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姓名的二房东太太
在旧时代，上海的二房东多如牛毛。1960年代前后，在上海遗存的二房东还是蛮多的。
“二”在上海闲话里读“腻”，是有点腻脂疙瘩的意思。
大房东是房屋的业主，是大老板。二房东向大房东分租了部分房间，进行分隔，拿分隔好的小房间租出去，是二老板。二房东通过房屋分隔出租赚铜钿，是种长线投资经营。既可以自家赚钞票，也解决了一些人刚到上海的居住问题。
那个时候，住在分隔出租房里的人，人均面积参差不齐。有房间稍微大一点，一个人住得蛮宽敞的。也有一家门十多个人住一间小房间的。
好婆
住在外婆隔壁的二房东，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一个人独居。二房东是苏州人，讲一口浓重的苏州闲话，左邻右舍大多叫伊好婆。好婆鹅蛋面孔大眼睛，黑瘦矮小，显得干瘪。
原先，伊的头发也是老传统的，梳一只脑后盘鬏的发型。后来，梳头用的刨花买勿着了，罩在鬏上的丝网也破脱了，每天早上梳头盘鬏，麻烦煞了，还费辰光。干脆，伊剪了一头短头发，蛮符合当时的时代新潮。
伊常年穿一身黑颜色大襟的中式衣裳，干净干练。伊身体勿太好，背稍驼，一直咳嗽吐痰。在伊胸口衣襟的盘钮上，从早到晚都挂着一条汏了老清爽的素色手绢。
早先，二房东租下大楼梯上去的迭一层楼的一部分房间，进行分隔，搭阁楼以后，出租给刚来上海学做生意的外乡人和郊县人。二房东靠收这点人的房租，日脚过得还可以。房屋公有制了以后，伊没工作，没劳保，只能靠自家银行存款的利息过日脚。再后来，银行里的存款一点点坐吃山空了，伊就只好靠变卖屋里的老物件，调点零碎铜钿度日脚了。
相对于大杂院里绝大多数人，二房东算是个有钞票的人。但是，伊住的房间也勿大。二房东的小房间里轧轧塞塞，摆了一张有帷帐架的、放了席梦思的黑铁床；一张灰白颜色大理石台面配车料镜子玻璃的栗色硬木梳妆台；一只硬木雕花大衣橱；一张硬木八仙桌；几把硬木靠背椅；两三口橙黄色坚硬漂亮的大英皮箱。
家具勿算多，品质都精致，与用《申报》纸糊墙的邻居们相比，二房东的生活是鹤立鸡群的。二房东基本勿出房门，常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白相各种牌，打发辰光。就是烧菜烧饭烧点心，伊也只是在梳妆台的大理石台面上，摆一只三芯洋风炉，在房间里厢解决。
外公对二房东十分尊敬，见到伊辰光，早几年，都称伊“二房东太太”。我第一次见到二房东，外公也是俯身嘱咐我，叫二房东太太“好婆”。后来，勿晓得从啥辰光开始，大家都统一了称呼，叫二房东好婆了，连外公也叫伊好婆。
邻居
外公外婆成为二房东的隔壁邻居以后，外公也就成了二房东最相信的人。二房东如果碰到困难，如果有需要做决定的事体，伊第一个就会来寻外公出主意帮忙。
比方讲，二房东困觉的席梦思床垫坍塌了。伊来寻外公，伊讲，伊年纪大了，困了坍塌的席梦思上，下床勿方便。有辰光，身体勿舒服，也没力气，会陷在床里，起勿来。伊想用一口大英皮箱，撑到席梦思下面，支撑塌陷的床垫。于是，外公马上就去帮伊。
老早底，二房东或许近似于上海“白相人”，有点钞票也有大把辰光。伊除了吃喝穿白相，也嗜好烟酒赌，有自己的小场面。时代更迭后，场面没了，爱好勿可以白相了，生活变得枯燥平淡，惯于烟酒赌的习性常常会得折磨伊。
我常常看到伊，独自坐在窗前，背靠窗，头朝门，眼对牌。一只手拿一刀扑克牌，一只手对着台面上的牌，指指点点，又像思索，又像发呆。看得多了，我晓得了，二房东在白相通关。通关，也叫接龙，是一个人白相的牌，在一定的规则里，拿牌连通起来。后来，二房东也教过我哪能白相通关。
偶而，二房东会叫上几个信得过的邻居，到伊屋里来配俘虏（一种纸牌玩法）。起先，只是逢年过节，躲了房间里白相半天。开始，也只是用扑克牌，后来赌钞票了。当然，只是几分洋钿铅角子的输赢。扑克牌调成纸头牌九，赌起来辰光，房间里气氛就老紧张。因为赌钞票捉牢了，是要送去吃官司的。
