大博物馆举办西方艺术展览。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以它的赞助者阿瑟·姆·赛克勒的名字命名的。赛克勒先生在华盛顿、哈佛大学以及其他地方资助兴建了不少博物馆，他希望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也拥有一座艺术博物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著名大学里有座艺术博物馆是很常见的，它们通常由校友捐赠；而在80年代的中国，这还是件很新奇的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也许我能说服美国的博物馆向北大出借一些它们的藏品，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于是2007年我自己在北大博物馆组织举办了一场展览，展出了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根·德拉克洛瓦所作的一组为《哈姆莱特》配图的石版画。1843年制作的第一批《哈姆莱特》版画仅有80组，我为北大拥有这些稀有而精美的艺术品感到自豪。2007-2017年，我在北大博物馆举办了十一次展览，几乎所有的展品（目前共有558件版画和绘画）都是来自我的私人捐赠。
作为一个终身艺术品收藏者（然而规模并不大），我设法搜集了不少著名的艺术品，它们涵盖了文艺复兴时期（包括拉斐尔、提香、丢勒和勃鲁盖尔等人制作的或他人仿作的版画）以及17-19世纪的艺术品（包括4幅伦勃朗、20幅鲁本斯、15幅霍加斯、10幅皮拉内西、5幅透纳、近80幅杜米埃的版画或绘画作品）。据最近的统计，我们还有21幅毕加索、30幅夏加尔、10幅马蒂斯和8幅布拉克的作品。让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2017-2018年间举办的“对英国艺术家与英国印刷文化的礼赞——从霍加斯到透纳”的展览，它可能是其他任何地方举办的同类展览中最具综合性的了。这些展览在学生中引发了相当热烈的反响。我将这些展览汇集在北大博物馆，是为了答谢北大和北大的学生，因为他们让我在这里感到如同在家一般。近年来我还举办了一系列西方艺术讲座来配合这些年度展览。这一系列讲座叫作“艺术之都”，它们的视角都非常个性化。在每一讲中，我都会向北大学生介绍一个主要的西方城市，这些城市不仅有伟大的艺术，而且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带领学生们游历了维也纳、纽约、威尼斯、巴黎和伦敦。我们今年秋天的目的地是柏林。
我希望能叫出北大英语系每一个成员的名字。他们都是极为聪慧而且热心肠的人，他们为学生的成长和学院的发展呕心沥血。而且据我过去十二年的观察，他们都堪称是“雪中送炭的朋友”。现任英语系主任高峰枫教授和上一任系主任丁宏为教授无疑就是这样的朋友。
我得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来表达对每一位如此聪明善良的同事的感激之情。我还要列出系里两位秘书的名字以表谢意——索亚莉和刘水，她们待人亲切无私，实在是英语系师生们的守护天使。
我最大的愿望是北京大学和中国其他的大学能鼓励它们的学生从各种文化源泉中汲取营养，使他们能在众多不同文化中找到家的感觉。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曾向如此多的异域文化学习并将优秀的异域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这是十分幸运的。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论证的那样，一个物种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是因为它能够利用其他物种所提供的条件或资源。在21世纪，我们见证着一些国家内战、一些部族仇恨和不计其数的偏激狭隘之事，它们所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这些人文学科教育者依旧希冀着： 以赛亚·伯林笔下硕果累累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之理想会继续长存下去，而且会在未来成为现实。（邹文新/翻译）
（本文原题：“与中国同行”，本文出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四十年”丛书之《亲历中国四十年》，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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