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条陈》矛头直指慈禧及权臣
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光第三年守孝期满。是月二十八日，他带着家人踏上返京为官之路。到刑部履任后，光第在给自流井刘举臣父子的信中袒露自己的入仕态度：“惟现在时局方艰，国家多故，不患不做大官，但惧官愈大时，愈觉负疚耳。”“做官先办得勤字，然后讲慎字，清字是做官本等，不待言。”“时会如有可乘，尚欲为国家极力振作一番。”在今天看来，很难相信一个小小的“刑部候补主事”竟然有如此高的政治自觉。但可以确定的是，初入仕途的光第胸怀大志，对人生充满美好期待，甚至略带豪情满怀，展现了一个崇尚“修齐治平”的士大夫形象，似乎一条光明而充满梦想的道路正在他眼前铺开。这一年，光第29岁。
揭露朝弊鞭挞权奸
只是，与五年前第一次入京的情况相比，时局似乎更糟糕一些，光第的万丈豪情很快被现实浇灭。他在信中谈道：“京中大致萧条，人心渐维系不住，大非好消息，第时切忧思！但如大厦然，已经风销雨蚀，木坏虫生……此等家屋，尚能望其长久耶？”“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今日所说，明日又翻；今年所定，明年又变。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甚有因认真而撤去差使者，因直言而革去官职者。”“前缅甸为英人所吞，今安南用兵数年，费财损兵，仍与法人讲和，而以其地付之，后来不知作何了局也。”面对朝政腐朽、官场腐败和外侮频生，光第心中愤恨难平，心情无比糟糕。经过一番挣扎调整，他决心要有所作为。认为要解决当前问题，“古人之志事尤当取法”。那段时间，宋代的李纲、明代的孙承宗及清代中兴名臣胡林翼都成为光第学习的榜样，《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及“古人近人政书”等古籍都成为他阅览的经典。
可这种与书为伴的日子没过多长时间，甲午战争的炮火再次将光第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短暂静谧中拉回现实。光绪二十年（1894）夏天，中日战火大开，眼看平壤沦陷、东三省及山东半岛被占领、洋务运动的心血之作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号称天朝的大清帝国昔日屡败西方列强，如今竟然又被东洋小国如此欺侮，“守分待时”的光第又一次受到深深刺激。他不再“藏于自己”，而是勇敢走上前台揭露朝弊、鞭挞权奸。“海军武备尽用贪懦之人，所费巨款尽以报效颐和园及阉宦、军机。”“权奸阉宦，俱是深结太后，以致大势不可为。”光第深深感到，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华民族，再不变法图强，“神州陆沉”只是时间问题。
甲午风云铁骨尽显
此时的光第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把甲午惨败的矛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及其权臣。这种勇者无畏的选择，在当时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过后，光第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他决定冒不测之险，直接向光绪帝书陈自己的变革思想，这就是石破天惊的《甲午条陈》。
《甲午条陈》中，光第提出的四条建言：
一是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请慈禧太后“颐养天和，宁神谧志”；
二是请皇上对“吏治不修，军政大坏”等过失“下诏罪己，团结人心”；
三是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要求对李鸿章等十人给以处置或罢归；
四是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要求开设“算学、制器、测量、管驾诸务”“多聘外国教师，分门传习”“兼募洋将训练，添设武备学堂”，要把东三省作为“根本之地，宜添设督抚，开办铁路，屯田诸政，移民垦土，转饷治兵”。
光第还在前言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日、俄两国对中国的威胁，“今倭已形猖獗，恐俄亦隐然思逞”，请皇上“勃然发愤，内断于心，披览史册，鉴古今之成败，周知海内，酌中外之利害。然后为开创之规模，为继述之事业”。全文洋洋洒洒近三千字，充分揭露慈禧太后及其权臣是朝政腐败、国家衰弱的根源，展现他“师夷制夷”的革新思想和维新良策，体现光第在国难当头的责任担当和抗侮图强的变革主张。
按清制，拥有上奏权的官员是有限的。其中，在中央是各衙门的堂官（尚书或侍郎）、各军事单位的长官、谏台的言官和皇帝身边的词臣，在地方则为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提督及各八旗驻防长官。而司员士民等中下级官员和一般民众要想上书，则必须通过有上奏权的机构与官员代奏，代奏人还得确保所陈内容无“违悖字样”。无奈官阶为“刑部候补主事”的光第没有直接上奏权，只能通过刑部堂官代奏。因此，光第在条陈的开头和结尾提出请求，“为呈请代奏事”“敬恳堂台披阅，可否转为代奏，以备朝廷采择”“伏乞察核，据情代奏”，一连三次提出“代奏”，可见光第对上书皇帝的迫切。遗憾的是，“条陈呈堂时，各堂官均失色推诿，互相规卸”，代奏条陈之事竟然不了了之。对此，光第惊呼“世道人心颓败已极，可骇可痛”，内心已出离愤怒至极点。
文图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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