二房东的烟瘾比较大，起先我看到伊抽“光荣”，一天要抽一包多。后来，伊会差我去买包香烟，伊改成“光荣”搭“飞马”夹花着抽。再后来，有老短一段辰光，伊曾经抽过“劳动”。
经常帮二房东买香烟，我熟悉了香烟价，“光荣”3角2分一包，“飞马”2角8分一包，“劳动”2角2分一包，迭些都是中低档的烟。上海生产的香烟，红颜色外包装和锡纸内包装是高档精致的配置，比如马路对面烟纸店里顶高档的“牡丹”，4角9分一包，被老上海叫做“红壳子”。
二房东香烟抽得多，伊的痰就特别多。伊手边一直摆了一只自制的小痰盂，是一只已经锈得乌黑的、“白锡包”（一种进口香烟）马口铁的洋烟罐头，罐头里厢塞了一只“飞马”香烟的空纸壳。过去，为了防潮，香烟纸壳的内衬是一层黑灰颜色的柏油纸，勿透水。自制痰盂两三个钟头就吐满了痰，伊就换一只香烟纸壳，继续吐痰。
二房东有酒瘾，喜欢每天喝一点。伊酒瘾上来的辰光，就会去梳妆台小隔板上拿出一只扁扁的深褐色玻璃瓶，可能是一只杏仁止咳露的空瓶。伊拿玻璃瓶跟零碎钞票交到我手里，让我帮忙去马路对面“大有康米号”，帮伊拷1角2分五加皮。
“大有康米号”坐南朝北，两开间门面，东面一间卖米面，西面一间卖油盐酱醋酒，老邻居习惯叫伊“大有康造坊”。油盐酱醋酒都是零拷零卖的，少有瓶装的酒和油。大有康进门一步，就是柜台，对我而言，柜台如同拔地高耸的绝壁。高大结实的实木柜台呈油酱色，台面宽阔。我递酒瓶的辰光，要踮脚举手，才能把瓶子放到柜台上。嘴里怯怯地喊一声，师傅，拷一角二分五加皮。
柜台里面，高高低低摆放了三排大瓮坛，通身棕黑，大肚小头。几只比较老旧，显得暗淡的瓮体上，有一个大大的“酱”字。稍新的瓮坛黝黑铮亮，身上无字。每只瓮坛的头上，都顶了一个白布裹扎的盖子，头颈里吊了一块两三寸长的竹牌，竹牌上贴了白纸，用毛笔写了瓮坛里商品的名称和价格。比如：加饭酒，0.50元/斤；鲜酱油，0.24元/斤；浓酱油，0.27元/斤。
记得有一趟去拷五加皮回来，二房东讲，造坊里的人欺负你是个小小人，五加皮少拨了。伊讲，以前酒应该拷到玻璃瓶肩胛这里，少了玻璃瓶上刻度的一格，让我马上去造坊跟他们理论。我拖拖拉拉了好几分钟，在二房东一再鼓励催促下，吓势势地捧了玻璃瓶去了。
二房东太太让我去马路对面“大有康米号”帮伊拷1角2分五加皮。插图 煜华
造坊的师傅在店门口张望，看着我过来的方向，一面笑一面讲，来了来了。
原来，二房东毫无声息跟在我后面，造坊的师傅与伊熟，看到伊就笑了。师傅对二房东讲，伊看到迭只瓶，就晓得是给二房东拷酒的。只打了一吊酒，刚巧老酒已经拷到瓮底了，大酒吊打不到酒了。师傅去后面拿一只小酒吊，再来打酒。
二房东裂开嘴巴，嘎嘎大笑起来，伊从师傅手里接过加足了五加皮的玻璃瓶，交给我。伊告诉我，以后做事体要仔细，要看清爽，搞勿清爽的事体，要学会开口问。
弄清楚了事体，得到了二房东的点拨，我兴奋得脚下生风，穿过马路，朝屋里厢跑。听到二房东在后面喊，慢点，勿要摔破了瓶子。
白铜火锅
1960年代末，二房东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紧绷绷了，生活越来越吃力，先是戒了五加皮。有一次伊讲，咳嗽太结棍了，香烟也戒了。只是，心烦的辰光，伊还会叫我到马路对面的烟纸店，去买几支拆零的香烟，过一下瘾头。拆零卖的香烟主要是“飞马”，拆零了卖，是1角4分10支，7分5支，3分2支。
有一趟，二房东居然向外公借了5块钞票。借款拖了几个月辰光，一直没有归还。有一天，二房东寻外公商量，伊立到一只方凳上，要从大衣厨顶拿一样物事。外公看伊跌跌冲冲的样子，外公讲，我帮侬拿好了。外公拿下来一包物事，打开外头的《申报》纸，露出里厢一只精致的白铜火锅。二房东讲，能勿能拿白铜火锅来抵5块洋钿的借款。外公犹豫了一下，回来寻外婆商量，外婆坚决反对。
