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陈三立请诛李鸿章问题
1895年年初，“马关和约”签订，消息传至域内，举国哗然，而陈三立遂有请诛李鸿章的电报（参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上册314-315页）。
陈氏此电的文本，目前仅知载于黄濬（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原文如次：
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惟赐察。三立。[参李开军编《散原精舍诗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下册第1188页]
关于电文的来历及其内涵，黄秋岳云：
……其时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按：张之洞）一电，以马关和约签定，请吁奏诛合肥以谢天下，此电南皮未作覆。当时士议偾腾，主此说至多。散原老人今年八十三，是时年裁四十一，与丁叔雅、谭复生、吴彦复号四公子，风采踔发，物望所归。故其时右铭先生虽开藩直隶，而散老忠愤所迫，不惶顾虑，辄敢以危言劝南皮也。予初未审散老此电命意，故甄录不敢遽及。近读散原精舍文存，自为其尊人右铭先生行状，有云：“马关定约，和议成，府君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历疏利害得失，言甚痛。”观此，则对和约之满，义宁桥梓固一以贯之。行状又言：“其时李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卒不往。”得此一段，不啻兼为散老电下一注解。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於九京，亦无以自解也。信由斯说，则散原当日之愤激自在意中，固卓然可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214页；中华书局2013年李吉奎整理版，上册311-312页。按：黄秋岳所引陈三立《先府君行状》，见《散原精舍文集》卷五）
《花随人圣盦摭忆》
《散原精舍文集》
黄氏援据陈三立《行状》对其父的回忆，以解释陈三立自己请杀李鸿章的用意。以为陈氏之愤激，不在战后，不在李鸿章主持对日和议，不在“不当和而和”；而在战前，在李鸿章未能尽力阻止开战决定，在“不当战而战”。此说以陈证陈，看起来是“内证”，似甚合理，故今人对此电的理解，亦完全为其所笼罩（钱文忠《神州袖手人陈三立》，见《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02-103页）。
但我一直存着疑心。陈三立原先的电报，只是说“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而已，那时他内心真有那么多思虑，觉得李鸿章是“不当战而战”吗？他的《先府君行状》写于1900年，多年后提供的这个“内证”，一定可信吗？他有资格为自己和自己的父亲作证人吗？如果仅有此孤证，又如何证明他没有自我修正、自我掩饰的嫌疑呢？
我对陈宝箴、三立父子的事功文字都不算特别熟悉，故原来仅止于疑，直到我读到郭则沄的一则笔记，益觉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之不足采信、黄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之不足援据。
郭则沄这条笔记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原署“龙顾山人”），系据吴汝纶1895年间致陈宝箴函，讨论两人关于李鸿章问题的争执，并批评陈氏作为清流派的政治表现：
光绪中叶，清流纵横，皆集矢于李文忠。都中流传联语：“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盖“汉奸”二字，久成合肥诨号矣。梁节庵（按：梁鼎芬）在翰林，即以疏劾文忠十可杀左官；安小峰（按：安维峻）侍御以严劾文忠坐谴戍，直声震天下。按其疏乃皆乡曲市井之谈，谓李鸿章子经方为日本国驸马，又有私款八百万两存于该国银行，故袒日不肯主战。由今观之，岂非绝大笑柄乎！陈右铭（按：陈宝箴）中丞于大吏中夙称明达，亦昌言李某可杀。其与吴挚甫（按：吴汝纶）谈北洋事，恶吴不肯附和，斥为权门之孝子顺孙，挚甫抗书抵（诋？）之谓：“……尊论谓不佞以浊流自处，亦殊不然。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某一老布衣，清、浊皆摈弃不载，顷故以“未入流”解嘲也。”又云：“某少孤立，无先达相知攀联，于生平知遇，前惟曾文正，后惟李相，今虽外议籍籍，某诚不能随众波靡为吹毛之讥讪。但已退之人无心富贵，岂复作权门之孝子顺孙哉！若执事因愤恨吾国败辱之耻，积怨李相，无所发洩，而迁怒不佞，则某窃知罪矣。请从此辞。”时挚甫方主讲莲池也。右铭得书愧甚，既引咎切留挚甫，而终龂龂短文忠，谓淮军之败全无戚容，谓关内防守至严，日不敢入，且俄人方代争辽东，无言和自弃理。于中外情形，皆若隔云雾。挚甫复据所见闻者答书力驳之……厥后右铭抚湘，固主变法矣。且以参预戊戌新政获谴矣。曰变法，曰新政，非前此之所谓洋务乎？则衡以清流、浊流，究将何居？大抵当日号明达者，知徇清议而已，清议主战则主战，清议斥李则从而斥李，清议变法则从而言变法，究之是非利害，初无定见。同光人才类此者多矣，右铭贤者，亦复不免。（郭则沄主编《知寒轩谈荟》甲集卷一“陈宝箴、吴汝纶争论洋务”，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101页。按：吴汝纶两函见施培毅、徐寿凯编《吴汝纶全集》“尺牍”卷一，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三册第103－106页）
