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丹教授
得到副校长苏瓦吉对汉语电视教学节目的支持，我很高兴。第二天我就约见该校外语学院的负责人汉丹教授，想跟她讨论实施细节。进了院长办公室，汉丹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说了半天，她不搭腔，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似乎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我暗自思忖，难道副校长没给她打电话？对于校领导的指示，她怎么如此漫不经意？这种事在中国大学不大可能发生。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问了我一句：“你说的苏瓦吉博士是谁？”我一听，很惊讶！一个院长怎么能不认识副校长？！我心中有些不悦，把副校长全名“恩德希·苏瓦吉”连名带姓，一字一句告诉她。她一听，瞪大了眼睛，突然笑着说：“哦，你说的是恩德希，对，他给我打过电话。我们都他叫恩德希，我不知道他姓苏瓦吉。”我一听，觉得不可思议。她这话说了谁都不信。
其实，我或许误解了汉丹教授，她说不知道副校长姓什么，有可能是真的。这源于土耳其人的文化历史习惯。因为土耳其人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在历史上只有名，没有姓。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国父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政府制定新宪法，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确立了国家的共和体制，还实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希望以此将土耳其社会从封建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内容包括：改革文化教育，建立世俗学校，传授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和思维方式；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改革社会生活习俗，人们既要有名还要有姓。凯末尔实行的改革已经过了将近一百年，可是人们相互称呼仍然只用名字，很少用姓。所以，即使是熟人和朋友，只知道对方的名，而不知道彼此的姓，这样的现象并不罕见。另一个原因，像汉丹教授这样的资深院长、教授，对上台不久的副校长直呼其名，在安纳多鲁大学不止她一个。虽说有上述原因，但第一次与汉丹教授谈话并不顺利，她听了我的项目计划，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既然恩德希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你就做吧。”
汉丹教授是出生在美国的土耳其人，全家人都在美国生活。她在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只身回到土耳其工作。她研究的领域是语音学，对语言发音要求苛刻。为了争取到她的支持，获得她的信任，第二次见面之前，我试拍了一段视频教学样本请她看。在教学中我采用了英语和汉语，还夹杂了几句土耳其语。她凝神看完了视频短片，一声未吭。过了一会儿，她抬头对我说：“你的土耳其语发音很好，你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能把土耳其语发准的外国人。”可是这件事一直拖延到第二学期也没有实质性进展。苏瓦吉副校长有点着急，他可能感受到了汉丹教授的态度。为了推动项目，他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来伊斯坦布尔一家国际书店的老总，还有学校电视台负责人，以及汉丹教授。会后，情况仍不见好转。后来，我才逐步了解到，我们在那里教中文，有人欢迎，有人有疑虑，有人反对。土耳其大部分人对中国不了解，有的因为中土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立场分歧，对中国有偏见，甚至认为汉语言教学有文化入侵之嫌。这可能是汉丹教授采取拖延策略的真正原因。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回国了，这个项目最终流产。五年之后，2016年6月，汉丹教授应邀来我校讲学。在此期间，我陪她逛街、请她吃饭，她跟我聊了很多。她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她亲眼看到了现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也为土耳其社会向宗教化逆转而忧心忡忡。不过，她已经卸任，不再是院长。她回国不久之后，土耳其发生政变，汉丹教授在我们微信朋友圈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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