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君主国的恐惧幻影：拿破仑和他的百日王朝
战争结束时经常发生的是失败的一方割让土地给战胜方，并支付各种形式的赔偿。联姻是常用的解决方案，这样失败的统治者就很难去复仇。推翻一个战败的君主并不是惯用手段——他顶多被逼退位给一个侵略性较小或能力较差的继任者——拿破仑在1814年提出的就是这样的方法。不过拿破仑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君主。英国人甚至都不承认他的皇帝身份。尽管他由教皇加冕，迎娶了奥地利皇帝的女儿，其他国家也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他，承认了他的君主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血统问题。一些人认为拿破仑声名狼藉，一些人把他当作革命的化身。他们称拿破仑是“篡位者”“怪兽”和“食人魔”。英国首相斯宾塞·珀西瓦尔把拿破仑比作《启示录》里的女人，是“老鸨，是让人极端憎恶的人”，是以野兽为坐骑，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灾难的人。如果要消灭革命遗产，驱除革命鬼怪，那就必须得把拿破仑赶走。
2014年8月31日，湖北武汉湖北省博物馆，在《飞越欧洲的雄鹰——拿破仑文物特展》展出的路易十八半身塑像。东方IC 资料图
复辟的路易十八
当沙皇亚历山大于1814年现身巴黎，将形势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就如何处置拿破仑达成一致意见。亚历山大错误地以骑士精神和拿破仑在枫丹白露签订条约，将地中海里的厄尔巴岛给后者统治，并且要求法国未来的统治者要向其提供丰厚的津贴。谁将要取代拿破仑的问题以同样草率的方式解决了，解决的方法主要来源于法国政治家（拿破仑时期的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的提议。塔列朗坚持，不管是谁来取代，他必须不同于篡位者拿破仑，且得彻底接受法律的制约。继任者当权还应该象征由大革命开启的时代的终结。塔列朗向战胜国的君主和大臣进行游说，使他们相信唯一可以满足要求的候选人就是旧秩序最后一位国王，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斯坦尼斯瓦夫·沙维尔。
如此恢复旧秩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1789年到1814年法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轻易被清出历史。塔列朗自己就参与了早期阶段的大革命，之后又成为拿破仑帝国的支柱。法国和法国社会在这25年里已经完全变了样，但是要承认大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联盟恰如其时地以《大宪章》的形式将宪法强加给了新国王。立法机构将是两院制议会，上议院议员由国王提名，下议院由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人选举产生：这是英国宪政模式的更自由化、更理性化的版本。尽管它没有得到热烈的反响，但波旁王朝的复辟没有碰到什么麻烦：被二十年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多数法国民众对政治已经相当冷漠——大多数人已不记得共和国是什么模样，更别说旧秩序了，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去反对它。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新国王焦虑了。
路易十八出生于1755年，是路易十六的弟弟，他小时候被精心呵护，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没有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雄心。他有很强的宗教意识，为人勤勉认真，他或站或坐在一旁，把精力投入到研究自己喜欢的经典著作之上。由于贪婪美食，加上讨厌锻炼，他变得大腹便便。他和有抵触情绪的萨伏伊公主结了婚，尽管他竭尽所能，但仍然没有子嗣，后来和一个女仆有了暧昧的关系。大革命爆发时，他一直站在国王的一边，直到1791年6月从法国逃到了科布伦茨。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在那里和一大批流亡贵族组建了一支军队，试图打回法国，恢复旧制。这一希望破灭后，他开始流亡，先到了维罗纳，然后是布伦瑞克、米陶（叶尔加瓦）、华沙，最后来到白金汉郡的哈特维尔屋，依靠其他人和后来英国摄政王并不慷慨的帮助，他徒劳地维持着皇家礼仪，穿戴皇家服饰。
