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
《志愿者文化丛书·梁漱溟卷》钱理群编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钱理群
强调“中国老道理”
在访谈里,梁漱溟对自己如此定位:“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这表明:梁漱溟不是在学院里高谈的所谓“纯学者”,他的思想是要实行的,他是个行动者,而且是投入了自己全部生命的；他也不同于一般的实行者,他的实践是以自己的独立、独特思想为指导的,因而具有高度的自觉的理性。简言之,他是以读书、思考、研究、实践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的。研究者因此说,梁漱溟“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他“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对梁漱溟一生的思考与行事,冯友兰有一个概括:“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而在梁漱溟这里,这两方面又是统一的；人们评论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最有影响的人物”。正是后者,将梁漱溟与其他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动者,如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区分开来:他是更加自觉地以儒家思想为乡村运动的导向的,这构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
梁漱溟也就为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打上了自己个人的鲜明印记。从表面上看,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人,也都提出过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强调中西融合；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倾向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吸取,着眼于寻找传统与西学的联接点。梁漱溟强调的不是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契合之处,而恰恰是不同于西方的,但在他看来又是高于西方的儒家思想之本,即他说的“中国老道理”。
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而非坚持“主义”
据说梁漱溟人生有“四不料”,如“不料由厌恶哲学而在大学讲哲学,终被人视为哲学家”,“不料自幼未读四书五经而后来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等等；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不料自己几代人都生长在北京的都市,而成为从事乡下工作、倡导乡村建设的人。”而且如前所说,梁漱溟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学术上前途正未可限量。他这样突然改变自己的人生路向,究竟是为什么?其动因何在?我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讨论,正可以由此开始。
于是,我们注意到梁漱溟的如下宣示:“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我们的目的是“从乡村开端倪,渐渐地扩大开展成功为一个大的新的社会制度”,“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这表明,梁漱溟对乡村建设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不局限于乡村问题本身,而是着眼于“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是要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新文化”之路。因此,在他看来,把“社会重心从城市移植于乡村”,重新发现与觉悟乡村的意义,建设新农村,“在近代都市文明之外,辟造一种(新的)乡村文明”,乃是民族新自觉的开端与标志。而在这背后,更有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长远思考与展望。
这正是梁漱溟的特点:他所有的思考与实践,包括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中国问题?”而展开的；而且他的任务,更准确地说,他自认的使命,就是要给中国问题找出答案与解决之道。
“走欧美的路”与“走俄国人的路”都是梁漱溟在探寻中曾经“用过的心思”,因此,他对前人的选择是有一个理解的同情的,他绝不以后来者的“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来轻易否定与谴责先驱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不在于非要坚持某种“主义”。他说得很清楚:“当我们讨究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要完全放空洞,不存成见。凡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这说明,如果把梁漱溟看作一个拒绝学习西方(包括欧美与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东方主义者,并不符合梁漱溟的思想实际,至少是将其简单化了。
应该注意的是,梁漱溟提出“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的中西融合”之路,不仅是一种“民族自觉”“民族自救运动再出发”,还有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他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中西文化的沟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历史迫着我们往西变,同时也迫着西洋往东变。我往西变,他往东变,两方就沟通了,调和了”；二是“世界未来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因此,他又有“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早熟”之论。由于“中国文化实在传之太久”,就日见其偏,又“日以僵硬,当然弊端百出”,因此晚清以来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只见(其)短处不见长处”,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中国文化的老衰性,中国文化的幼稚病——实为我们的真缺欠”,逼其改革是必要的。梁漱溟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批判,并不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他同时又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化,是远要“成熟”的,甚至是代表了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的。
放弃北大教职,做一个指路人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步:梁漱溟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又是什么呢?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就无形的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他强调,“我们中国,偌大一个民族,有这么些人在一块儿生活,他总有他过日子的方法,总有他的规矩、制度、道理一套东西”,“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是变不得的”,但又必须“待老道理的粗处浅处需要改变处,通统破坏完了,然后才有转机,才能从真精神发出新芽,转出一个新局面来”。在梁漱溟看来,这样的老道理虽然近几十年在城市里遭到了较大破坏,但在乡村仍有保存；更重要的是,这些老道理本来就产生在中国传统的乡民社会里,乡村就自然成为其有形的载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选择:“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是‘乡村建设’。”由此我们也就懂得:梁漱溟提出要从乡村建设入手,来创造新社会制度、新文化,就是要通过乡村的组织与建设,使中国传统的“老道理”得以复兴。梁漱溟强调,这是“老根复活”,是“旧生命”的“新创造”,一种“再生”,而绝不是复古复旧。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个人人生上的自救之路。他曾经如此“言志”:“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信赖于他。”因此他放弃北大的教职,毅然到农村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为彷徨苦闷中的国人指出方向,并以行动获取信赖,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理想。梁漱溟一再申明,著书立说,当教授、学者,本非他所愿；他要做的,是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选自《志愿者文化丛书·梁漱溟卷》导读,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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