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中国开始技术输出 引进西方人才
【口述人简介】
尼古拉（来自意大利）
1982年出生。2017年加入苏州瑞派宁科技有限公司，定居中国。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曾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的未来直线对撞机部任研究员，在俄罗斯国立原子研究大学应用数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涉及硅光电倍增管的开发与应用、数学建模、数据分析、并行计算探测等领域。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230余篇。在国际物理领域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 Letters)以并列第一作者发表文章110余篇。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核科学与医学影像会议(IEEE NSS/MIC Conference)，是行业内的顶尖国际会议。2017年10月，我代表中国的数字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仪）团队在会上做了关于全数字PET在质子刀精准治疗中应用的报告，博得满堂彩，团队也获得了三个新人奖。作为一个蓝眼睛、金头发的意大利人，我代表中国的研究团队，为中国的科研成果“站台”，这令在场的人多少有些诧异。
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新中国人”。
我是Nicola，中文名尼古拉，1982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叫拉梅齐亚泰尔梅的小城，2008年在德国汉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俄罗斯国立原子研究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2014年加入苏州瑞派宁科技有限公司，定居中国。
想改变世界就来中国！
要说我和中国是怎样结下缘分的，这还得从2010年我在德国一次偶然的发现说起。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汉堡大学图书馆偶然翻阅到一篇由中国华中科技大学谢庆国团队写的论文，该团队研发出全球首台动物全数字PET，实现了亚毫米的高空间分辨率。作为“业内人士”，“首台”“第一”等这类头衔对我来说并不稀奇，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几个外行看来并不起眼的数字：该团队将仪器的晶体尺寸切到1.89ｍｍ，得到的分辨率是1.00ｍｍ。正是这几个小小的数字，令我感到无比震惊——要知道，就连全球PET产业巨头西门子的动物全数字PET，将晶体切到1.52ｍｍ之小，也只能得到1.42ｍｍ的空间分辨率。这样的技术突破，让我看到中国在数字PET技术领域无人能及的“领跑”地位。从此，我记住了东方的这个团队。
2013年初，我来到俄罗斯国立原子研究大学工作。我当时所在的团队从事新一代光电转换器件SiPM（硅光电倍增管）的相关研发工作。理论上SiPM的工业价值远超当时被广泛使用的光电倍增器件PMT，但由于技术瓶颈，二十多年来SiPM一直停留在实验室，没有真正应用到工业界。中国数字PET技术的成功，让我看到了将SiPM这种半导体光电倍增器件推向广泛应用的希望：全数字PET的技术构架，尤其是MVT（多电压阈值采样）的信号处理方法，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SiPM的技术优势。
因一项中俄国家合作项目，谢庆国教授与我所在团队的瓦列里教授有缘相识。此后，两个团队一直保持着联系。2013年夏天，应谢教授邀请，我和瓦列里教授一起到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数字PET实验室参观访问。令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谢教授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们什么时候来工作？”
“Shock！”（震惊）——要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情，非这个词莫属。
第一次来中国，本是抱着过来参观交流的心态，没想到谢教授“简单粗暴”地直接想拉我们“入伙”，这一定是在开玩笑。没想到，谢教授说，他是认真的。尽管我们当时没有立即答应谢教授的提议，但我们达成了另一个协议：每年进行３—５个月的合作研究。
随后的一年里，我们两个团队经常交流。我越来越被这个富有激情的中国团队所吸引，我们对科研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对事业富有激情，我们也总能在交流碰撞中获得灵感、擦出火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南方人，热情是我的标签。在我心目中，谢教授就有些像意大利南方人——热情又幽默，集中体现在爱开玩笑上。他经常在我们解决一个技术难题后说：“你们想躲在实验室里写一辈子论文，还是想改变世界？如果你们想改变世界就到中国来，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为中国人做出的贡献，就是为地球人做出的贡献。”在不知道他是第几次开这个玩笑的时候，我突然在电话里说：“我想加入你的团队，到中国去。”
一年后，瓦列里和我双双加入数字PET团队。后来谢教授经常以我为例对团队的小伙伴说， 开玩笑也是个技术活，开得好就真的可以把人“忽悠”过来！
“新四大发明”、数字PET，“中国创造”改变世界
刚到中国，就有小伙伴问我，你们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是不是人人骑自行车，没有抽水马桶，贫穷又落后啊？现在是不是很震惊？我没有被中国的情况震惊，却被这些问题震惊了——中国人对我们国际友人有着怎样的误解？