路易国王尽管很胖，但他面貌很好，被很多人认为十分帅气。他神态慈祥，仪表端庄，展现出十足的帝王威严。他很聪明，知道必须与时代妥协，但他和他的人民缺乏接触。他所采纳的服饰结合了18世纪宫廷服装与19世纪军队制服的特点，本意是要实现两个时代的融合，却显得不伦不类。靴子太重就无法登上马鞍，痛风严重也无法穿皮靴，国王发明了丝绒材质的高筒靴，和他经常佩带的剑一起，成为他坚守皇族军事传统的象征，但与拿破仑时代帅气的制服相比，它们非常难看。
新国王取名为路易十八，以示对路易十六的儿子的敬意，后者从其父王的灾祸中幸免于难，并在名义上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七，他于1795年死于革命监狱之中。因为坚信正统原则，新国王认为侄子死去的那一刻，自己理所当然就是法国国王。他于1814年5月3日返回法国，发表登基十九周年的官方宣言，这相当于否定了1795年以来的所有事情。他使尽浑身解数以摆脱联盟强加给他的宪法，他坚持以君主的身份“准许”《宪章》落地。这是对“主权在民”理念的侮辱，而这一理念已经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基石。更值得一提的是，既然是国王准予《宪章》实施，那他也可以随时撤销授权。为阻止任何人对他的质疑，路易十八在官方文件和宣誓效忠的誓言中重建了君权神授的概念。
国王所原谅的东西无法在大量回归的流亡贵族那里被宽恕。出于意识形态信念、对王室的忠诚和对失去生命的担忧，大多数流亡贵族在大革命早期阶段即离开了法国。有些人与在科布伦茨的亲王结盟，之后许多又为其他君主服务，其中很多来到了俄国。其他人则隐忍了过去。随着大革命变成拿破仑帝国，不少流亡者返回法国，为新的统治者服务。而那些始终鄙视拿破仑掌权的人于1814年返回法国，他们对法国在过去1/4世纪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怨恨和冷漠。
革命政权已经没收了流亡者的财产，并将之变卖为国家资产以提高国帑，但归来的流亡者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同样被剥夺的教会也坚持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神父拒绝给占据教会财产的人提供圣餐。这在相对平静的乡村地区激起了强烈的情绪，那里的人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但财产权却是重中之重。
旧政权的反攻倒算
在得到大部分组织了圣母公会和信仰骑士等团体的贵族的支持后，教会开始尝试恢复其在精神生活中的优先地位。教会安排传教团重新夺回法国的灵魂，在军队中举行大规模洗礼仪式，组织极具挑衅意味的纪念活动，安抚在大革命中牺牲的“烈士”，驱散大革命的罪孽，活动地点经常是曾经种植了自由之树的交叉口或者曾经架过断头台的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寻找政府官员身上的革命痕迹，并大加抨击，结果使这些官员丢失职务，被驱逐出境。很多曾经为革命政府、督政府、执政府和帝国政府服务的人往往在没有指控的前提下，就受到惩罚，从而无法继续自己的事业。
毫不奇怪，军队受到的影响最大。拿破仑的帝国卫兵遭遣散，由皇家卫队取代，其军官全是贵族，他们大多是没有或只有一点从军经验的流亡人士。和他自己的衣服一样，国王为皇家卫队设计的制服也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军事人员在数量上遭到削减，编制外军官的薪资减半。杰出的将军被流亡人士取代，这些在1789年是中尉的人后来就再没拿起武器。曾经插遍欧陆的三色旗遭禁止，取而代之的是旺代保皇派叛乱分子的白色旗帜。他们还改变了制服颜色，遣散了兵团，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失去了身份，他们的战斗荣誉也一并失去了。作为终极的侮辱，备受鄙视的杜邦将军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他曾于1808年在拜伦向西班牙投降。参加过拿破仑战事的老兵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要么仍保留军衔，要么被革职，要么薪酬减半——所谓的半薪制度。他们在酒馆、咖啡馆和卫兵室表达对新政权的不满，并提到要求恢复他们挚爱的将军的职务。
