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歌妓
白居易□徐敏
唐代是历史上一个富于激情的时代。当时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开放，外族音乐也不断涌入，因此，唐代歌楼妓馆林立，饮宴赏歌成风，娱乐性的歌舞消费空前繁荣。基于这种社会背景，唐代产生了一大批乐工歌妓，有的供职于宫廷、官府、军营，有的活跃在私人家庭或者市井妓馆。他们的职业就是在各种场合演唱诗歌。
文人风流而浪漫，留下了许多与乐工歌妓倾情交往的佳话。在交往过程中，文人们少不了要为乐工歌妓写一些赠诗，如刘禹锡的《赠李司空妓》，杜牧的《赠沈学士张歌人》，李商隐的《赠歌妓二首》，郑谷的《席上贻歌者》等。为了方便和歌妓交往，还有许多文人在家中蓄养歌妓，歌妓也往往是文人作品的第一个阅读者。
在当时社会，歌妓的存在是合法的，文人家中蓄妓也是合法的。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曾经在洛阳建过一座豪华园林，家中蓄养着菱角、谷儿、红绡、紫绢、樊素、小蛮等歌妓。她们成天侍奉在白居易身边，经常预览和演唱其新作。白居易在《残酌晚餐》中就写道：“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诗”。其《醉吟先生传》云：“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白居易还有《山游示小妓》一诗，题目中明确说是写给歌妓看的。
在白居易家养的这些歌妓中，最出名的要数樊素和小蛮。据说，白居易曾经写过“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诗句。不过到了晚年，白居易因开始专心于佛教和老庄之学，打算遣散家中的歌妓。此时，已经在诗人身边陪伴了十年的樊素不过二十多岁。白居易的老朋友刘禹锡在《寄赠小樊》中写道：“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终须买取名春草，处处将行步步随。”樊素十三四岁就来到白居易身边，此时并不愿离去。几经辗转，樊素最后还是离开，当然，白居易还是多情地写了《别柳枝》：“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在当时的社会中，歌妓身份低微，但在白居易创作的大量以歌妓为题材的诗歌中，没有把歌妓仅当以娱视听的玩物，也没有因为身份而歧视她们。比如《和刘郎中伤鄂姬》及《和杨师皋伤小姬英英》二诗写出了对鄂姬、英英两名歌妓逝去的悲切之情。怀念爱妾桃叶的《结之》诗：“欢爱今何在，悲啼亦是空。同为一夜梦，共过十年中。”写得也是情真意切，令人嗟叹不已。这几首诗均是把歌妓当作有血有肉、值得缅怀的对象来描写的。另外，在其名作《琵琶行》一诗中，诗人浑不觉歌妓的卑贱，直接将她与自己作对比，生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
在公共场合表演的歌妓，也喜欢选择白居易的作品进行演唱。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中就说：“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除了白居易之外，王维、李白、李益、元稹等人的诗歌常常被乐工歌妓选取传唱。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对于流行歌曲的感情。这种做法对于乐工歌妓来说比较实惠，既不需要自己费心去挑选，又能借“名人”抬高自己的身份，如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有人来聘歌妓，一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另外，乐工歌妓为了应付职业竞争，经常要唱“新声”、“新词”来吸引听众。这就迫使他们不断地向文人索求新作。
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会欣然应允，比如《卢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就是一名歌妓直接索歌，白居易现场创作而成。
在一些诗歌中，白居易不乏对歌妓的尊重和同情，但其家中的歌妓，确实有不少三五年即被遣散，另换一批蓄养。在学术界，白居易晚年蓄养歌妓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认为，白居易前期积极为女性代言，年老之后则变成“偎红倚翠的色老头”，并且在其现存的两千多首诗歌中，“忆妓多于忆民”。
在此问题上，学者钟叔河的论断是，“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自有不伟大的一面”。
人无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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