此条笔记极有价值，我以为可补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所述。其谓陈宝箴当面对李鸿章门下的吴汝纶“昌言李某可杀”，可知陈氏父子敌视李鸿章的态度确是一贯的，陈三立请诛李鸿章之举虽未必即其父授意，但无疑符合其父内心的政治见解，此其一。其谓“厥后右铭抚湘，固主变法矣”，意指陈宝箴对洋务的看法有一个转变过程，他提倡“新政”是在任湖南巡抚之后的事，而在甲午前后，他仍是清流派的一员，此其二。
郭则沄之父郭曾炘曾任军机章京，位近机要，深悉内情，父子相承，其闻见值得重视（此承马忠文提示）。虽则郭氏对清流派或不无门户之见，但他对陈宝箴的观察和论断，我以为仍是足可成立的。在此，还可以再补充若干论据。
就在陈宝箴跟吴汝纶激辩的同一时期，也即甲午战败后，他留下一篇《节录致人书》，论及“马关条约”：
中外议和，莫危于庚申之役。其时乘舆北狩，敌薄都城，发捻纵横，内地糜烂，国势亦岌岌矣。然不过偿兵费、添数口而止，从无赔款至二万万之多，割地至数千里之大，通商内地，任造货物，剥削华人生计，至于如此之毒者也。使当议约之时，有天资忠义、贯穿中外情事者，援英法已事折之，果能慷慨辩论，词气不挠，指陈得失，洞中窾要，亦不难以口舌折冲。乃衰年暮气，神智全昏，观其问答，良足闷损。（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下册1683页；参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上册317-318页）
《陈宝箴集》
由此函可见，陈氏一味指摘和约赔款之巨、割地之广，痛斥李鸿章“神智全昏”，更大言“果能慷慨辩论，词气不挠，指陈得失，洞中窾要，亦不难以口舌折冲”， 这显然跟他与吴汝纶的争辩是相呼应的。在此，完全看不出他有责李鸿章“不当战而战”的意思。
还有，在陈宝箴自己提到的“庚申之役”，即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际，其《与田鼎臣书》有云：
……逆夷不满万人，县军深入，师无后援，已陷绝地，且鳞介之形，不利趋走。若得惯战步卒，犄角相抗，设伏置疑，出奇袭击，彼见援师四集，势必惧而谋归。然后以蒙古铁骑，与津、通应募义兵，四面夹攻，乘其自溃。夷虽狡逞，其能以一甲生还哉！况彼贪我愤，彼骄我忍，彼曲我直，胜负彼己之形，妇孺亦皆共喻。向为和议所牵，以有今日；今则一意用兵，更无犹豫。反败为攻，在此时矣。（《陈宝箴集》，下册1811-1812页）
说英国人“鳞介之形，不利趋走”，自然是鸦片战争时代的陈旧眼光；“夷虽狡逞，其能以一甲生还哉”，更是言大而夸。此时陈宝箴正是三十岁上下，俨然一个“愤青”，可知他对外向来是持冒进态度的。
再看李鸿章这边。在甲午战前，朝中主战的清流派完全占据了上风，上谕对李鸿章也异常严厉：
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着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据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引，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9页）
在这样的压力下，李鸿章还能抗命不战吗？造成这样的压力的，不正是清流派吗？李鸿章不得不战，一战而果然不敌，到了这个时候，却又责他事前不能“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责其“不当战而战”，有罪皆归李鸿章，永远正确陈宝箴，天下有是理乎！
吴汝纶致陈宝箴第二函，有郭则沄未引的一段：
倭事初起，廷议决欲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内意不许。及平壤败后，英、俄两使居间，则劝出二千万。其时清议皆谓李相通倭，业已积毁销骨，李相面告二使谓：“大皇帝决计开战，某系领兵大臣，和议非所与闻，请入都与恭邸（按：恭亲王奕?）议之。”其后议卒不合。……旅顺、威海既失，海军覆没，中国决无能守之望，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去冬已索五万万，今春乃减至二万万。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被刺，倭恐见讥欧洲，兼得割地之益，乃减为此数。（《吴汝纶全集》，第三册104-105页）
由此，很可见李鸿章当时以败军之将谈和的难处。北洋舰队既已全军覆没，中国实无可为战，任人宰割，二亿两赔款，日人心犹未足，中国人固然责备李鸿章丧权，而日本人也批评伊藤博文软弱呢。而陈宝箴以为“不难以口舌折冲”，未免站着说话不腰疼，难怪郭则沄要说他“于中外情形，皆若隔云雾”了。
当日见解尚如此不切实际的陈宝箴，会有“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的非战观念吗？跟他同声同气的陈三立，会有责备李鸿章的“不当战而战”的高见吗？