拿破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应该以厄尔巴岛主权者的身份度过余遥远的地方，因为他们害怕拿破仑的自由身份，会成为一块磁石，加剧人们对复辟的波旁王室的不满和反对。他也知道很多人在策划针对他的刺杀行动。有一些证据表明，波旁政权不仅参与了类似的刺杀图谋，还试图用扣留津贴的方法刺激他采取行动，逼迫联盟与他做个最后了断。
因此，路易十八在1815年3月初——他即位不到一年时间——得到拿破仑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的消息时，并没有感到十分吃惊。他命令由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统领的当地军队封锁通往巴黎的道路，然后派遣拿破仑的奈伊元帅带领大军阻击并俘获昔日的主人。他召集外国大使来到杜伊勒里宫，让他们告知本国宫廷，说他“并不对这件事情有所担忧”。“我希望这不会扰乱欧洲和我自己国家的平静”，他补充道。路易十八同样自信地向众议院和贵族院宣布他要死守巴黎，不会放弃它。
《拿破仑一世身着加冕服装的肖像》，弗朗索瓦·杰拉德，251x176cm ，布面油画，1810年
拿破仑归来
拿破仑在区区1000多人的陪伴之下，于3月1日在翁湾登陆。为了躲开热情的当地群众，他不得不绕过戛纳和格拉斯。在行进开始的几天，他遭遇的不过是一些郁闷不乐的本地人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但随着他们往北前进，氛围逐渐发生了变化。3月7日，派来阻挡拿破仑的一个步兵团向拿破仑倒戈。当晚，他成功进入了格勒诺布尔。3月10日，拿破仑现身于里昂，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而驻扎于此的阿图瓦早已逃之夭夭。路易十八派出的阻击军队根本靠不住，甚至他们的指挥官也游移不定。一些仍效忠于国王的人逃回巴黎，其他人则干脆倒向拿破仑一边。在阿瓦隆，吉拉德将军率领两个团归顺拿破仑；在欧塞尔的奈伊元帅曾向路易十八吹嘘要把他以前的主人关进笼子，带回巴黎，却选择支持拿破仑，并交出了自己的部队。3月20日凌晨，随着拿破仑的快速迫近，路易十八悄悄地离开了杜伊勒里宫。在逐渐被大部分皇家卫队抛弃之后，他逃离了这个国家。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拿破仑被他的将军和以前的部长高举在肩上，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踏上宫殿的主楼梯。不过拿破仑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可以让我进来，也可以像对其他人那样，把我赶出去”，他对他的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莫利安议论道。1815年3月的事件显然带有偶然性，但它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接下来的“百日王朝”很快就搅动了欧洲的平静，并给路易十八带来麻烦。这个插曲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的内部局势，对整个大陆也将产生连锁反应。
1814年的时候，战败的拿破仑无力再召集更多忠诚于他的士兵，而这其中大部分人又都疲惫不堪。剩下的人口则把他视为独裁者，将他和压迫、苛捐杂税、徭役与腐化的生活作风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眼里，拿破仑和路易十八半斤八两，而后者至少还带来了和平，将人们从兵役之中解脱了出来。
不像波旁王室那样，拿破仑吸取了教训，这个于3月1日在翁湾登陆的男人不再是1814年的帝国君主。在动身前往巴黎之前，拿破仑于里昂做短暂停留，他针对教士和贵族，发表了布告和极具煽动性的宣言，威胁要将他们挂到路灯杆子上。到达巴黎时，拿破仑模仿1790年7月14日为纪念巴士底狱陷落一周年日举办的联盟节，组织了盛大的国家联盟庆典，想以此调动大众的激情。他竭尽所能地恢复1792年的精神，当时整个国家在《马赛曲》的召唤下投入反抗入侵联军的斗争之中。拿破仑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波旁王朝，激进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希望，过去几十年里形形色色的政治议题又浮现水面。