时代不一样了，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其实很容易在网络上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上海、北京是和罗马、柏林、纽约一样时尚、一样现代化的大都市；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印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在我曾经学习和工作的那几所世界一流学府也处处可以听到中国话、看到中国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手机上直接点个外卖，足不出户就可以享用各种美食，我不用再担心自己一个人没时间买菜做饭，只需担心身材会不会走样；我几乎不带钱包，因为有了支付宝，不需要带现金出门；我用手机刷个二维码，就可以骑自行车到处遛弯儿；高铁更是将生活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的距离大大拉近。我经常跟意大利的家人开玩笑说，每次回家，都感觉回到了“原始社会”，不带现金出不了门。
其实在我看来，“新四大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数字PET却是能拯救人类生命的健康利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数字PET比“新四大发明”更牛！PET是“精准医学”的重要设备，与CT（计算机层析成像仪）、磁共振成像仪一并称为医院“三件套”，是肿瘤等重大疾病早期诊断的利器。尽管PET跟CT、磁共振成像技术同时出现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但PET的普及程度却远远不如后两者，根本原因就是超高速闪烁脉冲信号采样的技术瓶颈。中国的数字PET创新性地以MVP实现了PET超高速闪烁脉冲的精确数字化，取消了模拟电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突破了困扰PET四十多年的技术瓶颈，将使PET成为跟CT、磁共振成像仪一样普及的仪器，造福人类健康。
意大利有一句谚语：Al bisogno si conosce l”amico（需要是创造的源泉。）战胜癌症等传统意义上的绝症，是全人类的需要。意大利的地中海神经研究所是欧洲最大的脑疾病研究中心之一，我们觉得这个研究所非常大，有1135张病床，每年有上万病例。可是到了中国，我才发现，仅仅是苏州，就有８个三甲医院，每个医院都有神经科室，每年的病例量更是有数十万。我开始重新回味谢教授总挂在嘴边的那句“玩笑”：“世界上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大多在中国，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是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为中国人做出的贡献，就是为地球人做出的贡献。”患癌者数量的增长、巨大的老龄化压力、庞大的医疗开支，使中国对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和新药开发都有着巨大的需求，而PET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干实事——痛快！
在看到我所投身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我更深切体会到在中国做实事的“痛快”。“痛快”——我最近才在中国学到的词，这个词比“快乐”“满足”这些词更能表达我在中国干事业的感受。因为，我跟一帮非常有实干精神的中国人共事。这特别体现在政府的办事风格上。在欧洲，政府并不会将关于科研创新的问题摆上优先解决议程，但在中国政府眼中，科技创新永远是排在优先位置的，任何一个有关科技创新的问题，都能得到优先高效的解决。
在中国，“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等口号天天可以在电视里听到。2017年10月18日，我们收看了中共十九大开幕式，十九大报告中“科技”出现了17次，成为高频词之一。中国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可以说，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欧洲。
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2017年中国研发费用支出总额达到1.76万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研发投入中政府投入占比较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科技相关部门是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风险投资者”。它们不断发掘好的想法，支持科技工作者开展研究，开发好的技术。这当中，中央政府挑起了科技研发的大梁，地方政府举起了科研成果转化的彩旗。校企合作、大学老师创业等都是政府鼓励提倡的。还是以我熟悉的苏州为例，这里创业环境非常友好，政府每年举行招商对接会，帮助好的技术落户，提供从招聘到财税到知识产权的一系列培训，让搞技术的人也能够快速地了解企业经营管理。
中国，谢谢你成就了我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更有干劲，更加全情地投入我的事业中。
从2015年到2017年，我们团队相继研发出基于SiPM的数字PET探测器，完成高灵敏度的全数字SiPM的研制及应用研究，解决了目前SiPM的技术瓶颈问题，从根源上扫除限制弱光探测领域发展的障碍，推动了弱光探测产业及相关行业的跨越式发展。2016年，我入选“千人计划”青年人才，中国为我们这些青年科学工作者提供了越来越优厚的科研条件，使我们能够潜心开展科研工作。
鉴于我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的一系列成绩，2016年12月，意大利政府授予了我“莫里塞大区大使”称号（大区相当于中国的省），这个称号是意大利的地区最高荣誉，由意大利总统亲自颁给生活在国外的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和企业家，每年最多授予４人，称号终身有效。事实上，提名和选举的过程非常漫长复杂，我一开始根本没想到国家会在那么多优秀的人中选上我。我想，正是因为有幸参与中国数字PET的研发，我的科研梦想才能得以实现，这也让我最终获得了来自家乡的最高荣誉。