关于此事，陈寅恪的态度实甚微妙，值得特别留意。
从左至右：陈宝箴、陈三立和陈寅恪
陈寅恪作为义宁的第三代，在回顾其祖、父的事迹时，完整引录了《花随人圣盦摭忆》有关请诛李鸿章一节，接着又引吴永（渔川）《庚子西狩丛谈》（刘治襄笔录）卷四一段：
……公（按：李鸿章）意殆不能无郁郁，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何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又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就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行能负其责？”（按：此据《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所引文本，较通行本有节略）
最后再加上自己的“寅恪案”：
渔川之书可与秋岳之论相印证，但秋岳之论仍有未尽。盖当马关和约成后，凡爱国之人，有是非之心者，无不反对，与先君之“风采绰发，物望所归”无关。况先君挚友、姻亲中梁星海丈（鼎芬）则以劾合肥罢职，文芸阁丈（廷式）则在京为主战派之重要人物，并是力攻合肥之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陈寅恪这些话，对黄秋岳所论虽未直接否定，但显然有所保留。“当马关和约成后，凡爱国之人，有是非之心者，无不反对”云云，似是暗示其父主张杀李鸿章，心理亦同于流俗——黄秋岳也承认，“当时士议偾腾，主此说至多”。至所谓“况先君挚友、姻亲中梁星海丈则以劾合肥罢职，文芸阁丈则在京为主战派之重要人物，并是力攻合肥之人”，更等于承认，陈三立的政治立场，包括对李鸿章的态度，实与清流派的梁鼎芬、文廷式大同小异。
陈寅恪提到了梁鼎芬、文廷式，前引郭则沄的笔记则提到梁鼎芬、安维峻，此皆李鸿章之敌。1884因中法战争事，梁鼎芬指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吴天任《梁鼎芬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5-18页）；1894年甲午战争时期，安维峻先弹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不轨，稍后更直接请杀李鸿章（田凯杰《安维峻年谱》，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24-25页）；同一时期，文廷式也弹劾李鸿章贻误军机[汪叔子《文廷式传略》，《文廷式集》（增订本）附录，中华书局2018年版]。此外，至少还有一位黄体芳（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翰林四谏”），在中法战争时则请杀李鸿章门下的马建忠，稍后又上疏《李鸿章不宜会办海军折》（参《黄体芳先生年谱》，俞天舒原编、潘德宝增订《黄体芳集》，中华书局2018年版，下册720-721、724-725页），亦是“力攻合肥”的悍将。由此观之，陈三立请诛李鸿章，不过步梁鼎芬、黄体芳、安维峻、文廷式辈后尘，亦属于清流派群体的惯招，何曾有什么责其“不当战而战”的迂曲之见呢！更别忘了，陈三立发电报的对象是张之洞，也是清流派的巨头啊。
当“马关条约”签定，在京的文廷式犹联系朝士，力求挽回。他后来自述：
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于是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闻尘偶记》，《文廷式集》第三册，1129-1130页）
又记同一事云：
乙未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所议条约到京，天忽大风，黄雾四塞。先后十余日天皆霁朗，是日独见此异，天之示警深矣，抑祖宗之灵有余恫邪？……人情之纷扰异常，可知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之干犯众怒矣。（《琴风余谭》，《文廷式集》第三册第1185页）
以此观之，陈三立以为李鸿章可杀，与文廷式们坚拒和约的态度相呼应，当系出于同一氛围、同一语境、同一心理（有关封疆大吏、官员及举人上书请拒和约的详细情形，可参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第一章““公车上书”考证补”，三联书店2011年版），并不包含特殊的深意。
前引《庚子西狩丛谈》中李鸿章谈话，接着还有下文，陈寅恪在另一处亦引之：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
李鸿章说官员不在位时“遇事弹纠，放言高论”，在其位时“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 显然是针对清流派而言，陈寅恪更认为即指张之洞[《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而这个批评，放到陈氏父子身上也同样合适。
当甲午之际，陈宝箴仍是清流派群体的一员，其父子对李鸿章的仇视，乃至于杀气腾腾，也属于清流派的政见、党见、偏见。要等到此后陈宝箴为湖南巡抚，独当一面，不离实务，始知空言之不足凭，洋务之不可缓。
