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里，徐志摩的痕迹
◎谢泳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他的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传。而《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一些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当时文学的评价后叙述道：“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对当时的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于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钱锺书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摘自《钱锺书交游考》，谢泳／著，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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