拿破仑成功地唤醒以前的革命分子，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保卫共同的事业。在图卢兹，马克-纪尧姆·瓦迪耶以前是雅各宾党人，还是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作为狂热的弑君者，他于18 世纪90 年代退出厌恶的政治生活，现在他又上前率领他的队伍欢迎拿破仑的回归。在阿维农，另一个激进雅各宾党人、罗伯斯庇尔的党徒阿格力科尔·莫雷亚也立即采取行动，他认为拿破仑回归是拯救大革命遗产的唯一希望。拿破仑任命备受尊敬的自由派人士邦雅曼·贡斯当起草一部新宪法，以平抚众多反对者和批评人士。他废除了审查制度。为迎合英国的公众舆论，他还宣布奴隶贸易非法。尽管拿破仑表现出缓和姿态，但是英国和其他列强都没有被打动，他们的代表仍留驻在维也纳会议，对欧洲新秩序做最后的安排。
拿破仑登陆法国的消息使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法国代表塔列朗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拿破仑抵达巴黎，恢复王位，接受所有限制法国及其盟友的条约，那他们将没有合法理由对拿破仑宣战。这将使路易十八和塔列朗本人受到冷落。为了防止出现以上情形，塔列朗劝说维也纳会议的各列强代表，由他事先起草声明，表示拿破仑返回法国，就是把他自己置于“法律管辖之外”，甚至是“人类之外”；拿破仑是危险的犯罪分子，是人类的公敌。同时那些追随拿破仑的人同样也违反了法律。“这个声明的确是有史以来针对个人的最严苛措施”，塔列朗心满意足地评论道。
声明的意义不局限于此。它在欧洲的外交和政治史上开创了一个先例：由一群列强发出政治驱逐令，针对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他所代表的和所有支持他的人。它制造所谓正义力量对抗邪恶力量的图景，这场斗争将使全欧洲都卷入进来，因为各国政府都支持《维也纳条约》，好像它就是《圣经》，人们要为人类之进步而斗争。它首先在法国社会中划出了一条战线，使得这个国家变得难以治理。百日王朝则以其他的方式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景观。
奈伊元帅像
被百日王朝撕裂的法兰西
拿破仑退位的那几年很不光彩地记录了法国大部分民众的疲惫心态。当时的资料压倒性地显示，由于厌战和沮丧，人们对拿破仑退位持冷漠态度，甚至特别敌视他本人。然而，当拿破仑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夺回法国，加上紧接着的标志性战役和滑铁卢溃败，他成了一代传奇。滑铁卢很快就成为一个标志——象征着英雄主义、伟大和悲剧，更重要的在于，它结合了自豪和哀伤，和一段被波旁国王和其政权本身侮辱和亵渎的神圣记忆。
对于其他人来说，拿破仑的回归有力地证明革命力量仍然在恣意生长，而那些支持他的人必须被根除。联军获胜的新闻一传到马赛，一伙暴徒就对帝国卫队退休的马木路克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进行屠杀。布吕内元帅和拉梅尔将军分别在阿维农和图卢兹被残忍谋杀。白色恐怖席卷了这个国家，人们肆意逮捕、搜查民宅、劫掠财产、展开突袭，有时还有谋杀。国家财产的所有者被骚扰，他们被迫交出血汗钱以摆脱狂热保皇分子的折磨。在尼姆，本地清教徒成为主要目标，大革命曾让他们虚弱的实力有所提高，拿破仑也捍卫过他们的权利。全法国的高级军官和行政官员都被逮捕，受到指控，一些人被法律模棱两可地处死。
在巴黎，事情的血腥程度有所缓和，但那些在痛苦中逃离的人抱着复仇心态又回来，叫嚣要处死拿破仑以及他的数十个元帅和官员。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加入这次要命的喧扰，用马尔蒙元帅的话来说，“冷酷无情在当时是最时尚的东西。”马尔蒙自言自语说他应该被枪毙，尽管他一直保持着对国王的忠诚。
相比之下，路易十八意在和解。据说他希望奈伊能逃到国外，当得知奈伊被捕时，他十分沮丧。奈伊元帅由贵族院组成的特别法庭审理，但其中最有声望的成员拒绝对这个公认的国民英雄做出裁决。那些继续做出裁决的人把审判变成了对正义的嘲讽，结果加深了撕裂法国社会的裂痕。爵位最高的贵族成员坚持替换掉监狱守卫，自己穿上制服在审判和行刑期间守护奈伊，奈伊在很多其他人那里成了殉道者。