事实上，正是由于甲午战败，中国人对日本国情及军力的了解，对引入西式制度的认识，才有一个彻底转变；而在此之前，仍昧于知彼，勇于言战，故不能谅解当政者的难处。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序》有云：
及东事之兴，举国人皆轻日本之小国，贸然兴戎，遂致败辱，则太不察邻国，误轻小邦之所由也。（据姜义华、张荣华编《日本变政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又，务实开明的官员袁昶私下曾戏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值白银二亿两，理由是：
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布，令彼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据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引黄遵宪从弟黄遵庚回忆，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版，368页；参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268页、280页）
有学问的文廷式、张謇尚且如是，一般国人更不必说。而陈氏父子当时亦不过“泯然众人”而已。故陈三立请诛李鸿章之举，并不比一般“吃瓜群众”更高明，无非就是以为日本区区小夷，李鸿章竟败而辱国在先，和而卖国在后，是国人皆曰可杀矣。
陈宝箴、三立父子无疑是忧国忧民者，却并非先知先觉者，他们后来在湖南有大力改革的举措，绝不等于他们向来如此。在对外关系与对内改革的认知方面，他们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只因他们后来以戊戌事变连带被贬，世人对其印象乃定格为变法者，而这样一来，就遮蔽了他们早年的清流派形象。——当时极力主战的张謇，深得翁同龢赏拔，亦是清流派的新秀，而他以后专注于“实业救国”，终以实业家兼立宪派的形象为世所熟知。其角色之转变，亦近于陈氏父子（此承严晓星提示）。
具体就甲午战争来说，陈三立身处时世之中，当传闻混乱之际，本不容易定是非、论功罪；且其父子身在清流派阵营，不免于党同伐异，出言有失，行事不当，亦不足为奇。及至时过境迁，他对甲午之战及和约的认识当有修正，领悟战不可恃、和不可免，则有意无意之间，自不免要为其父的言行有所弥缝，同时也是为自己的言行有所弥缝。故他的《先府君行状》只能代表其父子经历了湖南“新政”之后的思想状态，多少是以后见之明来掩饰前事之非。
如此，陈三立本是“子为父隐”，而黄秋岳复援引其说，为陈三立本人圆场，则不免少所辩、轻于信了。黄氏在数十年后回看甲午之战，自然洞若观火，他实际上是将当年局中的义宁公子当作了事后诸葛亮，可谓历史认识的“时代错置”。
不过，黄秋岳的理解虽不能符合陈宝箴父子在甲午时的原意，但他的说辞本身，即甲午之战的策略错误“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其意却颇可取。更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对历史上和战的见解，也跟黄氏颇相呼应。陈氏1932年《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有云：
……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国。[《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参《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126-130页]
《陈寅恪诗笺释》
此处说明朝对清人“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跟“不在于不当和而和”的史识是消息相通的。
不仅如是，面对自身所处的时势，陈寅恪也曾有近乎“不当战而战”的看法。在抗战初期，陈氏甚觉悲观，有“孤注方看博死休”“万里乾坤孤注尽”的诗句，对蒋介石的政策表示不满[参《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上册第157-162页]；这个“孤注”的修辞，表面上略同于陈三立指责李鸿章的“悬孤注戏付一掷”，但如前所述，当甲午时，决意要“悬孤注戏付一掷”的并非李鸿章，而恰是包括陈宝箴、三立父子在内的清流派。则陈寅恪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实近于李鸿章，而违于其祖其父了。
附记
苏东坡有笔记云：
仆尝梦见一人，云是杜子美，谓仆：“世多误会予诗。《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也。”此理甚近，然子美死近四百年，犹不忘诗，区区自明其意者，此真书生习气也。（《东坡题跋》卷二“记子美八阵图诗”）
杜甫一介穷诗人，在军事政治上的见解似不高明，诗中恐无此深意，此当是东坡下意识地为他求得圆通之说。而黄秋岳之于陈三立，也正同于东坡之于老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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