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减负是个伪命题
卢绪海
2018年最后一天，教育部联合发改委、公安部等九部委发布《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为全国中小学生的寒假生活送上了一份“大礼”。
这个“减负三十条”号称是史上最严的“减负令”，不仅九部委联合发文，而且内容也做到了有的放矢。比如文件要求“坚持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基本原则，加强统一部署、统一行动，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各方责任，推进育人方式改革，发展素质教育，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和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比如文件从分班、课程进度、课程难度、作业量、作业难度、考试次数、考试难度、考试评价和竞赛活动等方面全面限制当前中小学存在的严重不平衡情况。
应该说，这个文件内容比较全面，在减负措施上也诚意十足，基本上抓住了造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沉重的关键问题。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个文件真的能为全国的中小学生减负吗？
答案恐怕是悲观的，原因很简单，中小学生减负喊了几十年，有关部门出台的减负文件也堆积如山———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有关部门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就多达十几道，加上附带在其他文件上的“减负令”，更有五六十道之多。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中小学生的负担是越减越重！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小学生减负史，减负问题堪称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就致信教育部长马叙伦，指示“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这意味着从那时起，学生因学业负担过重而影响健康发育的问题，就已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1年8月，政务院提出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时间、减轻学生课业学习等六项具体措施。1959年3月，教育部又颁布了《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严格规定每年教学时间、每周学习时间，减轻学生负担。
现在看来，新中国唯一没有学业压力的幸运一代应该是七零后。他们上学的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学校开设的课程少，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少，加上家长们基本不关注孩子们的学习，从而让他们没有学习压力。尽管这一代人学习生活的艰苦程度是当今孩子所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勤奋的程度并不亚于现在的孩子，还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
从八零后一代开始，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又一次被摆上了台面。有人用“三超五多”来形容学生负担过重的状况，即“超纲、超量、超时”和“资料多、考试多、竞赛多、补习多、作业多”。1990年3月国家教委提出“为减轻过重负担，严格控制考试次数”的要求，并于1994年11月发出《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的意见》，要求学校改变应试教育模式，严控课时，控制考试数量。
这一轮减负最大的成效是，中小学生在校时间明显压缩。但是，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随着校外培训机构雨后春笋般涌现，学生的学业负担开始从校内转移到了校外。为此，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并于2004年6月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2013年8月又出台了《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明确提出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校外文化课补习。
教育部这一系列的减负措施，真的让中小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2018年3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坦承，“减负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至于原因，他声称，“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本账，都知道总体上负担为什么没减下来，都知道自己孩子的负担是谁加上去的，每个家长心里清楚，每个老师心里清楚”。
教育部部长说这话显然是负责任且有根据的。那么，这个每个人“心里清楚”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如果让我来回答，答案就是，“在现阶段，中小学生减负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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