拿破仑的邮政局长拉瓦莱特也被判处死刑。等待行刑的期间，国王的随从拼尽全力阻止他的妻子发起申诉请愿。马尔蒙元帅暗地里把他的妻子带到他的住所，告诉她他无能为力，拒绝了她的请愿。“国王万岁！”他的随从呼喊道；马尔蒙记录说，这残忍的声音“散发着同类相食的味道”。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考虑到拉瓦莱特绝对称不上年轻，加上他还有一个更加水嫩的情妇），拉瓦莱特的妻子谋划了一起行动，让丈夫穿上她的衣服逃出监狱，而由自己代为受刑。在朋友和英国将军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帮助下，拉瓦莱特之后逃到了英国。
路易十八宣布大赦，但这并没有阻止政治迫害的脚步，很多人要么被放逐，要么被迫定居国外。军队继续被裁减，为防止出现不稳定因素，还遭到仔细调查，大量裁员、丑闻、流放以及数以千计的监禁事件由此发生。任何在拿破仑的立法机构供职过的人被自动排除在公共职位之外。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政治激情都被煽动了起来。被羞辱的军队想着复仇；波拿巴主义者希望接回拿破仑和他的儿子；1789年的革命分子要限制王权；其他人梦想恢复1792年的共和国；雅各宾主义者惦念着极端手段；重返家园的流亡者则试图恢复旧制度。一些保皇分子认为路易十八乏善可陈，如俗话所说，他已经忘了以前的东西，也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他们认为路易十八应该让位于奥尔良公爵，后者是上层阶级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曾于1792年在革命的三色旗之下战斗过，之后作为雅各宾党人，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更多的反动势力则拥护由西班牙波旁一系的亲王取代路易十八，这个亲王的中世纪思维方式很契合他们的胃口。另一个候选人是荷兰新国王的儿子奥兰治亲王，他的背后是那些在比利时受蛊惑的法国革命派流亡者，他们很自信能够成功地把比利时并入到法国。
如果说滑铁卢战役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镇压军队的实力，并提醒人们挑战它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拿破仑攫取权力的惊人故事则表明，只要有意志，没什么是不可能的。明智的人注意到前者，并屈服于现实；热血的人则被后者激励，他们甘愿相信任何“政变”都有可能成功。这意味着没有所谓的严肃革命分子会考虑行动的可行性，梦想家和冒险者都做好了一试身手的准备。如果暂且不论组织良好的阴谋活动，零星的反抗运动也从未停止，在巴黎尤其如此。
这座城市居住着大量手工劳动者，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上，或连贫困线都达不到，这是由早期工业化造成的，大量的乡村人口和军队复员人员涌入城市。1800年和1817年之间，巴黎的人口密度增长了30.8%。一个新的变化因素来自拿破仑建立的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在浪漫主义运动的熏陶下，接受了个体主义精神和人道精神，对一切权威持反叛态度。巴黎还吸引了不安分的灵魂，包括一大批英国自由主义人士，其中最有名的是拜伦的朋友金奈尔德和浮夸的骑兵将军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后者在殖民地、意大利半岛、俄国和德意志打拼出了声望，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表达着骑士的情绪。他们被俄国大使称作“英国的雅各宾分子”和“英国的革命者”，根据大使所言，他们正在践行“在各地煽动内战”的“使命”。法国首相则称他们是“骚动的团伙，试图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煽动革命的火种”。
本文摘录自《幻影恐惧——政治妄想与现代国家的创建，1789-1848》，[英]亚当·查莫斯基(Adam Zamoyski) 著，袁野 译，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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