新的一年，我还将着重研究数字PET在质子刀精准治疗中的应用。去年在台湾长庚医院的实验中，我和团队利用数字PET首次监测到了质子束打到人体组织上产生的氧15，这意味着质子刀在线监测难题有望就此破解，或将极大地改善质子刀对癌症的治疗效果。数字PET质子刀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之一，其研究和应用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健康工程，能投入这个充满挑战又意义重大的项目中，我无比兴奋。
另一件让我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是，2017年10月，我的努力促成了数字PET莫里塞研究中心的诞生，该研究中心由苏州瑞派宁科技有限公司和地中海神经研究所联合创办，是意大利境内首个由中国机构设置的海外研究中心。在第一期建设阶段，意大利政府给予人员、场地和启动经费的支持。此次和瑞派宁一起创办数字PET实验室，旨在利用瑞派宁前沿的数字PET技术和产品，结合地中海神经研究所丰富的临床资源，共同开展脑科学、脑疾病和类脑的研究，在３—５年内建成脑疾病基础研究、新药研制和临床诊疗新方法研发的中心。令我备感兴奋的是，2018年1月15日，数字PET莫里塞研究中心即将迎来第一个优秀的意大利博士生埃马努艾莱，这也标志着该中心正式开始运行。同为莫里塞人，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中心并肩战斗，共同开垦更多未知的科学处女地，反哺家乡，回馈社会。
令我感触特别深的是，以前在我的印象里面，中国跟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合作模式，大都是西方投入技术，吸引中国的人才加盟，而如今在数字PET团队，则是由中方输出技术，引进西方的人才。2017年4月，瑞派宁动物数字PET在芬兰国家PET中心装机使用；2018年6月，这款设备还将在意大利的地中海神经研究所装机使用。当我在武汉的一家医院看到一张1914年引进、由意大利制造的Ｘ光机的照片时，我不得不感叹，虽然没有出生在意大利最意气风发的时代，却有幸遇到了飞速发展的中国。
如今，随着全球数字PET装备研发和应用高峰在中国形成，我更加坚信，越来越多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将和我们一起投身到中国的数字PET研发中来，投身到中国的科技创新浪潮中来。
就像谢教授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将数字PET技术应用到造福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中。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要是关乎民生福祉的技术发明，中国人都有这个格局和胆略与全人类分享。”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一种自信——既谦虚吸纳国外的人才，又敢于分享自己的成果。在中国的这几年，我发现像数字PET这样的领跑技术也如同雨后春笋越来越多。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在科技、文化、制度等各方面都越来越自信，正是这样的“中国自信”，给了我们这些外国科学家在这里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的信心和力量！
这样的信念也令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携妻带女举家搬迁到中国定居，当“新中国人”。2017年5月，我的太太丹妮拉（Daniela）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到中国工作。我四岁的大女儿和即将出生的小女儿都将到中国生活、学习，中文将成为她们的母语，我还在说服我刚刚退休的岳母到中国来帮我带孩子。当然，作为一个“新中国人”，我也有一些小烦恼。比如，由于国籍限制，我没有办法申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此外，申请一些国家科研项目时，需要用中文答辩，而最让我“自卑”的就是我的语言能力：在中国生活四年了，我还是听不懂、不会说中文；我的意大利英语也经常让大家听得一脸蒙圈样儿；受语言限制，我的一些提议也曾被“当场枪毙”……
尽管在成为一个“新中国人”的路上，还有诸多挑战，但我无所畏惧、满心期待。
我愿做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丝绸之路就将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意大利连接了起来，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沙漠中艰难穿行，往返于长安和罗马；两千多年后，有了飞机，有了网络，地球成了一个村，北京到罗马只需要11个小时，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想要通话只需要按下拨号键。
今天，中国已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也引领了丝绸之路的复兴，这条路不仅是一条通道，也是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形成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的象征。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眼中的“一带一路”更是一条智力交汇之路、创新融合之路。我愿意做新时代的马可·波罗，做东西方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用我毕生心血，投入数字PET的研究中，投入战胜癌症、对抗死亡的人类健康事业中。
（原题：我是一名“新中国人”，本文出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我的四十年”丛书之《亲历中国四十年》，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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