5块，当时勿算小钞票。里革委给困难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补助，也只有3块。5块可能是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伙食费。5块钞票，可以买一条“飞马”加一条“劳动”香烟。白铜火锅在当时根本没啥用场，只是一堆废铜而已。
但是，外公还是答应了二房东的提议。二房东把铜火锅给外公前，还用一杆秤称了称火锅。伊讲，价钿是照当时废品回收站收废铜的价钿算的，不会让外公吃亏的。
外婆从外公手里接过铜火锅时，唉声叹气。白铜火锅拿回屋里后，外公用旧报纸包好，用细麻绳仔细捆扎，一直放在床底下。
二房东太太抵账的白铜火锅
过了五六年，那时二房东也已经过世。有一年准备吃年夜饭，外公去买来了缸碳，从床底下拿出了白铜火锅。这是阿拉屋里第一次用这只火锅，所有看到火锅的人，都惊叹做得太精致了。吃好年夜饭，火锅汏清爽以后，仍旧用报纸包好，摆到了床底下。
最后的光景
二房东的生活一步步陷入困境，虽然戒了五加皮，馋酒的辰光，伊还会叫我去造坊，拷5分铅角子的加饭酒或者女儿红解解馋。而且，伊特地换了一只白玻璃杯去拷。记得有一次，二房东觉得黄酒太淡，叫我拷过一次绿豆烧，喝了以后又觉得太冲了。
我成为二房东的小买办，与伊越来越热络了，去伊屋里好像进自己屋里一样，推开门就进去。二房东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到我上学那年，伊已经倒勿动汏浴水了。
住在老房子里的上海人，吃喝拉撒困汏都在一个房间里。夏天女人汏浴，是在房间里放一只木制汏浴盆，在盆里倒入汏浴水，然后小心谨慎地坐到盆里汏浴。如果住在楼上，必须十分小心，汏浴水一旦泼到地上，水就会沿地板缝隙朝下渗漏，楼下人家就要遭殃。所以，汏浴辰光，在汏浴盆旁，要准备好干拖把，干的破布头。讲老实话，坐在一只直径只有一米多点的汏浴盆里汏浴，勿让水溅出来，真是难事。如此局促的生活环境，逼迫上海人练就了处事细致谨慎的风格。
记得有一次，二房东过来寻外公，伊讲，伊已经拿水舀了铅桶里，但提勿动铅桶里的汏浴水，请外公过去帮忙。一般汏好浴，屋里男人力气大的，就直接端起浴盆，把水倒到铅桶里，出去倒脱。如果屋里男人不在，女人就用搪瓷脸盆，一点点舀到铅桶里，然后分几次去倒脱。力气再小的，就用毛巾把水吸干最后一点水，绞到铅桶里。
我刚上学没几天时，一天放学，我回到外婆屋里摆好书包，就跑到隔壁，推开二房东的门。人还没进去，就感觉房间里特别暗。抬头看见，二房东正坐在浴盆里。伊“啊”了一声，我赶紧退出来，拉上房门。
这好像是我最后一趟去二房东屋里。我上学后，再没辰光帮二房东去买物事了。
过了没多长日脚，那年冬天（大概1971年），一天放学回来，看到邻居们跑进跑出，乱糟糟的，听到有人低声讲，二房东走了。
两个穿黑衣裳的男人戴了黑帽子，戴了白口罩、白手套，手里拿了一只老大的黑布袋，跟在户籍警后面，从大楼梯上来，走进隔壁黑漆漆的过道里去了。那两个黑衣男人把瘦得皮包骨头的二房东，装到黑布袋里厢，轻轻提走了。
刹时的空白，一片寂静，有点恍惚，有点模糊。
二房东太太，没一个亲人，没一只花圈，没一声哭泣，没人戴黑纱，也没邻居晓得伊的姓名。只是听到户籍警对黑衣人讲，伊姓李。就这样，二房东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大杂院。
后来，二房东的房间分配给了一户姓陶的人家。陶家为了给插队落户的儿子回来时有个困觉的地方，在这个小房间里，搭了一个只可以当床，困一个人的小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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